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苏联）的丰富文物与考古学研究

自从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考古学得到苏联政府极其慷慨的支持，迄今已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集中式考古学研究网络。每年有超过500次的考古勘探和发掘，近5000种学术报告出版。考古学被当成提高文化水准和公众教育的工具而得到支持。无论是普及性写作，还是博物馆陈列，都能得到有效资助。考古学的任务之一就是促进对苏联各民族的起源和历史的认识，其根本的使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提倡对人类历史的唯物主义阐释。苏联考古学同时加深了文化进化论模式的时间深度和真实性。在这个模式中，虽然并不否定其他民族的创造性，但是强调苏联作为最早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而达到别的国家尚未企及的高度的重要世界性历史意义。

苏联是第一个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内阐释考古学材料的国家。从20世纪20年代晚期以来，这个模式指导了苏联所有考古学研究。苏联所有的人文学科所表现出来的理论形态的高度统一给苏联考古学带来了显著的特征，这个特征进而被明显的语言障碍和长时期与西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隔绝所强化。苏联考古学并没有停留在“19世纪教条”的刻板形式上，也没有如同某些西方评论所认为的那样，只是因为统治政策转变而发生变化（M.Miller，1956；M.Thompson，1965）。相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框架中，它过去一直都在发展，并且还在持续发展。在文化氛围稍稍宽松的后斯大林时代，苏联考古学也变得不那么单调，甚至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出现多元化方法的倾向。而且，尽管苏联考古学对大部分西方考古学家而言是陌生的，它也直接或间接影响了苏联范围以外的考古学研究。因此，苏联考古学系有世界范围的重要性。同时，通过比较在苏联和西方社会显著不同的理论框架和政治导向下发展而来的考古学之间的异同，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影响考古学阐释的一般要素。(www.xing528.com)

苏联与西方的考古学经历了大相径庭的发展道路。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似乎都在对同样范畴的问题进行讨论。20世纪30年代，苏联考古学家在聚落考古学和考古学材料的社会学阐释上领先。后来他们又在使用痕迹的现代复原上独占鳌头。马克思主义理论导向使他们成为最初运用社会发展内因解释考古学材料变化的考古学家，类似工作直到50年代才成为西方考古学的前沿动向。相反，越来越多的苏联考古学家，提倡更系统地关注文化编年，以及对传播和移民的研究，而这些课题在西方考古学家眼中则显得稀松平常，甚至有点过时了。苏联和西方的考古学家在从生态观念研究考古学资料上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共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