体育考古学揭示的多样传统体育文化生态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在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诸如自然环境、科学技术、社会组织和价值取向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是社会和文化的主体，但人又是社会条件和文化条件的产物，故而人又是社会文化的客体。由于文化的可操作性，所以不同的文化生态环境，会产生出不同功能、不同属性和不同价值取向的民族体育文化形态。

华夏文明中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产生起就处在一个半封闭的地理环境之中。同时，在这一半封闭的环境之中，又因广阔的地理条件和民族习俗的差异而产生出不同的文化类型。历史证明，不同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适应不同的环境而产生的多种不同文化要素的整合，这种整合代表着一个特殊的时间顺序和发展水平，表示着各种民族体育文化之间的本质的差别。如我国东周时代形成的楚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秦文化和三晋文化等。在这种不同文化的类型中，可能包含或可派生出不同类型的反映不同时空系统的民族体育文化形态。譬如我国的“滇人”体育文化，近邻巴蜀文化，考古学上属西南区系，发现的青铜器是“滇”人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滇”人的体育文化形态，不论是在铜雕，还是在铜刻上，都得到了充分反映。前述云南江川李家山墓出土铜鼓上的磨秋图，其形式应属西南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典型的秋千类型，至今在云南彝、傣族过年时还举行。相对而言，这种西南地区流行的秋千形式，在考古资料中却罕见于其他的文化区。这种区别可以说是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因其历史文化特点的差异而造成的。而这一点在体育考古学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形态的研究中，表现得更为明晰。(www.xing528.com)

再如，西汉初年黄老学说的盛行对当时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对当时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也影响较大。像出土于长沙马王堆西汉墓的著名的《导引图》，其体现出的哲理、医理、气功养生理论和实用功法等，就受到了黄老之学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这幅“导引图”中所描绘的44个人物，所表达的每个术式、画面纵横向的构成等，基本上体现了与阴阳、五行和四时五方的关系。图中不少术式还具有典型的仿生意义：如仿鸟类动作有“信”（通中，鸟中之意）、“鹞北”（鹞背）、“鹤潭”等；仿兽类有“熊径”等。此外，湖南省博物馆还藏有三面宋代气功纹铜镜，这类铜镜验证了我国古代“日取于逆，月取于望”的说法，即阴历每月初三日和阴历每月月圆时三日，面对旭日和圆月，用喉头吸气三十四口，称为“采日精，嗡（吸）月华法”。《云笼七签》曰：“长生之道在于行气，灵龟以长存，服气也。”《洗髓经》中也说：“龟蛇麋与鹿，食少而服气，乃得享长年。”这就是“蛇行气”“龟行气”等仿生功中的功法。因此，传统文化的积淀，不仅对我国武术流派的形成、太极拳的发展和深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为传统保健养生这一民族传统体育形式所汲取，使我国古代体育养生文化既含有医疗保健功能，又使医疗保健兼容了行气导引之术。以致我国古代那种勇猛激烈而富有尚武精神的民族体育文化形态，在我国中世纪退居于次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