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城市的考古发现及其意义

（一）汉代的城市

西汉的城市，数量较战国大增。据统计，西汉末县级以上城市有1587个；考古发现的汉代城址九十余处，主要是西汉城。许多由东周延续下来的城市，仍是各地的经济文化中心。临淄、洛阳、宛与新兴的长安、成都等，都是当时全国性的大都市。这时期，城市的经济作用较前增强。至东汉，由于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城市地位下降，数量、规模都不如西汉。

1.西汉长安

（1）长安城的修建过程

汉长安，是刘邦灭项羽后兴建的一座都城。此城的兴建，可分三个阶段。

汉高祖五年，萧何将秦的离宫——兴乐宫改建为长乐宫，费时两年。随后在长乐宫西建未央宫，两宫之间建武库。

未央宫建成后五年，即惠帝元年始筑城墙，五年完成。筑城劳力，除征调徒隶二万多人外，又两次征发周围六百里内男女劳力，每次十四万多人。并修建了东市、西市。

武帝时期，修建了明光宫、桂宫和城西的建章宫，增修了北宫；将盩厔以东、宜春以西、南达终南山，广纵数十至百公里的大片土地辟为上林苑，苑内建离宫别馆；发卒数万人开凿由长安至华阴的漕渠；开明渠引泬水入城；在城西南上林苑中开凿昆明池。昆明池故址在今丰河，细柳的北侧，面积约10平方公里，池西有导丰水入池的人工河，池东引出昆明渠注入泬水、沟通漕渠。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武帝修建昆明池是为征服西南夷训练水军仿滇池而开凿的。但从实际作用看，应是为解决城市供水和漕渠水源而建的水库。当然也是供皇帝游乐的风景区，池周宫观环列，水中有岛，岛上的台观遗址犹存。据记载，当年这里绿树掩映，景色极佳。

经过武帝兴建，长安规模大体具备。后来，王莽在城南兴建了明堂辟雍、宗庙、社稷等巨型建筑。

（2）长安城的布局

①城墙、城门、街道

长安由于先建宫殿，后筑城墙，故城墙多曲折。经勘查，墙基厚12—16米，高12米以上，东墙长5940米、南墙长6250米、西墙长4450米、北墙长5950米，全用黄土筑成。城外有宽约8米、深3米的城壕围绕。

城的四面各开三门。十二个城门的位置已经探出，并发掘了西墙中部的直城门、东墙南北两端的霸城门和宣平门、南墙中部的西安门。各城门都有三个门道，门道阙口宽8米，两边排列柱础，立柱之上原有木构门楼建筑，两排立柱之间的门道宽6米。在霸城门内发现车轨遗迹，宽1.5米，每个门道正好容纳四个车轨，三个门道容十二轨，与文记载相符。

除霸城门、复盎门、西安门、章城门有专通长乐、未央宫的短街外，其余八门各有一条大街通入城内。街宽45米左右，最长者5500米，最短的850米，其余多在3300米左右。各大街均被两条排水沟分为平行的三条路，各通一个城门洞；中间一条是皇帝专用的驰道，宽20米，两边的旁道各宽12米。排水沟宽90厘米，深45厘米，与城门下的排水涵洞相通。另外还在城墙下埋设陶水管泄水。

②宫殿与武库

长安城内有未央、长乐、桂宫、北宫、明光宫五大宫殿。未央宫在城西南部，平面方形，面积5平方公里，约占长安总面积的七分之一；四面各有一门。据记载，宫内主要建筑有前殿、宣室殿、清凉殿、麒麟殿、金华殿、承明殿、椒房殿、昭阳殿、柏梁台、天禄阁、石渠阁等。其中皇帝处理朝政的未央前殿台基尚存，南北长350米，东西宽200米，北高南低，北端最高处约15米。长乐宫在东南部，又称东宫，汉初皇帝在这里处理朝政，惠帝以后为太后住所，面积6平方公里，约占长安城总面积的六分之一；四面各开一门。宫内主要建筑有前殿、临华殿、长信殿、长秋殿、永寿殿、神仙殿、永昌殿和钟室等。桂宫在未央宫北靠近西城墙，平面长方形，东西宽880米、南北长1800米。北宫、明光宫尚未探清，位置分别在未央、明光宫之北。城西的建章宫周垣尚未探明，但其范围大体可知，宫内的太液池遗迹尚存，池北发现巨型石鱼，与记载相符。

武库遗址为长方形，东西长710米、南北宽322米，周有围墙，中部被一道墙隔为东西二区，内有库房遗址七处。经过发掘的1号房址，长197米、宽24.2米。7号房址东西长190米、南北宽45.7米，墙厚6.5米，分为四大间，隔墙各有二门相通；每间南北对开四门，内有墙垛四堵，墙垛周围布列着兵器架柱础石。库址出土的铜铁兵器有刀、剑、矛、戟、镞和铁铠甲等，主要是铁兵器。库址遗有很多炭灰，估计这座武库毁于王莽末年的战火。

③市与里闾

长安有东、西九市，位于城西北角横门大街两侧。据调查，在相当于九市的范围内，有陶俑和铸钱作坊，传世又有“长安市造”乘舆铜钟，说明市内除有商业活动外，还设有各种手工业作坊。

城内居民区以里为单位，据《三辅黄图》记载，长安有一百六十个里。一个里相当于市的四分之一，一市“方二百六十六步”，则一里面积是相当小的。这一百六十个里大概主要集中在靠近北城墙的小片地段内，西晋潘丘在《西征赋》中曾述及宣平门内的许多里名。未央宫北又有“北阙甲第”，是权贵人物的宅舍。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长安“户八万八百，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这么多的人户，一百六十个里是容纳不下的。据记载，城西有“柳市”，安门南有“会市”，今在城址北墙外，发现西汉文化堆积，可见绝大部分居民是住在城外的。

（3）礼制建筑

1958—1960年在汉长安城南郊发现并发掘了王莽的明堂、辟雍、宗庙、社稷遗址。

所谓明堂，原为周天子太庙，是祭祖、朝诸侯、颁朔发布政令之所。辟雍即太学，因外绕环形水沟如璧而得名，是“行礼乐、宣教化”，教育贵族子弟的学校。战国、秦、汉最高统治者都在宫内发布政令，未曾建造明堂，然而战国、汉儒都把它当作周道的象征而推崇。王莽为改制篡权制造舆论准备，于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兴建明堂、辟雍。遗址已全部揭露出来。这个遗址外为环形水沟，水沟圈内是座方形围墙，每边长235米，四边各开一门；围墙内四隅有曲尺形配房，正中一座直径62米、高1.6米的圆形夯土台，台上一座亚字形中心建筑。这座建筑正中为太室，太室四边是外向的四室，每室有左右房；室前有堂，堂左右有夹室，正是四向五室的结构。这一结构与《吕氏春秋·十二纪》有关明堂的记载相同。

围墙四门遗迹尚存，门道中有木门槛痕迹，两边有门房建筑，各为前后室，即内外门塾。门道和门塾之上原来有门楼建筑。

围墙外的环水直径368米，沟宽2米、深1.8米，有小水沟与西来的河渠相通。环水和圆形台基是辟雍的建筑特点。交朝堂、辟雍建为一体，正是汉儒的主张。

明堂之西有一个与之同时的大型建筑群，有十二座建筑台基。其中十一座台基在边长约1400米的方形围墙内，一座在南墙外正中，每座台基又有小围墙围绕。据《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九庙在“金水之南，明堂之西”，这个建筑群正当其位，是王莽的宗庙无疑。遗迹表明，宗庙建筑亦为亚字形的四向五室结构，除方形台基和无环水外，与明堂基本相同。庙园四面各开一门，门楼用四神瓦当：东门青龙，西门白虎，南门朱雀，北门玄武。

王莽建宗庙是在地皇元年至三年（公元20—22年），正是农民起义高涨、王莽新朝行将倾覆之时，他企图借建宗庙显示有“自安能建万世之基”的能力，达到平息起义，维护统治之目的。但事与愿违，宗庙建成后仅一年多，新莽政权就被推翻了。

九庙之西又有一个与之隔道相望的同时建筑，周有方形围墙，墙内除东北部一座长方形土台，再无建筑遗迹，制度与文献中的社稷相符。《周礼·大司徒》：“设其社稷之所，而树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因以树木为社稷之神，故不需庙堂建筑。而这个建筑遗址，也正缺少庙堂遗迹，位置符合“左祖右社”之制，故知是王莽修建的官社、官稷。

（二）东汉洛阳城

公元25年刘秀做了皇帝，定都洛阳。此城后被曹魏、西晋、北魏沿用，故又称汉魏洛阳城，故址在今洛阳市东15公里，坐落在成周故址之上。城内遗迹保存较差，南城墙也被洛河冲毁，但布局大体可知。

文献记载，洛阳城南北长九里，东西宽六里，有十二城门、二十四街，重要建筑有南宫、北宫、永安宫、濯龙园、武库、太仓和金市等。城南有明堂、辟雍、灵台、太学。东、西、北面的城墙遗迹尚存，现存长度：东城墙3862米、西城墙3811米、北城墙2600米。根据实测数据结合文献记载推算，全城周长约13000米，总面积约9.5平方公里。东、西、北三面的城门都已找到，东、西城墙各有三门，北城墙二门，与记载相同。南城墙有四门，其位置可由城内的街道遗迹推定。各城门都有三个门道。

城内的大街都通向城门，宽40米左右，路面也分三道，中间为御道。各大街纵横交叉分为24段，与“二十四街”的记载符合。

宫殿主要有南宫、北宫。初，光武居南宫，明帝建起北宫后迁入居住。两宫遗迹尚未发现，其位置及范围根据城门与街道分布情况分析，应在实测图的中东门大道南北、其他街道未贯通的中部空地上。太仓、武库在城东北角，其他如永安宫、濯龙园、金市等的位置，据文献记载也大致确定。实测图表明，城内主要是宫殿、太仓、武库、园林、市、官府和贵族官吏的宅舍，留给一般平民居住的地方非常有限，他们的绝大多数应住在城外，洛阳城东有马市，城南有南市可以证明。

城南的明堂、辟雍、太学、灵台遗址已经查明，并进行了部分发掘。太学遗址在今太学村附近，平面长方形，常有汉、魏石经残石出土。

（三）两汉都城的特点及其变化

1.长安、洛阳的宫殿区所占面积较战国大为增加，并分散为几个独立的建筑群，与居民里闾同置于一个大城圈内；居民大都住在城外。这种情况说明传统的城郭制度已经破坏。

2.在布局上，从西汉到东汉也有变化。长安保留着周代前朝后市的遗制，而洛阳不受周制影响；长安的宫殿向城的南部集中，东汉洛阳的南、北宫则在城的中部作前后布置，显露出按中轴线布局的萌芽；东汉洛阳把明堂、辟雍、社稷、灵台、太学建在城南正面，南城墙并开四门，表明都城规划开始强调正前面的布局。由上可见，汉代都城的规划尚未定制，正在改进之中，并开始向北魏洛阳乃至隋唐都城那种有固定格式的布局演变。

（四）汉代的墓葬

1.族葬的变化

（1）“族坟墓”的破坏和家族茔地的出现

传统的“族坟墓”制度在汉初还有保留，中期以后被家族茔地取代。这时期，随着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墓地由公有变为私有，其标志是墓地的买卖。清道光年间，四川巴县发现西汉宣帝时期的《杨两（量）买山刻石》一块，文为：

“地节二年囸月，巴州民杨两（量）买山，值钱千百，作业示子孙，永保毋替”。

可见墓地的买卖在西汉中期确已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尽量购买好的田地作为茔地，这就使一些地位、财力接近的人多聚葬在一个墓地内，而那些血缘关系较近的宗族则因贫富悬殊而不能使用同一个墓地，贫者只能选择廉价的低洼地埋葬，于是形成了一个个的家族茔地。

墓葬的这一变化，在洛阳地区比较明显。如：洛阳汉河南县城西北涧河西岸的洼地，是西汉后期到东汉的贫民墓地，而城北、东北的金谷园和烧沟，则是西汉中期以后地主和下级官吏的葬地。每个墓地都分为很多组群，一个组群就是一个家族茔地。例如烧沟墓地东南角部分的墓葬，就分别是郭、吴、商、赵、章、宾、尹等姓氏的家族茔地。这些墓葬没有相互叠压、扰乱现象，说明它们在相当接近的时间内出现而并存。

（2）东汉的大家庭茔地和家族墓

东汉，随着世家豪族的兴起，一些延续数百年的大家族茔地出现了。如河北无极汉至北魏的甄氏茔地，有带封土堆的大墓三十六座，茔城东西、南北各约四五华里。陕西潼关吊桥东汉太尉杨震及其子孙的墓地，有东西并列的七座大墓，周有垣墙围绕，东西167.1米、南北106米，规模也相当大。

一墓埋葬数代人的现象，逐渐流行起来。这种墓主要存在于黄河流域和四川地区。埋葬方式，除后室放置夫妇双棺或三棺外，有的在前室置棺，更多的是增建侧室放棺。陕县刘家渠发现的44座东汉墓，就有20座建有侧室，其中M158有侧室一个，共葬六人；M3有侧室三个，至少葬八人。四川地区的崖洞墓，也往往埋葬好几代人，如成都天迴山的M3有石棺2、陶棺11，至少有三代人。此类墓显然是在庄园经济发展和世家豪族兴起后，家族关系强化的产物。

2.西汉墓

（1）分类与分期

迄今发掘的西汉墓，上起王陵，下至低级官吏、地主、贫民墓都有，而以后几种人的墓最多。根据发现情况，大致可分为五类：甲类，相当于皇帝和诸侯王墓；乙类，列侯墓；丙类，相当于关内侯至五大夫爵或秩二千石至六百石官的墓；丁类，是八级爵公乘或秩四百石以下低级官和一般地主的墓；戊类，贫苦平民墓。

①甲类墓

西汉十一帝陵，除文帝霸陵在今西安市东郊、宣帝杜陵在西安东南郊外，其余均在渭北咸阳原上。经勘查，渭北九陵已经确认，其位置与《三辅黄图》《水经注》《汉书》臣赞注、《元和郡县志》的记载相同。

诸陵除文帝霸陵“因山为陵”不起坟堆外，都有巨大的覆斗形封土堆，以武帝茂陵最大，每边长230米，高46.5米；其他略小，一般边长150—200米，高30米左右。陵园平面方形，周绕围墙，每边正中开一门，门道两侧有左右塾和左右配廊。陵园内及陵区散布着西汉建筑遗迹，有的规模较大，大概是寝殿、便殿、原庙之属。帝陵附近还有后陵、大臣陪葬墓、陵邑等。后陵在帝陵近旁，与帝陵同园或异园，坟丘形状与帝陵相同而略小。帝陵、后陵附近有从葬坑，坑内埋马、羊、猪、狗、鸡、鹅、大熊猫、犀牛、鹤等禽兽及陶俑、陶罐等。陪葬墓都在帝陵东或东北，规模宏大，埋葬丰厚。为守奉陵寝，从汉高祖到宣帝都在陵旁置县邑。长陵邑、安陵邑已探出，均在陵园北面。

帝陵尚未发掘。据《汉书·霍光传》记载，葬具有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外藏椁等。这套葬具屡在诸侯王墓内发现，说明天子葬制也适用于诸侯王。

诸侯王墓有题凑墓和大型崖洞墓两种。

A．题凑墓

“黄肠题凑”，《汉书·霍光传》苏林注曰：“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向内，故曰题凑。”“黄肠题凑”首见于1974年发掘的北京大葆台汉墓。此墓有一个用长90厘米的柏枋木叠垒构成的大型墓室，前壁留门，枋木头皆向室内，与苏林所说相同。以后在河北省的定县和石家庄市、湖南长沙、江苏高邮发现数座，其中以长沙象鼻嘴M1的墓室结构比较典型。

象鼻嘴M1是文景时期的墓葬，埋葬的可能是吴氏长沙王吴著（公元前157年卒）。墓室结构复杂，包括甬道、题凑、内外椁、内外回廊、前室、后室等部分。题凑用908根枋木叠垒成。题凑内置外椁和内椁。两椁的前壁正中设门，与甬道相通。两门之间是前室，两侧有门通外回廊，内置漆钫、漆盒、陶鼎、陶编钟、陶豆、陶瓮等宴饮器具。外回廊夹在内外椁之间，隔为相互贯通的十二个小间，内置漆器、陶器、漆甲、泥半两等。内椁中部是冂形后室，内置套棺。后室壁与内椁壁之间为内回廊，隔为7间，内有漆器、陶器、硬陶器、泥“郢爰”、竹笥、丝织物等。内外回廊隔为若干小间亦见于长沙陡壁山M1、江苏高邮天山M1，后一墓小间的门扇和板壁上有“中府”“食官”朱书题记，说明这类墓是仿地上宫室建造的：前室是宴饮的厅堂，后室是寝，内外回廊是王宫的府库和食官居处。从葬制上分析，内外回廊应是外藏椁，后室当是便房。

西汉中期，题凑墓发生了变化。河北定县汉墓M40，是死于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的中山怀王刘修之墓。此墓的外藏椁变为三个窄长方形椁室，顺向并列于题凑之前，内置车马、偶车马、陶器等，平面布局与带耳室的砖室墓相似，显然受了砖室墓的影响。

B．崖洞墓

这种墓在河北满城、山东曲阜和巨野、江苏徐州都有发现。结构基本相同。其中满城陵山M1、M2保存最好。二墓南北并列，M1多出“中山内府”“中山府”铜器，铜器、漆器铭文纪年都在三十年以上，推测墓主是死于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的中山靖王刘胜，M2是其妻窦绾之墓。M1全长51.7米，最宽处37.5米，最高6.8米，容积2700立方米，M2较晚，容积3000立方米。两墓结构相同，有墓道、甬道、南北耳室、前室、后室，室内凿有排水沟和渗水井，M1后室有回廊。耳室在甬道两侧，一放车马，一放陶器。甬道之后为宽大的前室，里面有坍塌的瓦顶木屋和铜器、陶器、石俑等。后室建有石板屋。石层有门、门道、主室和侧室；主室置一棺一椁，死者身着金镂玉衣，发现时棺椁、尸体均朽；侧室内有青铜沐盘、盛水铜罍、铜熏炉、铜灯等，应是沐浴更衣之处。全墓结构，更像地上的宫室宅院。这种墓尽管与题凑墓有许多不同，但有共通之处。如，耳室是仓、厨、车马厩，作用相当于题凑墓的外回廊，实属外藏椁；前室的瓦顶木屋为厅堂，后室的石屋是寝，作用与题凑墓的前后室相同。然而崖洞墓终究是新型墓葬，它改变了高层贵族的棺椁制度，表明葬俗发生了变化。

②乙类墓

西汉列侯的葬制，没有确切记载，一般根据出土的文字资料、印章和有无玉衣识别列侯墓。而玉衣的使用，一般在文帝之后，通行于西汉中期以后，用金镂、银镂还有铜镂尚无定式，因此确定西汉列侯墓，特别是西汉前期的列侯墓，还需注意其他因素。

此类墓以长沙马王堆轪侯家族墓的M1、M3保存最好。M2被盗，出“利苍”“轪侯之印”、“长沙丞相”印章三方，知是轪利苍之墓。利苍于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封于轪（今河南光县），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去世，生前任吴氏长沙丞相。M1葬的是其妻辛追，尸体保存完好，年龄约五十岁左右；随葬的陶罐上有“轪侯家丞”封泥，漆器上有“轪侯家”题记。M3据考证是第二代轪侯利之墓。三墓都有高大的封土堆和斜坡墓道；木椁二层，有头、足、左、右四个椁箱。M2、M3用三棺。M1用四棺；外为黑漆素棺；第二层是黑地彩绘棺，绘有复杂多变的云气纹，其间插绘形态生动的神怪和禽兽；第三层是朱地彩绘棺，绘有龙、虎、朱雀、鹿、仙人等；内棺外髹黑漆，铺贴羽毛贴花绢和绒圈锦，上覆帛画一件。M3的内棺也铺贴以绒圈锦为边饰的绣花丝织品，覆帛画一件。

M1、M3出土了大量的漆器、陶器、食品、纺织品、乐器、兵器、木俑和“遣策”“帛书”“帛画”等，极为丰富。M3出土的“帛书”有《老子》《易经》《战国纵横家书》及天文、医学、相马、地图等书二十余种，十二万多字，另外还有《导引图》等。据遣策记载，M1随葬的礼器有大牢九鼎、大牢七鼎各一套，羞鼎三套八件，实出漆鼎七件、陶鼎六件，说明遣策登记的内容未全部入葬。礼器的基本组合是鼎、盒、壶（钟）、钫、盘、匜。

如果说马王堆三墓沿袭了东周葬制，那么下述三墓则是另一种情况。

安徽阜阳双古堆汝阴侯墓，墓主可能是死于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6年）的夏侯灶。此墓有斜坡墓道，椁室早年遭到破坏，但可看出其结构与扬州甘泉山西汉晚期的“妾莫书”墓相同。莫书墓出琉璃衣片近六百片，属于列侯等级；有两重木椁，两椁前壁设门；外椁长7米、宽4.5米，内部分为前室、内椁、回廊三部分，回廊隔为六个小间；内椁置棺。整个结构与长沙象鼻嘴M1题凑内的中间部分相似。夏侯灶墓的回廊不隔间，与莫书墓仅此不同。

长沙徐家湾M401，是座西汉后期的大型木椁墓，出“杨主家盘”“长沙王后家盘”题记的漆盘和“刘骄”龟钮银印，估计刘骄是刘姓长沙王之子，地位相当于列侯。此墓分为前后两部分，后部是正藏椁，内置棺和青铜器等；前部左右并置二外藏椁，内置陶器、木偶车、漆器等。其平面布局与河北定县的西汉中山王墓相似，仅规模较小，缺少题凑而已。

这几座墓的椁制与马王堆三墓有明显不同，与题凑墓存在着等级关系，应属汉制。

③丙类墓

这类墓主要是木椁墓，西汉晚期出现了部分砖室墓。

A．西汉早期：湖北江陵凤凰山M168、M10各出“告地策”竹、木牍一件，明载其身份为五大夫。M168的竹牍文为：

十三年五月庚辰，江陵丞敢告地下丞：市阳五大夫遂自言与大奴良等廿八人、大婢益等十八人、轺车二乘、牛车一辆、驷马四匹、骑马四匹，可令吏以从事敢告主。

这是地上官吏发给地下官吏的文书，上面说明死者的籍贯、爵位、名字及随身的车、骑、奴婢和发送时间。西汉前期的纪年超过十三年者，只有汉文帝初元（共十六年），故知该墓是文帝十三年的。此人有爵无职，可能是文帝发布鬻爵令后出粟买得的爵位。

该墓规模较大，有斜坡墓道，葬具一椁二棺；椁长4.29米、宽3.14米、深1.55米。椁室分头箱、边箱、棺室三部分，棺室与头箱、边箱之间有门窗相通，亦象征地上宅室结构。内棺密封，出男尸一具，年龄五十五岁左右，体重52.5公斤，浸泡在绛红色的棺液中，保存程度超过马王堆M1的女尸。经初步鉴定，棺液中有半透明的磷酸铵镁白色结晶体，及朱砂、黑豆等，性偏碱，与马王堆M1棺液呈弱酸性不同。由于棺液具有防腐功能，加上密封，所以尸身至今不坏。马王堆M1与此墓古尸的发现，为研究我国古代医学、化学、防腐技术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这座墓内的随葬品：各种漆器有一百六十多件；陶器有罐、缶、壶、盘、釜、甑、盂、灶、仓等；木器有俑、马车、牛车、船等；文具有毛笔、砚、墨、牍、铜削等；其他尚有各种食品、天平横杆、砝码、算筹、铜镜、铜、玉璧、玉印、半两钱及“遣策”“告地策”等。其中木车马在头箱内排成一个出行场面，前以二骑开道，接着是四马安车一乘、二从骑、轺车一辆，在车马之间簇拥着数十个木俑，内容与“告地策”的记载相同。

M10的墓主张偃死于景帝四年（公元前153年）。据出土的木牍文字看，他是个任乡官的一般地主，并有经商活动。可见他的五大夫爵也是买来的。墓的规模很小，椁长仅2.9米。椁室也分头箱、边箱、棺室三部分，使用单棺。随葬物品56件，另有竹简170枚、木牍6枚。

湖北云梦睡虎地大方头M1也属丙类墓，椁制与前二墓相同单棺。除出漆器、木器、陶器、玉璧、玉印、玉琫、玉璲及丝织品，食物外，还出了一套铜器，有鼎、钫、器座各2件，釜、甑、鍪、盂、蒜头壶、蒜头扁壶、盘、匜、勺、匕、剑、镜各1件。

同是五大夫级别的墓，差别如此悬殊说明汉初在执行黄老政策“与民无禁”的情况下，丧葬制度还不严格，埋葬规格除等级差别外，还受财力的限制。

B．西汉后期：主要还是木椁墓，规模增大，墓室结构南、北方有明显差别。

山西浑源毕村M1，是座西汉中期带斜坡墓道的大型木椁墓。椁长8.65米、宽3.08米，前端设门，不分室。南北两端各置一棺。棺髹黑漆，朱绘云气纹加神兽图像。随葬物品主要是青铜器，有鼎、壶、缽、、四神炉、耳杯、洗、盘、提梁卣、熏炉、灯、釜、甑等。其他有铁器、漆器、铅器、陶壶、石砚、墨、玛瑙珠等。此墓虽大，但结构简单，随葬品不算太丰富，又缺乏高级贵族特有的物品和标志，级别不会太高，当在二千与六百石石之间。

山东莱西岱墅汉墓M1、M2是夫妇并穴合葬墓。M1用一椁重棺，椁长4.4米、宽3.1米、高1.7米，分脚箱、左右边箱、棺室四部分。随葬品有以下几类：铜器有鼎、壶、提梁卣、釜、洗、镜、带钩，均鎏金；漆器有仿玳瑁盒、耳杯、扁壶、樽、卮、盘、盒等70余件；陶器有壶、罐；兵器有钢剑、铁刀、铁削，均经烤兰处理；其他尚有木俑、大木偶、玉璧、螭虎铁镇、银算筹、铜剪、铜摄等。此墓虽不算大，但使用一套鎏金铜器，说明规格不低，不过也缺少高等级的标识，可作为旁证的是，其妻之墓出“遂麋”私人封泥，不见家官封泥，说明不到列侯等级。

南方的这类墓，在长沙地区出现了假二层结构，即在椁室前面有一个低于椁室的木构器物室，上面用木板铺盖，盖板与椁底板平齐。这一结构是在广东双层椁室墓的影响下出现的。以西汉后期晚段的伍家岭M203比较典型。此墓椁室遭到破坏，器物室保存完好。遗迹表明，椁室分为前室和双后室，前室正面设门，通过器物室之上与墓道相通。器物室隔为左右二室，内置木偶车、木偶船、木俑和仓、灶、井、釜、甑、罐等陶器。整个墓室的平面布局如同北方的单穹隆顶墓，左右器物室相当于左右耳室。

广西合浦望牛岭M1的器物室不再低于椁底，而横置于甬道两侧，全墓平面布局完全模拟中原带双耳室的小砖券墓。主室和两耳室皆为单层木椁。主室长6.2米、宽3.5米、高2.3米，前壁设门，内置一棺。两个耳室，一出铜质车马明器，一出铜、陶仓厨用品和陶俑。主室内还出礼器、饮食等青铜器四十余件，鎏金铜扣、金平脱漆器十九件及陶屋圈、陶猪、铁刀、铁剑、马蹄金、铜钱等。据陶器上的“九真府□器”等文字推断，墓主是九真府太守。

由上可见，南方墓葬虽有其地方特点，但受北方墓葬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④丁类墓

这类墓发现最多，以洛阳地区最为集中，资料也最系统。汉代葬俗的基本特征及其变化规律，在这里看得比较清楚。

A．西汉前期：墓葬规模较小，墓室长度一般在2—4米以内。中原、关中地区流行空心砖墓和土洞墓。空心砖墓是在带竖穴墓道的土洞内用大型空心砖构筑平顶墓室。土洞墓也做成平顶。随葬品放在棺前一侧的耳室内。其他地方仍用木椁，一般有1—2个椁箱，使用单棺。

随葬品有以下几种：陶礼器一套，偶车一乘或小型铅车马饰明器一套，奴隶俑数件（洛阳地区出陶俑头或陶发髻1—2件），漆器少量，其他尚有铁刀、铁剑、铜铁带钩、铜镜、半两钱等。南方地区则出“郢称”泥版和泥“半两”等冥币，个别墓出石璧、琉璃璧或县长石印。

陶器组合大致有三种情况：中原地区为鼎、盒、壶（或钫）、小壶各1—2件；湖南长沙等地是鼎、盒、壶、钫各2—4件，多者各10余件，又有甗、熏炉、鐎壶及硬陶罐等；关中和其他地区的少数秦人墓，除出礼器外，还出釜、鍪、茧形壶、蒜头壶、缶等陶器，有的墓又出仓、灶或井，一般只出其中的1—2件。

B．西汉后期：这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夫妇同墓合葬流行起来，墓室扩大，形制也有变化。仓、灶、井模型明器普遍流行起来，逐渐形成了以仓厨器、车马器、奠器为基本的随葬内容。

中原地区：在昭帝前后，单棺空心砖墓发展为双棺室墓，墓室加长，左右各一耳室。夫妇虽然合葬，随葬品还是每人一套，分别放在各自一边的耳室内。元帝到平帝时期，带竖井墓道的小砖券墓流行起来，同类的土洞墓也仿砖券开成弧顶，空心砖墓则做成两面坡顶；耳室一般呈丁字形，横出和凸出部分分别放车马器和仓厨器。至王莽前后，出现前室穹隆顶后期砖券的单穹隆顶墓。同类的土圹墓也开成这个形式，有的前室土圹，后室砖券；耳室缩小或干脆不设。这种墓有的墓主身份可能较高，与丙类墓相同。

随葬陶器：中期为鼎、盒、大罐、小罐、瓮各一件，大壶一至五件，小壶一至三件，仓、灶普遍出现；晚期，陶井流行起来，又出现了陶案、陶耳环、陶酒樽、陶榼等奠器，极少数的墓还出猪圈、碓房、风车、印染作坊等陶模型明器和奴婢俑、武士俑、乐舞俑等。王莽前后，随葬陶器由夫妇各一套变为合用一套，放在前室。

其他随葬品有车马饰明器、铁刀、铁剑、玉石琉璃饰、铜镜、五铢钱等。晚期瘗埋铜钱数量大增，常达数百枚至一二千枚。

江淮流域与山东、苏北东部等地，木椁墓继续存在；椁室扩大，一般长4—5米、宽3米左右，椁内多为并棺。在南方，随葬仓、灶、井的墓陆续出现；扬州胡扬M5，墓主是个死于狱事的刑徒，与其妻并椁而葬。随葬品有鼎、盒、壶、灶、井陶器十一件，漆器三十余件，洗、镜等铜器六件及铁剑、铁削、木俑、铜印、瑟、木牍、五铢钱等。埋藏之丰富不低于三四百石的官吏。这座墓的发现，为丁类墓墓主的身份增添了新的证据。

⑤戊类墓

这类墓在洛阳发现较多，一般是小型土洞墓，用砖者很少。西汉前期，洞室为平顶，一般出大、小陶罐各一件，也有的出陶俑头一个，或铜钱数枚。后期把洞室开成弧顶，一般长3米、宽1米左右，略有增大；出大、小罐数件，瓮一件，仓不过五件，有的还出陶灶、陶釜及铜钱数枚。

另外，还有一些小墓，多无葬具，有的用板瓦充棺，一般无随葬品，即使有，也仅陶罐一件，铜钱一至数枚。死者无疑是贫民。

（2）遣策、方、牍、俑、铭旌、帛画(www.xing528.com)

在保存较好的汉墓中，往往出土遣策、木方、竹木牍、俑、铭旌、帛画等，是研究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宝贵资料。

①遣策。这是遣送死者财物的登记簿，一般写在简策上，随葬物少的，则写在称作“方”或“牍”的木板上。遣策所记内容，除一般随葬品外，还记随葬的奴隶俑及其职事，登记奴隶俑的遣策叫“耦（偶）人籍”，在江陵凤凰山M8、M9、M167、M168均有出土。M8的“耦人籍”登记奴婢43人，有御车奴1、车奴1、从车奴1、骑奴2、谒奴男女各1、从奴2、执盾奴2、奉巾婢2、奉梳婢2、侍婢2、养（炊厨）奴2、操租（锄）奴（女）8、操插奴1、操隻（）奴2、操纍（筐）奴2、作造（工匠）奴1、擢（划船）奴6、刍牛（喂牛）小奴1等。这些奴隶俑，在墓中都能找到实物。

另外，江陵凤凰山M8、M167、M168的遣策记有“簿土”，查对墓中遗物，则是用丝绢包裹或盛在竹笥内的泥土，是墓主私有土地的象征。

②方、牍。方是书写用木版。在葬礼中用来登记亲友赙赠的助丧物品或随葬品。牍亦为书写用板，以竹、木为之，较木方略窄。墓内出土的竹、木牍，书写内容复杂，有“告地策”“遣策”、账簿、契约等。江陵凤凰山M10出土六枚，有经商契约、收刍藁赋账、口赋杂税账及遣策等。

③俑。墓内随葬陶、木俑，是用奴隶殉葬的残余。但秦汉墓的俑群除奴隶俑外，还有军队俑、辟邪桃木俑。军队俑见于秦始皇陵和咸阳杨家湾汉墓M4，桃木俑见于马王堆M1。奴隶俑分为家内奴隶俑和劳动奴隶俑两种。家内奴隶俑包括侍俑、歌舞俑等，身着绮罗锦绣，或彩绘丝帛衣服；劳动奴隶俑则衣着简朴，手持工具，地位显然较家内奴隶低。

④帛画与铭旌。马王堆M1、M3和山东临沂金雀山M9的棺盖上，都盖着一幅彩绘帛画。马王堆汉墓的帛画呈T形，M1的一幅长205厘米、上宽92厘米、下宽47.7厘米。上部拼幅加宽部分，绘的是天上境界，有日、月、长龙、蛇身神人、天门等图像。窄幅部分，由谷璧蛟龙将画面分为上下两段。谷璧之上、两龙头之间，绘一扶杖而立的老年贵妇及侍女和献食者，这个老年贵妇应是死者生前的形象。谷璧以下的底端，绘一巨人，足踏蛟鱼，手托象征大地的石板。石板之上陈列着鼎、壶、食案等，案前有七男子拱手侍立，似祭祠或恭候赴宴者状。简言之，整个画面有天上、人间、地下三方面的内容。这幅帛画“遣策”称作“非衣”，是送丧的画幡，作用与铭旌相同。

铭旌是丧仪中用的旌幡，上写死者名字，悬挂杆头，殡期植于柩旁，送葬时以为前导，最后放于墓中。丧仪用铭旌，乃因“以死者不可别，故以其旗识识之”（《礼记·檀弓下》）。实物在甘肃磨嘴子的汉墓中发现过，出土时盖在棺盖上，以丝麻织物为之。较完整者长2米许，宽40厘米左右，墨书死者乡里姓名，上端画日月。

3.东汉墓

东汉时期，随着豪强地主势力的强盛和庄园经济的发展，僭侈厚葬之风愈演愈烈。所谓“吏民踰僭，厚死伤生”，已成为普遍现象。这种情况到东汉后期尤为严重。所以，东汉墓的分类，就很难以官爵为标准了。根据墓室规模、结构、埋葬内容等，可大体分为四类：

（1）甲类墓

这是指带回廊的墓和前、中、后三室的大型砖室或砖石结构墓。

①有回廊的墓

江苏邗江甘泉镇的两座大墓，东西对峙，都有高大的封土堆。西边的M1早年被盗，墓顶塌陷；墓室平面方形，长13.1米、宽7.8—8.2米，由甬道、前室、冂形棺室和回廊组成；前有斜坡墓道。墓壁厚四砖，券顶四层。出土的一件铜雁足灯铭为：

“山阳邸铜雁足镫建武廿八年造比廿”。

东边的M2规模略小，墓室包括甬道、前室、双棺室、回廊四部分。墓壁厚三砖或四砖，顶券三至四层，建造相当牢固。盗余器物也有一件铜雁足灯，铭文与M1的那件相同。其他尚有铜牛灯、盒形灯、金壳铁刀、金器、银碗及玉、玛瑙、琥珀、绿松石、珍珠、玻璃等精美贵重品。

这两座墓规格之大、随葬品之精美珍贵，非王墓莫属。据建武廿八年的山阳邸铜雁足灯推测，应与刘秀第九子广陵王刘刑有关。后在M2附近发现“广陵玉玺”金印，可证是广陵王墓。

与广陵王墓相似的还有河北定县北庄汉墓。不过规模更大，并在砖室之外加了一圈厚1米、高8.4米的石墙，墓道内加了一个耳室。石墙内填土，上部用三层石块铺盖。建造非常讲究。出有玉枕、鎏金铜镂玉衣、玉璧等。从石块上的刻铭知道，为修建此墓曾调集了八个郡国二十六个县的石工和数县的石料。据考证，墓主是死于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的中山简王刘焉。

②前、中、后砖室墓

这种墓一般出现于东汉后期，墓主身份可上至诸侯王，下至二千石。

河北定县北陵头M43，据考证是卒于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的中山穆王刘畅之墓。墓室全长27米多，宽13.8米，包括前室、中室、双后室四部分；墓门外的墓道两侧又对开两个耳室。墓壁厚96—144厘米，券顶二至三层。此墓被盗，剩余器物尚有大量的金银器、铜器、漆器饰品、铁器和灶、井、楼、案、钫等陶器，其他还有玉器、银镂玉衣片、铜镂大理石衣片等。

河北望都M2，有高达13米的封土堆，墓室全长32.18米，包括甬道、石门、前一室及左右耳室、前二室及左右耳室、中室及左右耳室、后一室及左右耳室、后二室及壁龛等部分。墓壁厚34—80厘米，券顶一至二层。前一、二层有壁画，残毁过甚。墓内被盗，剩余器物中有铜镂玉衣片、石枕和砖买地券等。据买地券知道，墓主是死于灵帝光和五年（公元182年）的太原太守刘公。

一般而论，王墓主室的券顶都在三层以上，随葬品多玉器、金器等精美的贵重品；二千石官级的墓，主室券顶多一至二层。

（2）乙类墓

主要是指有前后室的砖室或石室墓，以及仿砖室的土洞墓。这类墓发现最多，变化以北方最清楚，充分反映了东汉埋葬习俗的演变。

在墓葬形制方面，东汉前期，单穹隆顶墓盛行。这种墓的出现，与棺前设奠、人们较多地进入前室活动有关。东汉后期，前段流行前后室都为穹隆顶的双穹隆顶墓，后段流行前横堂墓，即前室横长，有一至二个后室的墓，一般开有侧室。侧室出现于西汉末，流行于东汉后期。一墓开几个侧室，视需要而定，一般临时增设。由于随葬器夫妇合用一套，并多放在前室，耳室失掉了作用，故到东汉后期就很少见到了。南方的这类墓风格略异，布局整齐对称，结构紧凑，各室之间无衔接痕迹，乃系一次建成。

在随葬内容方面，也有变化，主要是陶器的变化。东汉早期，与王莽时期差别不大，但鼎、盒的出土量剧减，一般单出，案、盘、榼、耳杯、酒樽、匏勺等奠器盛行；后期，鼎、盒很少见到，碓房、楼阁、家禽、家畜、乐舞俑等模型明器广为流行，新出器物有镇墓罐、买地券等；至后期的晚段，陶仓减少。

南方的随葬品与北方有明显不同。湖广等地流行硬陶和釉陶。湖南、江西等地的硬陶器多为罐类，往往拍印方格纹；这一带的釉陶，前期为黄褐釉，后期流行红胎绿釉。器物除鐎壶、长颈壶、囷、鸡埘、硬陶罐等少数陶器外，种类与北方基本相同，但器形有别。而两广地区出土的陶屋院内，则有各种家禽、家畜及执役的奴仆俑，陶灶一般附有操作俑。

乙类墓主的身份非常复杂，高级别的有二千石的郡守，较低的有三百至四百石的县长，而陕西米脂县的牛文明墓、绥德县的王德元墓身份更低。二墓均为前后室的砖石结构，都有题铭，文为：

“永初元年九月十六日，牛文明千万岁室长利子孙”。

“永元十二年四月八日王德元室宅”。

按汉人惯例，书写人名必先写官爵，题铭不书官爵，说明他们是一般地主。

（3）丙类墓

此类墓发现不多。在洛阳一带，是带竖井墓道的单室土洞墓，洞室一般长3米、宽1.5米左右，有的用小砖铺地。一般单人葬。随葬品比较简单，一般出瓮、壶、仓、灶、井、案、盘、樽、耳杯等陶器中的几种数件，铜钱数枚，最多有百枚以上，有的还出贵重的铁刀。

在南方，有土坑和砖一室墓二种。砖室墓一般长3—4米，宽0.9—2.9米，多数单葬。往往出铜镜、铜碗等铜器二三件，铜钱数枚至百枚以上，陶器十至二十余件及刀、剑、釜、锯等铁器。

这类墓，应是一般平民和小农的墓葬。

（4）丁类墓

这是一些仅容尸身的砖棺、瓦棺、瓦片葬墓和土坑墓，多数无随葬品，有的随葬一至三件小陶器或铜钱数枚，也偶有几件其他小物件。死者应是平民中的贫者或赤贫者。

4.壁画、画像石、画像砖墓

在墓内绘制壁画、装置画像石和画像砖，始于西汉晚期，流行于东汉。作画题材广泛，从各个角度反映了汉代社会的面貌。

（1）画面内容

①天象图。有日、月、星辰和驱除邪恶、守护四方、能送人升仙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及枭羊等，反映了人们死后升仙的欲望。

②神仙佛像图。有东王公、西王母、“仙人骑象”“猞猁”（舍利）等。“猞猁”是佛教的圣物，“仙人骑象”反映的是释迦牟尼未修行成佛时化乘白象投胎的故事，这两种图像均见于内蒙古和林格尔壁画墓。

③古代圣贤、帝王、忠臣、孝子、节妇及杀身成仁的武士故事等。以此宣扬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观念。

④祥瑞图。有宝鼎、麒麟、比翼鸟、比肩兽、树连理、灵芝、鸾鸟、凤凰、嘉禾等，借以标榜统治者的盛德，粉饰太平。

⑤车马出行、官寺、属吏图。汉代官职身份不同，属吏和车马仪仗皆有定制。所以墓内常用这类图像表示墓主的官秩和身份。也有的把墓主任职时的官府画上，表其官职。

⑥宴饮、庖厨、百戏乐舞等。用以表现墓主的日常生活。

⑦农耕、放牧、手工业制作等生产活动和庄园建筑图。反映的是墓主的财富及庄园内的生产活动。

⑧装饰花纹。

其他还有讲学、射猎、髡笞、驱鬼等图像。

（2）壁画墓

汉代壁画墓分布于河北、河南、内蒙古、山东、山西、辽宁等省。

现知最早的壁画墓是西汉后期晚段的洛阳烧沟东M61和烧沟西的卜千秋墓。两墓都是两面坡顶的空心砖墓，壁画绘在墓门内上额、墓顶、后壁和中隔墙上。M61墓顶画日、月、星象；门额画神虎吃女魃；后壁是一以熊首怪兽为中心的大傩图，大傩是索鬼驱疫的巫术活动；中隔墙上画的是宣扬智勇忠义的“二桃杀三士”故事。卜千秋墓的顶部画着墓主夫妇升仙的图像，其他内容与M61相似。

1959年发现的山西平陆枣园壁画墓，约属王莽前后，是座单耳室小砖券墓。除墓顶绘天象图外，又有坞壁、山林、房屋、车马人物、牛耕、耧播等图像。

东汉墓的壁画，升仙图退居次要地位，更多的是表现墓主的身份、财产和生活等内容。重要发现有：

河北望都勺药村M1、M2，壁画主题是墓主生前的属吏。M2绘属吏二十五人，皆有榜题。他们是“门亭长”“寺门卒”“门下小史”“辟车伍佰八人”“贼曹”“仁恕掾”“门下功曹”“门下游徼”“门下贼曹”“门下史”“捶鼓掾”“主簿”“主记史”“小史”“勉劳谢史”“侍阁”“白事吏”等。在出行仪仗中，只有三公才有伍佰八人，而“仁恕掾”又是河南尹的属吏，故知墓主曾任河南尹和三公之职。

河北安平逮家庄熹平五年壁画墓，是一座包括前、中、后室和耳室的十室大墓。中室四壁绘车马出行图，有车马八十余乘，导车有二千石的官吏，推测墓主可能是东汉安平王。中室的南耳室绘有规模巨大的多院落建筑，周有围墙，后有设警鼓的望楼，很像一座设防的坞壁。此墓画像采用了渲染画法，使图像凹凸明暗清楚，具有立体感，是当时少见的艺术杰作。

内蒙古和林格尔壁画墓，则用“为孝廉时”“为郎××”“西河长史”“行上郡属国都尉事”“繁阳令”“使持节护乌桓校尉”六列车马出行图来表现墓主的仕途经历。同时又绘出墓主历任官职的城池、官寺，如“西河长史治离石城府舍”“行上郡属国都尉时所治土军城府舍”“繁阳令官寺”“宁城莫府”等，作重复表现。此外还有墓主的庄园、牛耕、放牧和墓主家内生活等图像。

（3）画像石墓

墓内的画像一般雕刻在石室墓的墓门、墓壁、梁柱和砖石结构墓的石构件上，也有的刻在石椁、石棺上。这类墓主要有三个分布中心：

①山东、苏北地区。包括山东、苏北和豫东、皖东北。这一带的画像石在雕刻艺术和数量上，居全国首位。在许多画像石上有纪年铭文，为研究画像石的发展变化提供了证据。流行的雕刻技法大致有阴线刻、凹面线刻、减地平面雕、剔地平面雕、浅浮雕、高浮雕和透雕等几种，各种技法的使用都有一定的时间性。

西汉晚期到东汉前期，主要用阴线刻和凹面线刻。一般说来，最初用原生地阴线刻，即在原打制石面上不作进一步加工就刻线作画，线条粗直呆板。东汉前期普遍使用再生地（磨平抛光或装饰细线）线刻，物像轮廓线内加饰麻点纹。东汉后期，线条变得流畅刚健，越来越纤细，同墓或同石之上，往往几种技法并用。

在众多的画像石墓中，以山东沂南画像石墓保存最好。这是一座仿地上宅院建筑的石室大墓，由前、中、后室和东西侧室构成。画像分布在墓门和前、中、后三室及梁柱上，共42石、72幅。每幅画的位置与表现内容有关。在墓门外横额上，有幅征战图，画的是墓主率军在边地一座桥上与胡人激战的场面。前室刻绘赴丧者和吊祭场面，北壁有一幅神兽图，可能与驱邪有关。相当于后院的中室，刻着丰收、宴饮、乐舞、杂技、百戏和墓主夫妇车马出行归来的场面。车马行列有导斧车、骑吏四人、车前伍佰四人，主车四维、二轓、驾一马，表明墓主是二千石官。象征居室的后室，刻有墓主起居生活用具、衣物和侍奉主人梳妆、用膳、洗刷便器的奴婢及驱鬼的方相氏等。全墓画像的雕刻，使用了剔地平面雕、减地平面雕、线雕、浮雕、透雕等多种技法，刀法娴熟、细腻，线条纤细流畅，构图繁复，层次清楚，形象生动真切，是汉代画像石的代表作。

②豫南、鄂北地区。这一带的画像石墓，以南阳地区最多，现集石已达一千二百多块。数量如此之多，与此地经济发达，豪强、巨商集聚，东汉又是帝乡，贵戚、功臣特多有关。这里的石刻画像风格粗犷古朴，构图不甚复杂。雕刻技法：西汉晚期，除用阴线刻和凹面线刻外，王莽时出现了不留地纹的浅浮雕，画面呆板、古拙；东汉前期，流行以横竖纹衬地的剔地浅浮雕，图像生动活泼；东汉后期，石刻画像衰落，趋向于减地线刻，有的像略有浮凸，画面呆板，近于图案化。画像题材：初期主要是门阙、亭阁、历史故事和伏羲、女娲、应龙之类；东汉前期以远古神话、升仙、祥瑞组合为画像主题，其次是车马出行、宴乐、天象星宿等；东汉后期主要是铺首、门吏、神物之类。

③陕北、晋西地区。这里的石刻画像，一般刻在墓的门楣、门框、门扉和镶在墓壁上的石块上。图像是在磨平的石面上剔地刻出物像轮廓，有的用墨线描绘，很少刻线勾画细部。画面往往隔为数栏，每栏的内容各异，不相联系。内容有车马出行、门吏、楼阁人物、牛耕、放牧、狩猎、乐舞百戏、东王公、西王母、羽人、铺首、四神、瑞禽瑞兽等。雕技熟练，线条流畅，形象逼真，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由于画幅较小，又很少采用透视构图法，画面不像山东等地那样繁复，显得简洁醒目，拓下的墨迹犹如剪纸，别具风味。

另外，四川也是一个画像石的分布区，但研究尚少。

（4）画像砖墓

这类墓多见于四川、河南，其他地方也有少量发现。河南、陕西有一种空心画像砖，流行于西汉后期。图像模印，有门吏、门阙、狩猎、骑射、乐舞、车马、对刺、野兽、四神、东王公、升仙、玉兔捣菜等，风格与同时代的石刻画像相似。东汉时期，河南出现了实心画像砖。

四川的画像砖墓，多集中在成都、德阳等地区。画像砖一般模印加彩绘，镶嵌在墓壁上。画像题材有反映地主庄园经济的楼阁、门阙、播种、插秧、收获、桑蚕、桐林、采莲、采芋、盐井、酿造、舂米、渔猎等，有表现墓主家庭生活的庖厨、宴饮、乐舞、杂技等，有表现墓主身份的车马出行、讲学等，其他还有赈贷、市井、当垆、天象日月、神仙、西王母等。生活气息很浓。

5.买地券与镇墓文

（1）买地券

在北方的东汉墓中，常出买卖土地的契约，称作买地券。券文一般刻在铅板上，也有的刻在玉板或书写在铁板、青砖上。根据券文款式和内容可分为甲、乙两种。

甲种，是明器。内容、款式全仿真实的买地券。如建初六年（公元81年）武靡婴买地玉券：

“建初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乙酉，武孟子男靡婴买马熙宜、朱大弟少卿冢田。南广九十四步，西长六十八步，北广六十五，东长七十九步，为田廿三亩奇百六十四步，直钱十万二千。东陈田比介，北、西、南朱少比介。时知券约赵满、何非，沽酒各二斗”。

这类券约反映了当时买卖土地的立券程序。即买卖土地要有两个以上的证人，在他们的见证下立约，写上年、月、日，买主、卖主姓名，土地的位置、范围、面积、价值、证人，买主给证人沽酒数量等。有的券约还明文规定所卖土地上的“根生土著毛物”皆归买主所有，地下若埋死人，也要作买主冥世的奴婢，肯定了买主对土地的绝对私有权。

乙种买地券兼有告地策、镇墓文的内容，是镇墓除邪之物。这种买地券往往虚拟地价，极言其昂贵，但也有反映土地买卖的具体内容。

两种买地券内容虽然有别，都是土地私有制高度发展的产物，特别是甲种买地券，象西汉的“簿土”、东汉的陶田模一样，是死者在冥世握有土地产权的凭证。它所记载的地价，一亩多在一千五至三千钱之间，可能接近实际价格，值得参考。

（2）镇墓文

在黄河流域东汉墓出土的一种陶罐或陶瓶上，往往写着一篇“安镇冢墓”的文字，叫作镇墓文。因是施行“解除”巫术的方士所为，故又称解除文。

现知最早的镇墓文写于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而文字最完整的则见于1953年修同蒲路时出土的一件陶罐上，其文如下：

“熹平二年十二月乙已朔十六日庚中，天帝使者告张氏之家三丘五墓、墓左、墓右、中央墓主、塚丞、塚令、主塚司命、魂门亭长、塚中游徼等，敢告移丘丞、冢栢、地下二千石、东塚侯、西冢伯、地下击犆卿，耗（蒿）里伍长等：今日吉良，非用他故，但以死人张叔敬、薄命蚤死，当来下归丘墓，黄神生五岳，主死人录；召魂召魄，主死人籍。生人筑高台，死人归，深自埋，眉须（鬚）以（已）落，下为土灰。今故进上复除之药，欲令后世无有死者；上党人参九枚，欲持代生人，铅人，持代死人；黄豆、瓜子，死人持给地下赋；立制牡厉，辟除土咎，欲令禍殃不行。传到约勒地吏，勿复烦扰张氏之家，急急如律令！”

这是天帝使者发给地下吏的文告，通知约勅地下吏不要烦扰张氏之家。“天帝使者”又称“天帝神师”“天帝神师黄越章”或简称“黄神”，是山岳之神，主管死人的簿籍，对妖鬼有诛罚之权。而“天帝”“神师黄越章”都是道教崇奉的神祇，这两个神又见于乙种买地券，可知镇墓文与乙种买地券乃出自太平道方士之手。

书写镇墓文的陶罐（瓶）内，往往出雄黄、水晶等安镇冢墓的矿物质药物，也有的出小铅人。陕西长安县三里村东汉墓出土的朱书镇墓瓶，上书“故以自代铅人，铅人池池，能舂能炊，上车能御，把笔能书”，并有二铅人同出。出铅人代替死者为地下官吏服役，乃是奴隶制残余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

总之，朱书镇墓文和乙种买地券是太平道方士进行巫术活动的见证，它的出土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太平道在某些地区的流行。

6.墓前建筑、石碑和列兽

西汉后期，在中等以上地主、官吏的墓周，筑起了墓园墙，墓前建祠堂、双阙。因是土木建筑，今已湮灭无迹。至东汉改用石头建造，并出现了墓碑、列兽等。

东汉墓园，在徐州缪宇墓周围发现了部分石垣残基。据遗迹复原，石墙由加工的石条砌筑，厚0.6—1.5米，高1.35米，顶凿成屋檐状坡面，浮雕出瓦垄和饰云纹的瓦当。园门向南，修造相当讲究。

享堂又称祠堂，是举行墓祭的地方。现存东汉享堂，有山东嘉祥武氏石祠、长清孝堂山石祠、徐州青山泉白集石祠。其中以孝堂山石祠保存最好。此祠全用石块建筑，单檐悬山顶，上面浮雕瓦垄和瓦当；室内面阔3.80米、进深2.08米，正面用八角柱中隔为两间的形式。室内四壁和横梁上布满精美的石刻画像，其中一幅庞大的车马出行图特别引人注目，主车旁有“大王车”三字，迎接者有“相”，知墓主是位诸侯王。后人多在石祠上刻辞作记，其中一条为：“平原湿阴郡善尹以永建四年四月二十日过此堂，叩头谢贤明”。据此，此祠建于顺帝永建四年（公元129年）之前。

阙是立于门左右、上有楼观的高台建筑，其前身大概是周代悬法的“象魏”，后来变为表门第、登高望远的楼观建筑，继而推广到庙门和墓园。目前所见汉代石阙近三十处，大都分布在河南、四川、山东等地。阙皆成对峙立，由基座、高低两个阙身和阙顶构成。内侧阙身高大，高4—6米，单檐或重檐屋形顶，称为正阙或母阙；外侧阙身低矮，屋形顶，称为副阙或子阙。阙身有的雕刻画像，有的铭刻墓主姓氏名字、身世和赞颂之辞。现知最早的石阙是四川梓潼建武十二年（公元87年）的李业阙，保存最好的是四川雅安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的高熙阙。高熙阙雕造精美，至今仍立于原地，阙前列石兽一对，虎形，名曰辟邪。东汉墓前石兽除辟邪外，还有天禄、狮子、石羊等。

碑原是植于宫、庙庭中供观测日景、系牲用的立石和植于墓上引绳下棺用的立木，后来皆以石为之，并刻辞记述墓主、先人功德，遂变为专为刻辞而立的墓碑和庙碑。汉碑圭首或晕首，有穿。碑文除记载墓主生平、官职、身世和赞颂之辞外，还常刻立碑人的姓名、身份，由此知道墓碑常由“门生”“故吏”“门童”“弟子”“故民”刊立。还有的记“故吏”等服丧之事，如北海相景君碑阴刻着“故吏”“行三年服者八十七人”文字，说明“门生”“故吏”“门童”“弟子”负有养老送终的义务。由此可见东汉强化起来的人身依附关系已深入到各个领域。

墓前建筑、墓碑、列兽都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发展起来之后出现的。这些石雕建筑和装饰，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伦理道德观念、迷信思想等和石雕艺术凝聚在一起，是研究东汉社会的重要资料。

7.刑徒墓

汉代在重大的土木工程中，都大量使用刑徒劳动。刑徒们有的由于沉重的劳役折磨死去，有的因反抗被杀。死去的刑徒就地集中埋葬，形成了一些刑徒墓地。刑徒墓地已发现两处，一在景帝阳陵附近，一在洛阳城南大郊村的“岗上”。

阳陵刑徒墓位于阳陵西北1.5公里处，面积约8万平方米。已挖出墓葬29座、骨架39具。死者有的带刑具，有的身首异处，有的被腰斩，有的大张其嘴，掩埋草率。所有的刑徒都无葬具，也无随葬品，更无死者姓名、籍贯的标记。

洛阳刑徒墓是1964年发掘的。在一个40×40米的探方和两条120×3米的探沟内出现墓葬522座，排列非常密集。坑长1.8—2.3米，宽0.4—0.5米，都有木棺，掩埋很浅。除少数墓出一至数枚铜钱和个别墓出小银圈、小陶罐外，一般没有随葬品。死者绝大多数是青壮年，男性占96%，女性占4%左右。他们的脊椎骨都有明显的劳损痕迹，有的曾发生过骨折。

刑徒墓内出有刻文刑徒砖，一般每墓两块，分置尸身上下。刻文内容有：部属、无任或伍任、狱名或郡县名、刑名、姓名、死亡日期等，有的还加“第×笼”等。如：

“□部无任东平寿张完城旦吕午永初二年七月廿七日物故死（尸）在此下第四笼”。

如此完整的格式不多，大都简化，简省内容不一，最少者只记姓名。

据砖铭统计，这些刑徒来自司隶、豫、冀、兖、徐、青、荆、扬、并九州三十九个郡国一百六十七个县的狱所，埋葬时间自安帝永初元年四月廿日至永宁二年初（公元107—121年）。这是这段时间内死亡刑徒的一部分，其全部死亡人数还要更多，可见死亡率是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