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考古发现及冶铁遗址概述

（一）冶铁和农业的发展

1.冶铁业的发展

冶铁技术尽管在春秋晚期就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就整个冶铁业而言，发展比较缓慢，直到战国中期才迅速发展起来。

目前发现的战国初期的铁器还很少，只是在河南洛阳、河北邯郸、湖南长沙、湖北江陵、山东临淄等地有少量发现。这说明铁器在当时还没有取代青铜器。而战国中期以后，铁器的发现量骤增，往往成批出土。例如：河南辉县固围村M1、M2两座墓出土铁器五十三件；河北兴隆古洞沟一次出土铁范八十七件，重190多公斤；燕下都M44出土铁器七十九件；洛阳62号战国粮仓出土各类铁器三十二种以上，总重达400多公斤。铁器种类有农具、兵器、车马器、容器、刑具、服饰品等。出土地范围，北起辽宁、内蒙古，南到广东、广西，西自陕西、四川，东达浙江、山东一带，有十六个省市。发现的铁器，有的弃置于墓室或墓葬填土中，有的弃于废墟内。说明铁器在这时已不稀罕。

这时的铸铁技术也有很大提高。通过对洛阳水泥制品厂出土的铁和铁锄的金相观察，发现我国远在公元前5世纪就发明了展性铸铁。展性铸铁克服了白口铸铁硬度高、脆性大、经不起撞击、难以加工的弱点，具有一定的延展性。这一发明，使铸铁得以大量应用于农具的制造，从而为铸铁的发展开辟了通道。河北兴隆出土的铁范本身就是铸件，它们结构精巧、便于操作、散热均匀、设计科学，并且还使用了即使现在也难以掌握的金属内芯，这足以显示战国中晚期铸铁技术之高超。用铁范铸造铁器，无疑会使产量、质量大为提高。燕下都44号墓出土的一批铁武器，内有钢剑、钢戟、钢矛、钢镞铤，钢剑具有高碳钢和低碳钢相间的层叠组织，并经过淬火得到坚硬、锐利的高碳钢刃口。而同时出土的铸铁锄经过有控制的热处理，使外表熟铁化，保留内部坚硬耐磨的生铁心，使用中磨去表皮，露出里面的中间层作为刃口，使铁锄既有韧性又很锋利。对许多铁器的检验表明，当时已能根据不同器件所需要的性能，对铁器进行不同的热处理，表现了高度的技术水平。

2.农业

铁器的使用，使个体生产发展起来，个体经济又为铁农具的推广提供了动力。战国铁农具的出土使我们对当时农业的发展有了比较深的了解。首先，铁农具占了出土铁器的大部分，如石家庄市市庄村，战国中晚遗址出土的铁器，有65%是农具。兴隆出土铁范中农具范亦占60%，其他冶铁遗址出土的铸范，农具范同样占多数，说明当时社会对铁农具的需要量是很大的。

农具中最多见的是臿、。是起土工具，可以用来开荒翻地。据文献记载，当时的耕具主要是耒、耜。出土的铁臿有凹字形、长方形两种，是耜的刃部。有一种短小的有刃铁器，则是耒的刃部。《淮南子》中“织者曰以进，耕者曰以却”，讲的就是用耒耜掘动土壤逐步后退的耕作方式。西汉的这种耕作方法是从战国时代传下来的。

辉县固围村M1、M2、燕下都和陕西蓝田鹿塬等地出土的铁犁铧呈“V”字形，是加套在木制犁床上使用的，形体小，带有一定的原始性。用这种犁耕地，只能起到划沟破土的作用，除提高工效外，松土恐怕还不够深。犁铧发现数量很少，说明牛耕还不普遍。

铁锄出土的数量较多，其形状有凹形、空首布形、六角形三种，有的用于间苗，有的用于中耕锄草。

随着铁器的普遍使用，一些大型水利工程相继出现，如秦国的都江堰、郑国渠，魏国开凿的鸿沟和引漳灌田工程，齐、赵、魏筑起的黄河大堤等。与此同时，小型水利工程和水井也发展起来。燕下都、纪南城、北京广安门外、咸阳都发现了大量的水井，临淄、洛阳、石家庄等地也有发现。水井的大量开凿，促进了井灌园圃业的发展。用井灌园，《庄子》有记载，并介绍了用桔槔汲水的先进方法。燕下都出土的五齿耙可能与园圃有关，它适用于菜园疏松土壤、修整土地。

总之，战国时期农业的发展是巨大的，但也不能估计过高。铁器使用虽已普遍，但也不是所有的农户都能用得上。石家庄市市庄村战国遗址中，与四十七件铁器同出的还有四十件石、蚌器，其中多数为农具；河北磁县界段营战国中晚期的遗存中也出有石铲；战国时期成书的《周礼》强调：“以时器劝氓”；《睡虎地秦简·厩苑律》有向官府借用铁农具的规定。说明战国中晚期的贫苦农民有的还用着原始的木、骨、石、蚌制农具。先进的铁器与落后的原始农具并存，必然导致农民分化，迫使一部分不能自立的人，成为依附农民。

（二）战国城市的发展

经过长期的调查、勘探，基本搞清了战国时期几个主要都城的规模和布局，从而对战国城市的发展状况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

1.列国都城概况

（1）临淄齐城：战国时期，临淄已发展成为当时最繁荣的都市之一。《战国策·齐策》记载：“临淄之中七万户……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帏，举袂成幕，挥汗如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每户以五口计，则三十五万，其盛况可以想见。

齐城有大小二城相连，大城南北4.5公里，东西3.5公里；小城在大城的西南角，南北2公里，东西1.5公里。小城偏居大城西南角的布局起于何时，尚不清楚，但从其他新建战国都城的布局看，不会比战国早很多，也可能形成于战国。小城西部偏北有一座巨大的夯土台基，南北长86米，高14米，今称桓公台，东汉称“环台”，台周围有大片建筑基址，上层属汉代，汉代层以下属战国层，分别是汉和战国齐王宫的残基。上述遗迹表明，小城是宫城，大城是郭城。

大城内探出的冶铁、制骨等作坊遗址，有些是战国的。小城内有“齐法化”铸址一处，炼铁、铸铜遗址各二处，除一处冶铁遗址较晚外，均属战国。把手工业作坊设在宫城内是个新现象，说明它是由中央或王室直接控制的。

据战国成书的《管子》记载，城内居民“仕者近宫，不仕者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仕者是官吏，不耕、非工、非商的“不仕者”应是无官爵的地主，他们需要管理土地，故与农民居住在城门附近。

在城内出土的陶器残片上，特别是豆柄土，往往有文字，大部分是陶工的钤印，记有陶工的籍贯、姓名等。例如“大穫阳里陶者缪”“穫阳南里陶者期”“王卒左敀城阳相里土”等。这些陶文是研究齐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资料。

出土的建筑材料中，最具特色的是带有花纹的瓦当，常见的纹饰有树木双兽纹和树木卷云纹。这些瓦当强烈地反映出齐国的文化艺术风格。

与临淄齐城布局相似的都城，还有河北邯郸赵王城、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邯郸的宫城亦在大城的西南角，与大城相距不到一百米，宫城俗称赵王城，是呈“品”字形排列的三个小城。内有夯土台基，以西城台基最密集。最大的台基称“龙台”，底部东西长210米，南北288米，顶宽105米、长130—140米。新郑的小城在大城的西面偏北，小城正中又有一小城，应是郑的宫城，宫城之北还有大片的夯土建筑基址，与临淄略有不同。

（2）燕下都：位于河北易县城东南的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一般认为营建于燕昭王时期。此城有东西两城，东西全长8公里，南北约4公里。经勘查，西城内文化堆积很少，基本是座空城，可能是后来为军事目的修建的附郭。城墙外，各有一条古河道沟通北易水和中易水，使整个城处于河水的环绕之中。城内的文化堆积一般始于战国中期，与燕昭王的时代大致相符。

东城北半部有一条东西隔墙，隔墙东半段南北分布着宫殿建筑群基址。又有两条古河道将宫殿区与居民区及城西北部的墓地隔开，很像是以河道代替了宫城的城墙。建筑台基以隔墙南面的武阳台最大，长140米、宽110米、高11米，分布在周围的夯土基址最多，应是王宫的主体建筑。另外，城北墙外面还有一个以老姆台为中心的大型建筑群基址，与武阳台南北相望，其地位相当重要。

手工业作坊也分置于宫城和居民区内。宫城的西部、隔墙之北，有冶铁遗址两处，兵器作坊、制骨作坊遗址各一处；居民区内有冶铁、兵器、铸钱、制陶等作坊遗址。

城西北部的墓葬，以东西隔墙为界分为南北两群，北群称虚粮冢，南群称九女台，共有大封土堆23座，排列井然有序，应是公墓区。

与燕下都布局相似的还有秦都咸阳，故址在今陕西咸阳市东七八公里处。据现有遗迹资料推知，该城宫殿亦在城的北部。宫殿区内有铸铁、铸铜、制陶等作坊遗址。秦地流行饰有鸟兽动物纹、各种云纹以及葵纹等圆瓦当，秦统一前后有一种大型的变形云纹瓦当，数量很少。

（3）郢都：郢是楚文王至秦将白起拔郢期间的楚国都城（公元前689—前278年），故址即今湖北江陵城北约5公里的纪南城。此城东西近4.5公里，南北3.5公里，城墙至今高出地面3.9—8米。考古工作者已发掘了一座城门，有三个门道，内侧有守门人的住房遗迹；在河流经过城墙的地方建有木构水门，也有三个门道，可以行船。

宫殿区在大城中部偏南。这里夯土台基密集，在其北、东两面的地下发现了宫城的残基，可以看出宫城在大城之间。

手工业区在大城的东北部和西部，在那里发现了制陶、铸造等遗址。

2.战国都城的特点

（1）都城皆由大、小两城，即城与郭组成。城与郭的布局除少数沿用传统的内城外郭制度外，可分为两类：一是宫城在郭城之外；二是宫城占据郭城的北半部，或者说割取郭城的一部分为宫城。二者均打破了西周以来内城外郭的传统。

（2）宫殿建在高大的台基上，这样既便于统治者居高临下监督臣民，也可作为军事上的制高点，有利于城防的观察和指挥。

（3）宫城内设手工业作坊，这是战国都城的新现象，反映了国家对发展手工业的重视。

（三）战国的墓葬

战国时期，刚刚建立起来的封建制既然带有严重的奴隶制残余，礼乐制度和宗法观念还在起作用，它就不可能把西周以来的葬制立刻废弃。所以，西周以来的葬制仍然为战国所沿用，只不过是遭到了更为严重的破坏，并且打上了时代的印记。

1.墓葬制度的变化(www.xing528.com)

战国时期，“族坟墓”制度在新的阶级对抗中被当作缓和阶级矛盾、安定“万民”的良药而受到维护。但也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族坟墓”的基本要素是：墓地公有、聚族而葬、墓位按昭穆关系排列。迄今所发现的战国墓地，往往分布密集，排列有序，很少有打破关系。墓地中贵族大墓和身份比较低的小墓相杂现象也常见到，这显然是按血缘关系实行族葬的结果。

战国的“公墓”，除个别保持着集中和排列整齐的作风外，一般是墓区大而分散。例如：魏国的陵墓区在今河南辉县固围村到汲县山彪镇一带，东西长达七八公里以上；赵王陵分布在河北邯郸县和永年县境，相距也有数公里之遥；秦建都咸阳后，将陵墓区设在渭北，昭襄王时迁至渭南，以今西安以东，灞河以西的“芷阳”到骊山一带为陵墓区，东西相距二三十公里，更加分散了。墓位距离过远，就不可能避免非王族人葬入，像秦在不迁都的情况下转移墓区也背离了族葬原则，可见原来意义上的公墓制除个别国家外，多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各个独立的陵园。辉县固围村以2号墓为中心的六座墓、赵王陵、秦始皇陵都有墙垣围绕着，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就刻绘出陵园墙并标注其尺寸。各陵园都自成体系，与原来的公墓制截然不同。

2.墓葬所反映的等级制及其变化

这时期的墓葬可分为甲、乙、丙、丁四类，甲类墓相当于国君和王一级，乙类墓属于卿、大夫级别，丙类墓相当于士，丁类墓为庶人级别。由于各地区的墓葬变化不太一致，表现礼制的内容也不尽相同，很难概括一个统一的标准。总的来讲，黄河中下游的几个文化区比较接近，而南方的楚和西方的秦则差异较著。

（四）青铜、漆器手工业

铁工具的使用，农业、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推动其他手工业也有了巨大进步。这时，除官府控制着大规模的手工业外，富商大贾经营的手工业作坊也发展起来，手工业内部分工日益细密，产品越来越趋向商品化。

1.青铜手工业

战国时期，青铜在兵器、货币、日用品、服饰品、建筑构件等方面的应用较前大为增加。这时，青铜手工业作坊大都掌握在官府手中。在法家政治推行后，官府手工业的产品皆“物勒工名”，以便考察他们的工作态度和成效，这类刻辞是战国青铜器有别于前代的重要标志。

（1）工艺技术的进步

古矿冶遗址的发掘和大量铜器出土，使我们对当时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有了基本了解。春秋时期就已开采的湖北大冶铜绿山铜矿这时继续开发，矿井深达50余米，有上、中、下三层开拓平巷；矿井的支护技术更加进步，用料粗大，井腔较前扩大，有1.10—1.30米见方；使用铁制采掘工具，用辘轳提运矿石。采掘能力显著提高。由于开矿技术的改进，铜产量也大为增加。这时期的大墓，都出土大量铜器，如前所述，仅曾侯乙墓出土的铜器和铜构件就重达十吨。如果没有相当的生产能力，是不可想象的。

由于铸造工艺的进步，中期以后的礼器一般较薄。这时器物分段铸造集中装配的技术发展起来。一般先将各个节段和部件铸好，再用榫卯套合或焊接、铆接将其组合成一个复杂的整体。中山王墓出土的十五枝连灯、曾侯乙墓的鹿角立鹤与建鼓铜座、三门峡市上村岭五号墓的执灯铜人等，都是采用上述方法制造的艺术珍品。分铸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对提高生产效率和工艺水平，无疑是重要的。

春秋中晚期出现的金属细工，这时得到了发展。战国早期，流行镶嵌红铜等金属薄片和细线刻纹技术，这两种技术主要用来表现礼乐活动和战争的场面。前者是在青铜器表面铸出浅凹的花纹，嵌入红铜或铅类和银质金属，用两种金属的不同色泽来表现纹饰，镶嵌物脱落，就是浅凹或浅凸的图案。后者是用锋利的刀具在器表刻出线条细如毫发的图案，此法多施于匜、盘、舟等薄壁水器上。这一技术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期。用金银丝在器表嵌错花纹的金银错技术，出现于春秋中期，到了战国成为使用最多、流行最广的青铜装饰艺术，纹样绚丽，富于变化。战国中期，镶嵌绿松石的技术如古木重华。这时镶嵌绿松石往往与金银错相结合，组成大片花纹，金碧交辉，特别精彩。鎏金术也在战国中期出现，铜器鎏金，格外堂皇。

（2）几种主要的青铜器

①兵器：这时的青铜兵器，有戈、矛、剑、戟、殳、铍、弩机、镞等。兵器的制造，由官府垄断。从兵器上的刻辞看，三晋的兵器由包括“左库”“右库”“上库”“下库”在内的武库作坊制造。这些武库作坊有的属中央，有的属地方官府。中央武库作坊的兵器由“相邦”“邦司寇”主造，地方武库作坊的兵器由“令”等主造。如：

“元年，相邦春平侯。邦右库工师赵瘁，冶韩开执戟”（铜矛）

“十二年，邦司寇赵新。邦右库工师□孙，冶巡执戟”（铜剑）

燕国兵器则由燕王控制的作坊制造，其上刻有燕王、工官、工匠的名字。

秦国的兵器作坊也分中央、地方两级。中央主要由内史掌握的工官、少府工室、寺工、属邦工室等作坊制造，所制兵器上刻有相邦、主造官府、工师、工匠的名字。例如：

“五年，相邦吕不韦造。少府工室邻，丞冉，工九。武库”。（铜戈）

“属邦”是统辖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中央机构。地方的兵器作坊，题铭中有“上郡”（今陕北榆林一带）等。铭文一般刻记郡守、工师、工匠名和工匠的刑名。由此推知作坊内的基本劳力是刑徒。

战国铜兵器，制造精良，许多在地下埋藏两千二百年以上，至今不锈，保持着锋利的刃口。秦兵马俑坑出土的兵器代表了当时青铜兵器的最高水平。铜剑较前显著加长，一般都在80厘米以上，有的长达90厘米左右，经过铬盐处理，色泽银白、光亮如新，硬度相当于中碳铜，锋刃犀利。铜剑和铜镞均系铸造，经错磨抛光，光洁度很高；三棱铜镞的三个棱脊的长度相差不到十分之一毫米，加工之精密，由此可窥一斑。

②礼器：由于礼乐制度的衰落，礼器的制造在整个青铜手工业中所占比例逐渐下降，纹饰也越来越简单草率。以中原地区为例，战国早期，一般青铜器上的花纹还很繁缛，主要有蹯螭纹、贝纹、三角云纹、勾连雷纹等，蹯螭纹仍为主题花纹，但也有了变化，有的鼎上仅铸几道S形去纹带。战国中期，云纹流行，蹯螭纹简化成连续螭纹，失去主题花纹的地位；素面铜器增多。战国晚期，青铜礼器出土少，以素面为主，仅个别器物有纹饰，但很草率。

战国中期以后，礼器上的铭文一反过去那种“铭功纪德”之类的旧套，变为“物勒工名”，并刻上重量和容量。如：

“卅二年平安邦冶客，[容]四分口，五益六斤半斤四分斤之重”。（平安君鼎）

“卅六年工师瘨，工疑，一斗半正，十三斤八两十四朱”。（私官鼎）

鼎上刻记重量，说明具有了商业价值，又“物勒工名”，可见与原来意义上的“重器”已有差别。

③日用铜器：这时，与青铜礼器衰落相反，日用铜器发展起来。其中以铜镜、带钩尤为显著。这类器物出土数量多，在平民墓中也常有发现，足见使用之广泛。

带钩在古籍中又有“犀毗”“鲜比”“师比”“胥纰”“犀比”等名称。通常讲的带钩除革带钩外，还有佩钩。佩钩包括佩器（剑、刀、削、弩机等）、佩物（铜镜、铜印、钱币等）、佩饰（珠玉等饰品）等钩，形体一般较小，钩折较长。出土的带钩有棒形、竹节形、琴面形、琵琶形、兽形、鸟形等。佩钩的形式也多种多样。许多带钩通体有金银错纹饰，有的镶金嵌玉，制作精致。

铜镜的出土量较前大增，制作精美，器形纹饰变化较快。战国早期，为小桥形钮，窄平边缘，主题花纹为当时流行的小蹯螭纹，有的饰兽纹，在边缘内侧和钮座旁往往有一圈贝纹。战国中期，变为三弦薄钮，方或圆形钮座，内侧为弧卷的棱形素缘；花纹一般为两层，上层是山字形、花叶形、菱形、动物形的主题花纹，下层是由小蹯螭纹变化来的羽状地纹；还有少量纯地纹镜。战国晚期，造型与中期相同，羽状地纹还有保存，而广泛流行的则是云雷地纹。主题花纹多半是云形蹯螭纹。战国末还出现了由六个或八个内向连弧组成的主题花纹。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一件狩猎纹镜，地纹为细点勾连雷纹，上面是两个武士与虎豹搏斗的图像，极为生动。

（3）漆器手工业

漆器是我国古代的一项发明，早在河姆渡文化中就已出现了。但长期以来发展缓慢，只是到了战国时期才兴盛起来。这时，漆器出土量之多，大大超过前代，以江淮流域出土最多，一般的小型楚墓也常有漆器出土，说明楚国的漆器业最发达。楚地出土的漆器主要有耳杯、盘、奁、盒、卮、案、豆、勺、俎、酒具盒等生活用品和镇墓兽等，此外，乐器、兵器的非金属部分和家具、葬具等也都髹漆彩绘。漆器的胎骨大都用木雕成，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绘木鹿、鸳鸯形漆盒、漆豆、漆案等，都是很精细的木雕漆器。战国中期，漆器种类繁多，雕刻、上漆、彩绘都达到很高的水平。江陵望山M1的小漆座屏，上面用透雕和浮雕的方法雕刻出蛇、凤、鹰、蛙等五十一个小动物，外加黑、朱、灰绿、金银彩描绘，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给人以绵软欲动之感，堪称稀世珍品。

北方的漆器，以战国晚期的秦比较发达。这时，秦国漆器的器形与南方地区基本相同，但风格略异。关东黄河流域有漆礼器出土，中山王墓出有漆鼎、豆、壶、盒、盘、匜、鉴等。新中国成立前，洛阳也有出土。

漆器作坊多由官府控制，秦的官府作坊有中央、地方两级。解放前长沙出土的一件漆卮铭文为：

“廿九年六月，大后□乍，吏丞向，右工师象，工大人台”。

工大人是秦工官名，器承太后旨意制造，则“右工”为中央官府作坊。江陵凤凰山秦墓出的漆器上还有“左工”文字，应是与“右工”并列的另一个中央官府作坊。地方官府作坊制造的漆器，上面往往有“某亭”“某市”文字，如“咸亭”“咸市”“郑亭”“许市”等，分别是咸阳、新郑、许昌市府作坊的产品。有些漆器上又有工种戳记，如“素”“包”“上”“告”（造）等。“素”工是作胎之工，“包”为作漆地之工，“上”为作漆饰的上地之工，“告”工为总管，可见当时在制漆器过程中已有明确的分工。也有的漆器上针刻工匠的名字，如：“某里大女子某”“某里小女子某”，名前不缀刑名，说明她们是受雇于官府或以工充役的自由人。

私人作坊的产品尚不能确定，但肯定是有的。《周礼·载师》规定，对民间漆林征漆为税，数额为百分之二十五，剩余部分无疑要卖给私人作坊或自用制造漆器出售。那些没有官府、工种戳记文字的漆器，估计有些就是私人作坊制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