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考古研究：体育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包括汉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内的，融合多种民族体育文化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是各民族传统的养生、健身和娱乐体育活动的总称。民族传统体育源远流长，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因而追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历史形态，尤其是在古代体育发展历史上的演化轨迹，就成为民族传统体育考古研究的主要任务。

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探讨相关的考古学研究，在我国有三个阶段，而体育考古学的出现和应用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出现的。

第一阶段是1949年以前。包括传统体育文化在内的民族考古学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末，当时的教育部长蔡元培，引进西学，在《美术的起源》中提出自己的看法：“考究人类最早的美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古代未开化民族所造的，是古物学的材料。二是现代未开化民族所造的，是人类学的材料。包括动静两类，古物学是偏于静的，且往往有脱节处，不是借助于人类学不容易了解。所以考究美术的原始要用现代未开化民族的作品做主要材料。”这一卓识远见，至今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体育考古研究中还有积极的意义。

但是，大量研究的开始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1941年吕思勉在《先秦史》中用高山族、苗族制陶花纹研究良渚文化；1947年翦伯赞用澳洲民族资料说明北京人、山顶洞人；岑仲勉认为考古、民族结合是重要方法，否则研究工作将成为无源之水。此外，郭沫若、凌纯声等也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台湾学者，取得了很大成就。

第二阶段是50年代至60年代。这一阶段为其初步发展阶段。林惠详在闽台地区用高山族资料解释有肩石斧，用南洋土著资料说明雷公斧；冯汉骥利用西南民族资料研究云南石寨山青铜器文化；汪宇生利用民族学资料研究武艺器械等。这些研究都与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分析有很大关系。这些成果说明考古学需要民族学，民族学也需要考古学。同时也说明考古学需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也需要考古学。

第三阶段是从1976年至今。这一阶段我国考古学有很大发展，队伍不断壮大，发掘多，出版物也多，这是传统考古有生命力的表现，出现了地震考古、科技考古、神话考古、体育考古等研究，而与体育考古相关的民族考古研究的课题也增多了，可以说凡涉及民族考古的课题，都或多或少地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有着一定关系。

由此看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体育考古学研究是随着民族考古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体育考古学与民族考古学既是两个学科的渗透，又是考古学发展的产物。(www.xing528.com)

如上所述，体育考古学应用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是随着民族考古学的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考古研究作为体育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体育文化研究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体育考古学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都是历史科学和体育科学发展的产物，由于它们有着许多共同研究的课题，使两者关系极为密切，因而它们的结合理所当然地成为考古学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从体育考古学的角度进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取得了许多新成就，研究方法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有两项：一是尽可能地利用自然科学和技术武装自己，不断增加认识客观事物的手段；二是把体育考古学和民族体育学结合起来，引进民族体育学方法来扩大和充实体育考古领域，或者利用体育考古学方法去加强和充实民族体育学研究。

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考古研究中，有两个值得重视的方面：一方面是有些历史上的民族早已消失了，留下了明显的传统体育文化的考古遗迹，这是比较好办的；但是有些民族曾在历史舞台上十分活跃，现在却没有发现它们的确凿足迹，或者虽然已经发现了也不为考古学家们所认识，这是体育考古学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亟待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有些现代民族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汉文记载又缺乏，往往只能追溯几百年的历史，再往前就茫然无踪了，这是民族体育学、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史面临的艰巨课题。至于体育考古发现的各种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器械和其他文化现象，由于残缺不全，本身不会说话，而现存的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相关的文物比较系统、完整，附有生动的情节，堪称“活化石”，这也要求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从体育考古学的角度去阐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问题。

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中，需要体育考古学的支持，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以往，有些进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的学者，往往满足于民族现象的记录和研究，在探索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来源上只侧重引经据典，从文献中找答案，这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应该和体育考古资料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扩大视野，根据大量资料阐明现代诸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昨天和前天，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是不可能脱离体育考古学的。

由此看出，交叉学科的结合，是现代研究工作的特点，大势所趋。以中国民族传统体育中的秋千项目为例，在考古资料中，北方地区所见的是传统的前后摆动的“荡秋”，而南方和西南地区所发现的则是双人玩的“扁担秋”和形如轮胎转动的“轮秋”，这些秋千形式不同，但又有相似之处，表明各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的秋千既有自己的源头，又互相影响。同时，民族体育学资料中的不同形式的秋千，有不同的来源，有不同的传说，有不同的寓意。这个例证说明体育考古学、民族体育学是互补的。

体育考古学应该是考古学的一种新的分支学科。而利用体育考古学进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则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从考古学和民族体育学两方面来讲，体育考古学既是这两种学科的结合，又是一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它是从解决体育考古问题出发，进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调查，考察现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形式、规则、社会组织等各种功能，进而经过研究得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规律的结论，然后与相关体育考古学资料相比较，进行科学验证，再现体育考古对象的本来面貌。不难看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考古研究是以体育考古为主，所以应该突出体育考古学。这种研究在国内外不少国家的相关研究中都看作是体育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上说，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考古研究列为体育考古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顺理成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