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全面阐述

（一）对象

考古学直接研究的对象是人类过去所遗留下的、存在于空间的一切东西，即所谓遗迹和遗物，这二者也可以称为“遗存”。

具体地说，遗迹一般是指形体较大或固定而不可移动的东西，如古代的房屋、城堡、墓葬、村落、矿坑、道路、沟渠、窑址、岩画、洞穴，甚至古代人耕种过的土地以及人类无意识留下的手印、足迹等；遗物一般是指用石头、金属、泥土、木头、骨头、贝壳、皮革、布帛或羽毛所制造的各种工具、武器、家具、葬具、陶器、装饰品、艺术品等，动物遗骸、植物种子和果实也都算是遗物的组成部分，这些东西形体较小而且可以移动。

1.遗迹

（1）与居住有关的遗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一是洞穴。洞穴是古老先民的主要居住地。先民们一般是利用石灰岩山洞作为居住地。洞穴的优点是冬暖夏凉，缺点是阴暗潮湿。因此，先民们选择洞穴时常常选择那种洞口向阳而背风的。洞穴的高度不宜太高，通常选择那些距地面一百米以下的洞穴。如北京猿人、山顶洞人的洞穴都是这样。

二是聚落。随着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人们开始过定居生活，有了居民点，形成了原始聚落。黄河流域目前所发现的原始社会聚落的规模，大多数在五万至十万平方米左右，基本上相当于现代华北的一个较小的自然村。这种聚落多数在靠近水源的高地上，以便于当时人的生产和生活。在聚落遗址内，往往发现有房屋、窑穴、陶窑、壕沟等等。陕西省西安市的半坡遗址就是这样。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村落遗址在我国也有不少发现。辽宁省辽阳的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就为我们勾画出两千年以前的农村生活情景。

三是贝丘。这是一种古代沿海或沿河湖而居的先民们食剩物的堆积。掘开这些堆积常常可以发现当时人们使用过的工具、陶器、兽骨或人骨。这类堆积在西欧、北欧、日本以及沿太平洋的诸地区都有发现。贝丘在我国多发现于东南沿海各省市，北方的辽东半岛也有发现。贝丘，过去有人称之为庖厨垃圾堆，日本人叫作贝冢。贝丘存续的时代很长，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都有。

（2）墓葬。墓葬是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因为墓葬犹如一个时代的物质资料保存仓库，其大部分东西都是人们有意识保存下来的。通过对墓葬的研究，可以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艺术以及科学等方面的情况。墓葬所提供的资料成为历史研究的有力证据，同时根据这些资料可以发现更新的研究课题。例如，通过对古代人体遗骸及葬式的研究，可以了解到许多民族的体质特征、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从墓葬中随葬品数量的多寡和质量的优劣以及陈放方式，可以反映出贫富和等级地位的差别；各个墓葬之间的形制区别、随葬品不同和墓葬间的打破叠压关系都是考古学研究中分期断代的重要依据。

据目前资料所知，早在两三万年之前，人类便已有了埋葬死者的风习。到了大约距今一万年前后便出现了氏族的公共墓地。在奴隶制时代，奴隶主与奴隶的墓葬往往有巨大的差别，至封建社会，我国又出现了大规模聚族而葬的茔地，而帝王则往往有单独的陵寝。从葬法上来看，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地域的区别和民族的差异，在埋葬方式上也各有各的不同。土葬法这种埋葬方式自古代至近代一直占主要地位，火葬、水葬是少量的。土葬中有土圹墓、洞室墓、砖室墓等。墓室中有木质棺椁、石棺椁、瓮棺（陶棺）、船棺等。从葬式上可分为直肢、屈肢、仰身、侧身、俯身等。大多数的墓葬是将死者一次埋入墓室，但也有将死者尸骨放在墓中或其他地方，待一段时间挖出来，再次埋葬。后者称为二次葬。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一人一墓，这叫单人墓，但也有二人或数人共一墓，这叫作合葬墓。

古代墓葬中往往随葬一些当时人的实用器或专为死者“使用”的明器。这些随葬品的多寡和优劣是因死者生前的财富和社会地位而有所区别的。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的大型墓葬常常有重要的文物被发现。如湖北省随县擂鼓墩曾侯墓（战国）中出土了举世罕见的大型成套青铜乐器；湖南省长沙马王堆汉墓中不仅有完整的女尸，而且出土了大批竹简、帛书、漆器、丝织品、陶罐以及帛画，这些东西以其珍贵的历史价值和令人赞叹的精美震惊海内外。还有河北省满城中山靖王墓、安阳殷墟妇好墓、唐永泰公主墓、明万历皇帝定陵……这些墓中出土的文物美不胜收、价值连城。阶级社会中统治者的墓中随葬品固然绚丽多彩，但原始社会中氏族成员墓或阶级社会中平民及被统治者墓中的一盆一缶亦不失其重要文物价值。

（3）城堡。过去通常认为，城堡是阶级社会出现之后的产物。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说：“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我国古籍《礼记·礼运篇》中描述“小康”时代（即阶级社会出现以后的时代）时说：“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这都说明城堡是在氏族制度开始瓦解、阶级社会出现之后出现的。但最新的考古发掘资料证明，在河南淮阳和山东寿光等地发现的城址时代都远在四千多年之前，比传说中的第一个王朝——夏朝可能还早一些。城堡的规模开始是很小的，如山东寿光边线王的城址只有四万四千多平方公尺，相当于现代两三个标准的田径运动场那么大。随着阶级对立的发展，城堡和其周边的差别日益扩大，城内成了经济中心，真正的城市便出现了。例如在河南省郑州发现的商代城址面积达三百多万平方公尺。史书中记载齐国首都临淄有三百闾，居住了七万户人家。经发掘证实，这些记载并非杜撰。唐代的长安城（今西安市）城墙周长达三十六公里，为现存西安城墙的六倍，堪称当时世界第一大都市。我国古代的城墙主要是用黏土板筑法造起来的，虽经过多次夯实，但总不如古代希腊和罗马那样的石头城堡易于保存。因此，目前通过调查发掘所见到的古代城址多数只剩下断壁残垣，而鲜有完整者。城堡或城市内的房屋、寺庙、殿堂、街道等古代建筑既是考古学研究的对象，也是古建筑学研究的对象。

（4）矿坑与作坊。据研究，从距今八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人们就有意识地采掘石料，用来制作工具和武器。到了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先民们又有计划地采掘矿石，古人采掘之后或废弃的矿坑内往往遗留有当时的工具、矿石和其他施工痕迹，这些东西便成了研究古代采矿业的珍贵资料。采石坑在英国有过发现，在法国、西班牙也有。采掘金属的矿坑在旧大陆各地都有发现。我国湖北省大冶所发现的铜矿坑为我们了解春秋战国时代的矿业生产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作坊或工作场地具有很久的历史。我国山西省曾发现过一处打石器的场所，那儿满地是石屑、碎石片，时代距今约一万多年。在河南郑州发现过商代制骨器的工场、山西侯马发现过东周的冶铜作坊、河南省巩县有汉代的冶铁工场遗址、广东省广州市发现过汉代的造船工场。除上述较重要的工场遗址外，制陶工场、烧瓷工场等遗址也是屡见不鲜。通过对古代工场的考古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古代手工业的生产规模和工艺过程。

（5）窖藏。窖藏是人们有意识埋藏物品的场所，从古至今亦然。在窖藏中往往发现有极珍贵的文物，因而它成了考古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在河南省安阳殷代都城的废墟中曾发现过一个埋藏大批甲骨文片的窖藏，甲骨片在一万以上，一时为史学界誉之为“档案库”。1976年在陕西扶风县发现了一个藏有百多件青铜器的窖，这些窖藏青铜器中有铭文长达二百八十四字的“史墙盘”，堪称稀世瑰宝。但是由于大多数窖藏是古人秘密埋藏起来的，故不易发现。窖藏的被发现往往是出于偶然。如1970年在陕西西安何家村发现的一个窖藏中，出土了上千件唐代金银器、玉器、货币、玛瑙制品及中药材等。据考证，窖藏处本是唐朝王室人物的住处，在“安史之乱”以后，这些东西的主人在逃往他乡之前将金银细软埋藏起来，以后没有再回来，该窖遂不为世人所知，至一千多年后的今日才重见天日。

窖藏中出土的东西，往往不一定是属于同一时代的东西，这是我们在断代时必须谨慎对待的。如近年来报刊上常有某地发现大批古代货币窖藏的报道。同一窖藏中的货币中最古的与最近的有时相差千年之久，譬如既有东周的货币也有北宋的崇宁通宝，这样在断定窖藏的时代时便不得简单从事，而必须详细比较和分析之后才能得出结论。

除上述几项主要遗迹之外，我国古代的墓葬常常有一些附属设施，如车马坑、俑坑等。这方面最有名的是陕西临潼秦始皇陵东侧的兵马俑坑。据调查，这批陶制的兵马总数在七千以上，规模之大、气势之宏伟确是举世无双。国际友人将它与万里长城、金字塔等并称为世界奇迹，实在当之无愧。

2.遗物

（1）生产工具和武器。在古代人的遗物中，工具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那样：“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这也可以引申出下列的意思：通过对生产工具的研究，不但可以了解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而且也可以了解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等生产关系方面的东西。在周代晚期的殷墟遗物工具大部分为石质，说明在当时尽管已进入青铜时代，但青铜工具并不多，而且在该遗址中，成数十把一捆的石镰堆放在一起，这些资料为研究晚商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展示了发人深思的资料。

生产工具，按其质料可以分为石器、骨器、蚌器、角器、铜器、铁器、木器、陶器、玉器、牙器等十数种；如按其形状可以分为斧、刀、铲、、臿、镰、凿、锛、锉等；若依其职能则可以分农具、手工工具和日常生活用具等几种。(www.xing528.com)

人类在远古时代工具与武器之间并无严格界限。如人类早期的“万能手斧”，它既是击毙野兽或用于防身自卫的武器，也是挖掘植物块根和切割兽皮的工具。只有到了原始社会末期，武器才从工具中分化出来。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由于战事频繁，武器不仅单独存在，而且数量激增、种类繁多、使用频率加大。仅以我国青铜时代的武器来说，就有斧、钺、矛、戈、刀、枪、剑、戟等十数种。

工具和武器，因时代和地域的不同，在其自身发展序列上也有区别。这些是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我国有不少学者对有段石锛、商周的戈、东周时代的青铜短剑等做过深入研究，对阐明我国古代史上的问题起过作用。通过这些研究也解决了不少断代和确立某种文化性质的问题。

通过工具和武器的研究可以了解当时的生产工艺过程。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对石器上的擦痕做了观察与研究，从而解开了不少的古代工艺之谜。

我国原始社会时期的墓葬中用工具或武器随葬的现象，只是到晚期才大量出现，而早期较少。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具所有制的变化。到殷商时期墓葬中随葬的武器与工具的类别和数量，也是由墓主人的身份或阶级而决定的。

（2）陶器与瓷器。目前，学术界在什么是陶器、什么是瓷器问题上看法很不一致。按一般说法，陶器以黏土为原料，成形之后或放在陶窑内，或露天烧制，烧造温度一般在600—1000摄氏度之间，多数陶器上没有挂人工釉，渗水性强，胎质松软。瓷器以高岭土为原料，成形之后放在窑内烧制，火候在1000—1300摄氏度。瓷器上有人工挂釉，不渗水，胎质坚硬。

陶容器出现的时代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后。从那时起，陶器就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陶器的使用范围广，易破碎，从而需求量也大。因时代和地域的差异，陶器在造型、纹饰、制法和用途上各有不同。陶器一旦烧好不再变形变质，也不会腐烂。瓷器也具备上述三项特征。基于上述三项特征，陶器或瓷器成为考古学断定文化性质和确定时代的重要凭据之一。陶瓷器的碎片往往是考古学家进行考古调查的指示物。

我们的祖国是瓷器的发源地。据一些专家的意见，至少在商代，我国就已出现了原始瓷器；在东汉、魏晋南北朝和唐宋几个时代，瓷器制造水平逐步提高；到了元、明、清之际，瓷器生产有了许多创新。在这三千多年的时间内，我国的瓷器生产一直居世界领先地位。瓷器使用范围广、生产量大并远销外洋。另外，全国各地的瓷器均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这样，瓷器作为文化遗物来说，不仅具有考古学的研究价值，而且也是艺术史和科学院技术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资料。

（3）礼乐器。礼乐器在我国商周时代极为发达，是宗戾祭祀必备之物。其中一部分也是当时生活中的实用器。商周时代的礼乐器主要由青铜和玉石制成，类型极为繁多。青铜器有鼎、鬲、斝、爵、盉、盘、彝、卣、簋、簠、盨、匜、觥、觚、壶、钟、镈、铙等数十种，石器、玉器中有壁、璜、圭、玦、磬等。什么级别用什么器物，在中国奴隶制和封建社会中对此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譬如周代的用鼎制度便等级森严，不得僭越。西周以至于战国时代的青铜礼器上往往保存有铭文，这些铭文中不少是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的。目前所知，春秋时代的毛公鼎铭文长达四百九十六个字，是铭文中最长的。

（4）货币。货币作为一种流通手段，很早就出现在旧大陆的各地。公元前7世纪，希腊人以金和银的自然合金作为货币。几乎与此同时，我国在西周时代也出了青铜货币。东周时代齐、楚、燕、晋、秦等国货币花样各异，有的作布形，有的作刀形，有的是圆钱，还有用金块或蚁鼻钱的。自汉代以来，方孔圆钱的形式比较稳定。由于古代货币地域和时代特征明确，有一些货币可以从文献上查到它们的铸造时代，有的在钱上直接铸有年号，所以货币的年代较容易确定。

我国根据古代货币的形状、材质、重量、花纹、字形和铸造技术等方面，可以进一步研究该种货币的发行时期、流通范围及它对促进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从货币流通的情况也可以看到国势之强弱。

通过对古货币的研究也能窥见古代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例如古代波斯、罗马的钱币在唐帝国领域内多次被发现，说明波斯、罗马与唐帝国交往频繁。中国战国时代的刀币和王莽时代的“货泉”曾分别在公元前3世纪和1世纪前后先后流传到日本列岛。日本的“和同开珎”也传到过唐帝国。这些都是研究中外交通史的绝好资料。

（5）造型艺术品。古代遗留下来的雕塑品、岩画、壁画、画像石、画像砖、各种绘画、摩崖造像、石窟寺艺术等等，都是考古学研究的对象，也是考古学家们常常可以见到的。从两万年前的法国、西班牙洞穴壁画到宋代的太原晋寺塑像，这些艺术作品不仅给我们以美的享受，而且引起了我们探求古代各种难解之谜的欲望。希腊女神维纳斯为什么只有半只胳膊？埃及巨大的狮身人面兽（司芬克斯）是怎样建造起来的？马王堆出土的帛画上为什么只画了九个太阳？这一系列有趣而发人深省的问题将有赖于美术史家和考古学家共同努力来解决。

（6）铜镜、车马具、日用器皿和装饰品。这类东西很多，形制各异，但是仔细研究它们是十分必要的。瑞典伟大的考古学家蒙特柳斯（1843—1921）就曾以西欧各国古代扣针形制的变化详细地阐明了类型学的原理。我国战国至宋代铜镜的演化规律已成为考古断代的重要依据。近年来围绕所谓“三角缘神兽镜”问题，中日学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这无疑是有助于解明日本古代历史之谜，也有助于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7）铭刻和文书。这一部分资料是考古学家和文献史学家所共同重视的遗物。它包括的范围很广，但都是文字产生以后出现的。例如我国商周时代的甲骨文、周代的金文、战国时代的陶文、秦汉时代的木竹简牍、帛书和买地券、隋唐时代的纸文书、经卷以及历代的碑刻，还有石鼓文和摩崖石刻等。通过科学发掘所获得的铭刻及文书可以直接为历史研究提供史料。这些资料如运用得当，将不断为历史研究增添光彩。

（8）人类和动物的遗骸。通过对古代人体骨骼的考察与研究，有助于阐明人类自身进化的过程，也可以用以了解古代的种族、民族融合，还可以探讨古代人们的习俗，甚至可以窥见古代人的某些病变。动物遗骸是考古学家们判断时代、研究当时人狩猎及畜牧业的情况、了解古代地理及气候的变化、分析古代的植被、探讨古代某一时期生产关系变化等方面所不可或缺的依据。当然在这些研究中少不了与其他学科的密切配合。

除上述八项以外，考古遗物还有很多，如古代的车船等交通工具、死者的葬具甚至人类或动物的排泄物、手或足留下的印痕、耕作过的田地等等。总而言之，地下一切的出土物品都理应放在考古学研究的对象之中，只不过有主次之分罢了。

（二）考古学研究的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

考古学研究的时间范围原则上说是从人类在地球上产生的时代开始一直到现代。不过，人类究竟什么时间出现在地球上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定论；其次，什么是“现代”，概念也未能统一起来。这样，考古学研究的起止时间实际上还是有些模糊。目前各国对考古学研究的起止时间不尽相同。我国考古学研究的时间范围，起于人类诞生（？），止于元代末年上下约二百万年。元代以后的几百年与我国悠久的历史相比，不仅比较短暂，而且这期间印刷术被广泛利用，大量的文献典籍被保存下来，所以实物资料在历史研究中不占主要地位。目前在欧美各国有人提出考古学研究的时间下限以“产业考古学”的研究范围为终结。所谓产业考古学主要是从事对18、19世纪的工场和机械设备的调查研究。也就是说欧美学术界一部分人主张考古学的时代范围以19世纪为下限。日本考古学研究的下限时间范围是明治维新即1868年。

考古学研究的空间范围，原则上讲是全世界各个地方。然而由于只限于人类曾经居住或活动过的地方，所以那些长期以来人迹罕至的高山大泽、南北两极和大部分的海域都是考古学研究上的空白地带。但是，今天的沙漠、原始森林和大洋中的孤岛，在古代却未必和现在一样，所以在那些地方发现遗迹遗物的事例屡有报道。例如今天已成为沙漠或戈壁的新疆塔克拉玛干和罗布淖尔，有些地方在古代却一度是很繁荣的。另外在那些与陆地相连接的海底近年来也不断有新的发现，所谓海底考古、水下考古的活动近年来有急剧扩大的趋势。据日本学术刊物报道，最近日本考古界开展了对日本列岛上最大的湖泊——琵琶湖全面的水下考古调查，此其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