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文物的重要价值及优化

由于体育文物学至今尚未获得自身独立意义上的发展，但在展开论述的时候，却假定了体育文物学的存在，并将它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这样做的原因，一是出于叙述的方便；二是因为虽然体育文物学一直未获得独立发展，但它的一些重要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却出现在了与它关系紧密的相关学科之中，并且因为这些思路与方法的出现，一些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成果便具备了一定意义上的体育文物学性质，从而成为体育文物学发展的载体。所以体育文物学虽然一直没有以独立学科甚至是分支学科的面貌出现，但却一直寄生于相关学科内，并获得了发展。也正是因为体育文物学科发展的这种寄生性质，所以没有对其进行直接的阐述，而是着重分析了相关学科在研究对象、方法与价值指向上对它的影响。从表面上看，这种叙述方式似乎是游离于体育文物学本体之外的，但实际上却是符合体育文物学寄生发展特征的。

自20世纪以来，我国以文物、考古发现结合体育研究为方式的初步体育文物学成果还是较为丰富的。例如在原始社会体育中出现了崔乐泉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原始时代体育文化研究》（1995）、唐豪《少林武当考》（1930）、《中国民族体育图考》（1956）、李季芳《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卷》（1982）、翁士勋《二十五史体育史科》（1982）、谷世权《中国体育史》（1997）、阴法鲁《唐代西藏马球传入长安》（1982）、罗香林《唐代波罗球考略》（1944）、王尧《唐代马球考略》（1982）、常任侠《中国舞蹈史话》、刘秉果《蹴鞠——世界最古老的足球》（2004）、蔡丰明《游戏史》（1997）、崔乐泉《中国古代体育图录》（2004）、李金梅《丝绸之路古代体育图录》（2008）、李重申《敦煌古代体育图录》（2012）、刘青戈《中国舞蹈通史》（2012）、顾呜壕《斗草、藏钩》（1994）、李重申《中国马球史》（2009）、崔乐泉《中国体育通史》（2008）、杨荫深《中国游艺》（1946）、沈子丞《围棋与棋话》（1947）、朱南铣《中国象棋史丛考》（2003）、傅起凤《中国杂技》（1983）、孙麒麟、毛丽娟《中国古代体育图录》（2015）等等。

如此众多的成果，虽然大多不是立足于严格意义上的体育文物学研究，但由于大致统一在体育文物学的旗帜下，就势必会从自身研究的角度完善体育文物学作为独立学科存在的意义。在这些作品中，有以形式分析为主的，有以文化分析为主的，而大多是两者兼顾的，这无疑会从各个角度对以形态研究为结论必要前提的体育文物学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至此，体育文物学虽然没有形成独立意义上的学科，但随着类似研究成果的不断出现与推动，体育文物学走过滥觞期与初步的实践活动，开始进入体育学科之中。(www.xing528.com)

世界各国无论其历史长短，都有丰富或较丰富的体育文物。这些文物是人民智慧的结晶，既是一个国家的宝贵财富，又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因为体育文物既是教育本国国民的实物教材，也是教育全人类的实物教材。体育文物还充当着和平友好使者的角色，如各国博物馆体育文物展览及名胜古迹对国内外旅游观光者开放，供人们游览参观，有的国家还组织体育文物出国巡回展出，这不仅使参观者接受教育，从中了解本国和他国的体育历史，也增进人民之间和国与国之间的友谊。

体育文物的作用是由体育文物的价值所决定的。文物价值内涵丰富，决定了体育文物有多种作用。其主要作用可归纳为文物的史料作用、教育作用和借鉴作用。文物的作用首推史料作用，是无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的，再加上体育文物本身具有不能再生的特点，因而体育文物的史料作用更有其独特性。其主要表现在体育文物具有证实史籍记载、纠正史籍之谬误、补充文献的缺失和为史前史研究提供实物史料等各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