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被利用于历史学的研究，发端于我国。而我国利用文物资料研究历史的历史已有2500多年，最早年代可以追溯到春秋末期。如史学家孔子即很重视历史文物的考查、研究和利用。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就更重视文物的考查、研究和利用。他在撰《史记·夏本纪》时就“上会稽、探禹穴”，写《史记·孔子世家》时曾“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峰”。记《史记·秦始皇本纪》时即多处引用秦始皇出巡时所立碑文石刻资料。在《汉书·艺文志》和《汉书·鲁恭王传》中曾记载了汉武帝时鲁恭王拆除孔子旧宅，在墙壁中曾发现大批竹简。宋金石家已注意到古代青铜器、玉器和石刻的研究和撰书。而这一时期对文物学、考古学研究方面贡献最大的首推学者沈括（103l—1095年）。不过，过去研究历史，主要是依靠文献资料，这与当时缺乏文物资料有密切关系。
现代，特别是当代，要研究、撰写一部世界史、国别史（如中国史、美国史、英国史……）、专门史（如美术史、雕塑史、音乐史、艺术史、纺织史、服饰史、货币史、冶金史、建筑史、医学史、科技史、军事史、天文史、宗教史……）都必须运用文物资料。此乃因文物具有证史、正史、补史的作用。因此我们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前撰写的《原始社会史》、《世界通史》、《中国通史》及各断代史和专门史都有必要重新撰写或修订。如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一卷）就较范文澜所著《中国史简编》第一册的内容丰富的多，杜耀西等著的《中国原始社会史》基本用文物资料撰写而成的，又如王伯敏主编的《中国美术通史》（第一编）也几乎全系运用文物资料编写而成；再如杜继文主编的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佛教史》未能运用佛教文物资料，是该书的逊色之处。由此，可窥视文物学对历史学（含专门史）研究至关重要之一斑。(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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