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文物研究的现状与优化方向

文物学的发生必定要以史学为基础，有了史学才能谈到有文物学。而文物的发现、收藏及对文物进行初步分类研究是文物学萌芽的标志。

我国对文物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年代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十分重视对古器物（礼器）的收藏和研究，并曾进行墓葬考察，调查殷商文明，考证古器物坟羊与箭矢。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著《史记》时，就曾多次实地进行有关禹穴和禹的传说遗迹的调查。隋唐开始有人重视收藏古器物和书画，因而对古器物有了鉴赏和辨伪，古器物逐渐走向商业化，有了市场价格。魏晋时期，由戴延之的《西征记》、郦道元的《水经注》。这样势必过渡到宋代的古器物学和金石文字学的兴起，并由宋人吕大临撰著《考古图》十卷。记载了当时皇室和私人所收藏的商周秦汉铜器及玉器。凡收录者每件都摹绘图形和款识，记录尺寸、重量和容量、出土地点和年代，并均予以考证。可以说，这是一本世界上最早的文物图录。除《考古图》之外，吕大临还著有《考古图释文》。这两本著录较系统地对文物进行了考证，开创了文物著录的体例和分类方法。到元代，朱德润著录了有关玉器的金石学，即《古玉图》。

我国的文物学历经萌芽、产生和发展，具有数千年的历史，在春秋时已由孔子萌芽了对文物的调查、收藏和研究，隋唐时期古器物和书画开始有了货币价值，收藏和买卖渐渐兴盛。这样古器物、书画成了商品，官府和民间收藏者渐多，于是各种器物的释文和图录相继问世。不过，基本都是对已收藏的文物进行研究，并未对文物进行调查、发掘，也未见较系统的文物学论著，所以文物学尚处在初级的萌芽状态。

直到20世纪20年代，西方近代考古学开始传入中国。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受中国北洋政府聘请，来华工作。他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了彩陶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提出了“仰韶文化”的名称。1926年，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李济先生，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发掘，开创了中国学者独立进行的田野考古活动。这期间，外国探险家也纷纷来到中国的内蒙古、新疆、甘肃、宁夏各地作调查和发掘工作，并窃盗了许多珍贵的文物。例如，英国学者斯坦因、法国学者伯希和日本学者大谷光瑞、渡边橘瑞超、哲信、德国学者勒考克、俄国学者鄂登堡、美国学者华尔纳等等。其中对中国考古和文物两门学科产生影响的是瑞典学者斯文·赫定，他把西方的考古学传入中国，从而使中国从宋代沿袭下来的古器物学和金石学的研究逐步接受西方先进研究方法，自清末开始已有陆心源等学者采用考古学来研究古器物、古遗产和古遗址等。继之而起，有历史学家罗振玉、王国维应用西方考古和文物学，结合中国的金石学，为中国考古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直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考古组，真正打破了旧日陈旧的研究方法，开始重视科学的考古方法。当时仍把文物称之为古物，且古物的概念和内涵已较唐宋明清各朝代所称文物、古董、骨董、古玩更为广泛。

直到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古物保存法》明确指出：本法所称古物是指与考古学、历史学、古生物学及其他与文化有关之一切古物而言。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务院、各省市（直辖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文化部及国家文物局，颁布了文物法令、法规、通知、条例等都均沿用了“文物”一词。198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把“文物”一词及其包括的内容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文物”的定义为：必须是由人类创造的或是与人类活动相关的；必须是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去且不可能重新创造的。文物包括不可移动的和可移动的两大类。

不可移动的文物包括：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及近现代墓葬中特别重要者、古窑址、古作坊、采矿冶炼遗址、屠宰场、古战场、古建筑（宫殿、民居、宫观、寺庙、石窟寺、祭坛、石牌坊、石阙、陵园、亭、台、榭、桥、塔、园林）、摩崖石刻、巨型石造像、岩画、革命遗址、纪念性建筑物……可移动的文物包括：石器、骨器、牙器、玉器、蚌器、木器、竹器、藤器、铜器、铁器、金器、银器、铅器、锡器、陶器、瓷器、珐琅器、琉璃器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车马器、度量衡、符节、装饰品、陈设观赏品、兵器、乐器、玩具、法器、祭器、礼器、明器、手握、文房四宝、玺印、灯具、香熏、球杖、棋盘、棋子、骰子、球丸、投壶……另外，还有雕塑、书法、绘画、古籍、古文献、简牍、文书、纺织、服饰、革命文物、反革命的历史罪证、侵略战争的历史罪证、民族文物、民俗文物、货币……(www.xing528.com)

总之，凡具备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纪念价值的文化遗迹、遗物均属文物，这些不可再造的弥足珍贵的文物，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随着我国文物、考古制度的不断完善，全国各地建立了博物馆、纪念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及不可移动的文物单位。可移动的文物大部分藏于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研究机构、石窟、寺庙等。目前我国已有各类各级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私人博物馆、纪念馆2000余个。文物保护单位达700余处。

从20世纪初至21世纪初，出版了一批图文并茂的文物书刊，如考古发掘简报、报告、文物图录、文物研究专著。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90年代初，中国就已出版了大量文物书刊，据统计仅文物出版社1957至1987年30年间就出版了各种文物图书1300多种，10853册（部），其中包括墨迹、手稿194册，纪念图册等48册，考古调查发掘报告与文献、论著133册，综合性图书43册，法书、碑帖、玺印209册，绘画、雕刻134册，古铜器、钱币27册，陶瓷22册，工艺品11册，石窟古建筑43册，工具书19册，普及读物120册等，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反映了中国文物考古界的研究成果，促进了各国人民的文化交流。文物书刊所发挥的宣传教育作用要比博物馆、纪念馆、文物单位所发挥的宣传教育作用更大，因其宣传范围更广泛。

由于能参观博物馆、纪念馆和文物单位的人毕竟有限，且陈列展览的文物也很有限（只占文物藏品中的极少数），而文物书刊对文物介绍不仅更多而且更全面、更翔实。这不仅有利于国内外广大读者，也有利于国内外学者研究断代史和专门史。就中国史而言，对西周以前的历史（尤其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可以说基本上要依靠文物考古资料。由于文物具有证史、补史等作用，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文物、考古学科的学者撰著了通史，但由于当时缺乏文物考古资料，故战国以前部分就写得很少。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发现的文物资料日渐丰富，为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一卷提供了大量新的文物考古资料，使该卷战国以前的篇幅大增，且大都是运用文物考古资料撰就。而杜耀西等著的《中国原始社会史》更是运用大量文物考古资料。又如断代史研究方面，孙淼著《夏商史稿》也是充分利用了大量的文物考古资料，从而使著作的内容更加丰富、充实，也更具有可靠性。再如对专门史的农业史、畜牧史、纺织史、陶瓷史、建筑史、冶金史、宗教史、医药史、天文史、交通史、体育史、艺术史、美术史、哲学史、教育史、法制史、军事史等等，均需借助于文物史料。特别是对有关无文字记载的原始社会史及其他专门史的原始社会阶段，唯有依靠实物史料——文物，如林耀华主编的《原始社会史》等。即使有文字记载以来，也因条件所限，导致记载简略乃至疏漏，抑或因记载已佚，而需用文物史料补充之。文物作为有形的实体，为在一些专门史中的专门研究提供更形象、生动的实物资料，如体育史中的建筑史、雕塑、绘画史、服饰史、文物史的研究，文物所发挥的史料作用是文献资料发挥的作用所无法相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