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影响：遍地徽商洞庭

本课导学

洞庭商帮是明清时期在苏州洞庭东山和西山形成的一个地域性商帮。从前，洞庭东、西山人若“不仕于京师，则散而商于四方，踪迹所至，殆遍天下”，到明末时，该商帮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已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之一，有“钻天洞庭”之称。那么，洞庭商帮兴起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相信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同学们一定会对这个问题有进一步的认识。

知识小贴士：明清十大商帮

明清时期，洞庭商帮和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福建商帮、徽州商帮、潮汕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合称为“明清十大商帮”，与这些商人集团一并称雄于中国商界。

研学：“钻天洞庭”的由来

明末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描述：“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作‘钻天洞庭’。”以至社会上流传有“遍地徽商，钻天洞庭”之说。

洞庭商帮形成的原因

明朝定鼎后，江南地区推行重赋政策，而洞庭东西山“土狭民稠”，“地无不耕之土，水无不网之波，山无不采之木石，而终不足以供人之用，因而为商为贾，奔走四方”（《吴县志》）。洞庭商人的活动地域十分广阔，《林屋民风》记载其“行贾遍郡国，滇南、西蜀，靡远不到”，甚至远渡海外。洞庭山人的从商活动早在北宋元丰年间就已开始。太湖周围是洞庭商人的发祥地，是他们最初的活动地域。洞庭山是著名的鱼米之乡、花果之山。洞庭商人在江南主要经营当地特产，辗转于苏州、南京、松江、嘉兴、湖州等地。明代中叶洞庭商帮开始形成，经营重心转向棉纱、丝绸、布匹、米粮以及粮食加工、刻书印书等业，其时，洞庭商人的经商范围已扩大到长江以北、运河沿线，并延伸到北方。

洞庭商帮的兴盛与转型

鸦片战争后，上海被辟为商埠，更多的洞庭商人意识到上海市场的潜力巨大，纷纷涌向上海。洞庭商人在上海经营的项目最有影响的是金融业，其次为丝巾、绸缎、纱布等业。

清末民初上海金融业主要是钱庄和银行业。上海钱庄甚多，其中与洞庭商人有关的有泰生、同昌、仁大、森和、协升、崇德、志庆、敦大、森康、鼎泰、馀大、庆成、鼎盛、鼎元、永丰、荣康、信康、庆祥、久源、正大、裕祥、庆大、顺康、慎益、聚兴、天成、惠丰等，它们或为洞庭商人所办，或由洞庭商人任经理。

外国资本侵入上海后，在沪有大小银行36家，其中18家银行买办是东山人，其中又以席姓为主，席正甫、席立功、席鹿笙祖孙三人担任英汇丰银行买办长达55年。东山席氏不仅在外国洋行当买办，而且还在中国人自办的大清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大陆银行、中央银行、江苏银行及一些官营、民营的银行中出任经理、副经理、襄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还有不少洞庭商人成为外国洋行的买办，东山人在洋行中最具势力者，要数沈二园及其后人，他们担任沙逊洋行买办长达35年。

近代工业兴起之后，洞庭商人也积极兴办工商实体，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绒线大王”沈莱舟创办的恒源祥。此外还有叶明斋办的龙华制革厂、振华纱厂，席润身办的中国染织厂，叶振民办的大同橡胶厂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山商人逐步退出商业舞台，有一部分洞庭商人到中国香港或海外，继续经商并获得巨大成功，如香港著名实业家周文轩，他在港经营地产业、纺织业、建材业、食品和加工业，资产达到数十亿元。20世纪80年代中期成立的吴县旅港同乡会的正副会长和名誉会长周文轩、邱功焕、席德元、严隽期等，都是东山籍旅港名商。

商帮精神——扬长避短，稳中求胜

东山人的经商活动，早在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就已开始，但真正成为一个商人集团，是在明中叶以后。东山大商人王惟贞，是王彦祥第三子，其一脉后来出了一个历明宪、孝、武三朝，官至内阁大学士的“山中宰相”王鏊。就是这个“山中宰相”的祖辈，深谙积著之术，善于理财，从而打下了王氏家业的基础。

每个东山人的心底似乎都曾埋下经商的种子。19世纪后半叶，太平天国攻占南京、苏州等地，江南震荡，东西山人顿失经营的地盘和依托，于是群趋沪江。自是时起至20世纪前半叶，由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国内的其他商帮大多衰落，而洞庭商帮却在上海滩实现了它的近代转型，纷纷占据外国洋行买办的职位。

审时度势，把握时机，这是聪明商人的做法，而洞庭商人就是这样的聪明商人。洞庭商人没有与徽商、晋商在盐业和典当经营上争夺市场，而是扬长避短、稳中求胜，利用家乡得天独厚的经商条件贩运起米粮和丝绸布匹。

他们还不断更新观念，开拓经营新局面，向外部世界发展。尤其是鸦片战争后，在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洞庭商人利用自己的“钻天”之术，开辟了买办业、银行业、钱庄业等金融业务和丝绸、棉纱等实业。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从事着不同于以往的商业活动，由此，洞庭商帮产生了一批民族资本家。

洞庭商人十分讲究具体的经营手段，也非常注意市场信息，时常预测行情，在经商过程中，洞庭商人会根据市场行情与商品交换的情况变化而改变自己的经营策略，不拘于成见，只要有利就行。洞庭商人还会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比如商人资金和民风特点，因地制宜，采取独特的经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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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商帮中的望族

东山望族在洞庭商帮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以王氏、翁氏、席氏、叶氏、严氏、葛氏等为主。

王氏家族　王氏为东山望族，族内出现过不少有名的大商人，如明代正统年间王鏊的叔祖父王惟贞，自小历览江湖，深谙积著之术，故“江湖豪侠尊为客师，至今言善理财者，必曰惟贞公”。后又有王避庵旅京师十年，没过几年就攒下一份家业。王鏊的伯父王公荣景泰年间经商，经过十几年，事业大起。近代东山王氏中的王宪臣也是上海著名的大商人。

翁氏家族　东山翁氏随宋室南迁，世代为农，间营小商。到明中期七世孙翁毅和其子永福时，父子为商，家业开始兴旺，成为继王氏而起以山东临清为活动中心的经商家族。

席氏家族　翁氏衰落后崛起的是东山席氏。东山席氏的祖先是唐末因避黄巢之乱而由关中移家南迁的武卫将军席温。直到清中期将近千年，或以仕宦，或以经商分散四方，但留在东山的席姓子孙，仍然群萃州处，蔚为望族。直到道光年间，席氏依然名商辈出，而且活动地区仍在北方的运河沿线。

叶氏家族　叶氏世居东山蒋湾叶巷。其先公叶逵曾仕吴越国刑部侍郎，宋朝时，因有别业在洞庭而移居。六世孙叶梦得，宋徽宗时为翰林学士，高宗时为江东安抚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退老于莫厘峰下，叶氏从此成为东山一大望族，直到清朝，其后人仍环聚于太湖之滨。自宋至清，叶氏族大人多，经商者不断。

严氏家族　严氏在工商、金融等领域颇有建树，主要影响在钱庄。据《上海钱庄史料》记载：“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上海拥有四家钱庄以上的，有九大钱庄资本家家族集团，即镇海方家、镇海李家、苏州程家、慈溪董家、镇海叶家、湖州许家（与镇海叶家是亲家）、洞庭山严家、宁波秦家、洞庭山万家。”

葛氏家族　葛氏原来世居开封，建炎年间葛万五随高宗南渡，后居东山武峰下，拓基开壤，树桑艺谷，不到几十年便成为望族。

其他家族　东山刘氏、施氏、徐氏、万氏、金氏、朱氏等望族，也代有名商。

洞庭商帮的代表人物

叶振民（1903—1969），名承铎，东山旅沪、旅台著名实业家。东吴大学经济学系毕业。1921年，受聘于中法银行，任经理，又兼任祖业鼎康钱庄常务董事，后创办上海大同实业。他曾五度出任洞庭东山旅沪同乡会会长，为同乡和乡亲办了许多公益事业，创导、编撰发行了一本资料丰富的读本《洞庭东山旅沪同乡会卅周年纪念特刊》。抗战胜利后，叶振民又全力支持洞庭东山各校同学联谊社创办《莫厘风》月刊。此外，他还积极支持同乡会青年创办业余文化补习班，建图书馆（室），成立歌咏队、乒乓球队等。1946年间，同乡会青年活动室突然被上海新成区区长王剑锷派来的一名干事霸占，说要在此设办事处，还挂了一块名为“锷社”的牌子。叶振民得悉后，委请前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端木恺律师出面，赶走了锷社及其人员。1947年3月15日，叶振民当选当时的吴县参议会议员之后，又积极为家乡东山修路、修堤岸、通电、通电话、办学校、建校舍等。

席正甫（1838—1904），名素贵，号正甫，东山人，旅沪著名金融家。清咸丰七年（1857）由哥哥席嘏卿带着一起赴沪习业，不久就自开一家钱庄，自行执事。1866年，得舅父举荐去英商汇丰银行当跑楼。1874年，清政府为福建海防借款200万两白银，时任汇丰银行买办的王槐山怕担风险不敢签约，由席正甫办理签约，为汇丰银行开创政治贷款的先例，也使该行摆脱财务窘境。李鸿章还特地上书朝廷，授予席正甫二品衔红顶花翎，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红顶商人。清同治十三年（1874）至清光绪十六年（1890），清政府向汇丰银行借款17笔，绝大多数由席正甫一手操办。从此席正甫在买办交椅上坐了30年，其子、其孙又接任了25年。席正甫有裕成、裕昆、裕光、裕美、裕奎五子，都任过银行买办；有德濬、德重、德懋、德炳四个孙子，德懋曾任华义银行买办、中国银行总经理，德炳曾任国民政府造币厂厂长，其余二孙亦为外商银行买办。

寻一寻

洞庭商帮的代表家族有哪些？他们分别从事什么行业？

商帮精神对东山大族的影响

明代起，“钻天洞庭”便以一个商帮集团的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民国初年，福建有个大学者傅衣凌教授，著了本《明代江苏洞庭商人》，将钻天洞庭商人集团置于晋商与徽商之间，说晋商是整个山西省，徽商是整个徽州地区，而“钻天洞庭”只是两个小乡，能与之并驾齐驱，真使人无法理解。至今，这个传奇仍在延续：目前东山镇已收集整理了东山明清两代商贾近千人资料，其中有影响的商人300多人。不仅如此，文商融合的洞庭商帮家族更延续了耕读诗礼之家的传统——东山近现代获高级职称的知识分子达400多人，其中任过博士生导师的教授32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学者42人。这些教授大多在清华、北大、复旦、同济等国内著名大学教书育人，绝大部分是“钻天洞庭”的后代，其中祖上90%以上都经过商。(www.xing528.com)

想一想

洞庭商帮精神为何能生生不息？洞庭商帮精神的精髓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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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的洞庭商人——东山钣金与袁永刚

东山钣金

根据中国锻压协会统计，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东山钣金）的精密钣金业务于2007—2008年连续两年在国内位于同行业第一位，目前为国内最大、综合竞争力最强的专业从事精密钣金制造服务的企业之一。公司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包括产品结构研发、精密钣金制造、精密铸件制造、表面处理、精密组装、及时配送等在内的完整精密的制造服务体系。公司凭借强大的产品工艺研发能力、高效的柔性制造能力和良好的客户协作能力，为全球领先的通信设备制造商、新能源应用设备制造商、精密机床制造商提供精密钣金产品、精密铸件产品，以及相应的技术服务。公司在管理上坚持与市场接轨、与国际接轨，于2003年8月获得了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2009年3月3日通过ISO14001：2004环境体系认证，已形成从原材料采购、研发设计、模具开发、生产制造到成品配送一整套完整的质量控制体系。公司先后与世界知名的通信设备商如安德鲁、安弗施、波尔威，通信设备集成商如爱立信、华为，新能源应用设备制造商如SolFocus、阿海珐，精密机床制造商如沙迪克、阿奇夏米尔等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为其全球制造系统提供可靠的产品和专业服务。

公司是全球聚焦式太阳能发电领域领先企业SolFocus全球范围内唯一精密钣金组件供应商，也是其太阳能发电设备精密组装及测试服务提供商。2010年4月9日，东山钣金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袁永刚

袁永刚自1998年10月起历任东山钣金市场部部长、副经理、副董事长，现任东山钣金公司董事长。2017年7月，他兼任江苏省总商会副会长。

新时代东山商贾

随着各地商会组织风起云涌，由小农经济转型到金融业的洞庭商帮再度进入现代商人视野。继2010年东山席氏200余后人集资在东山雨花胜境修建祖先席温将军亭后，2012年7月21日，东山洞庭商帮后裔再度集聚在洞庭商帮传承人沈莱舟创始的恒源祥，解析洞庭商帮背后特有的文化脉络。

图5-1　席温将军亭

东山席氏后裔自筹资金建席温将军亭

2006年11月4日到11月5日，近百名席家族人从各地聚集于苏州东山，在两天的家族活动中，他们选举出了第一届理事会，并推举席兴荣先生担任理事长一职。

2010年4月，席氏苏州族人聚集东山，为席温将军亭竣工揭牌。

2011年5月，清明祭祖于东山雨花台胜境席温将军亭举行。

2012年4月14日，席家后人于苏州东山镇雨花胜境将军亭举行清明祭祖活动，并参观席温将军亭二期工程。

明代冯梦龙笔下的“话说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作‘钻天洞庭’”，便是以席家左源公为蓝本。席家有记载的开山鼻祖为唐代的席温，因家世勋旧屡建奇功，累官至武卫上将军。后黄巢之乱，席温便弃官隐居于太湖洞庭东山，成为东山席氏的始祖。原来东山席氏建有将军坟、席宗祠、安定塔等诸多祭祖之地，但在各种历史浩劫中悉数被毁。在外发展的席氏后裔，回到祖地竟找不到一点祖先的遗迹。

2010年，东山大族席氏在家乡雨花胜境建成始祖席温将军亭，140多位席氏后裔从全国各地赶来，共同为始祖之亭揭幕。从此，席温将军亭成为海内外席氏后裔回乡认祖归宗的标志性建筑。将军亭所需的全部费用，由联谊会向席氏后裔筹集。与此同时，席氏后裔还继续在家乡雨花胜境新建席家博物馆和席家碑廊等，以此来弘扬家族文化，激励族人爱家爱乡，反哺家乡……“翁、席、刘、严”曾是洞庭东山显赫的四大望族，连同“金、朱、陆、叶，周、吴、郑、王”组成东山十二大姓，东山能形成如此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绕不过当地人民的贡献。同时这些家族文化，也是最具本地特色的人文风情和旅游元素。

“走遍全国各地，还是俺伲东山最好！”

“钻天洞庭”商帮的后裔们一见面，就热络地说起了家乡话，按着辈分相互“打趣”。已是85岁高龄的严孝修是东山严氏一族后裔，早年参加革命，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金融专家，曾担任上海交行、建行常务副行长。虽然生在上海养在上海，但是一张口却满是地道的家乡话。“从小时候开始，阿婆阿爹就天天唠叨苏州东山的老家，虽然从来没去过，但是镇上有哪些老街哪些建筑都深深地印到脑海里，第一次去到东山就样样都熟悉。”

与洞庭商帮在经济上的地位相提并论的另一个显著现象，则是洞庭商帮家族后代的诗礼传家。明清两代，东山出了56名进士，其中2名状元，1名探花，从历史资料来分析，东山进士家属或本人90%以上经过商，他们始为农家，后外出经商积聚了资金，供子弟读书，又通过科举进入上流社会。即便是现代，东山人诗礼传家之风仍不变，获高级职称的知识分子有400多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些家族千百年来始终重视诗礼，人才辈出？

翁世荣是东山翁氏一族的后裔，现为著名文学艺术家，出版过10部电影剧本和文学小说，为上海大学原文学院院长、教授。翁世荣说，翁姓为东山第一大姓，更是洞庭商帮的“祖师爷”，翻查东山家谱时，他印象最深的便是随处可见的家训格言，诸如“一念之善，吉祥随之。一念之恶，厉鬼随之。”“至乐莫如读书，至要莫如教子，富时不俭贫时悔，闲时不学用时悔，安不将息病时悔……”这说明，东山的商人并不仅仅会经商，更注重对家族子孙的教育。

同样，在东山席氏一族后裔席时珞的印象中，洞庭席家的历史上，先祖席温的第二十七世孙席洙就曾撰写过一部叫《居家杂仪》的书，提出了重读书、重经营的观念——不去科场，即去商场；不能读书，就去经营。而席时珞更将东山洞庭商帮的成功之道总结为四点：首先是吃苦耐劳，天道酬勤；其次为文商融合，从商的同时更注重子女教育和文化的积淀；再次为关心家乡建设，修桥铺路等公益事业一直不断。“不单做生意，洞庭商帮的先人们从事的更多是文化生意，经商、写书、立家训……大商人重视子孙文化教育，要培养能读书的高学历高智商人才。”正是这些特质让洞庭商帮名列中国十大商帮，而又与其他商帮有着本质区别。

树立“文化标签”迫在眉睫

恒源祥集团的创始人沈莱舟是清朝末期、民国初期洞庭商帮在上海的传承人之一，他的老家在东山漾桥头通德里。沈莱舟是著名的东山旅沪民族工商业者。19世纪30年代，面对洋绒冲击上海市场的局面，沈莱舟抱着实业救国的心态，创立了中国人自己的毛纺品牌，被誉为我国的绒线大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德里沈氏家族大多已迁至上海。如今恒源祥集团在继承沈莱舟经营理念的同时，更坚持回报社会、服务桑梓的优良传统，成为中国百强企业之一。

陈忠伟是恒源祥集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他说如今来自东山大家族的洞庭商帮文化深深地融入了企业的血液了。“举最简单的例子说明，沈莱舟喜欢的收藏和公益，在现在新一代企业领导人身上获得了完整的传承——收藏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积淀，而慈善则是一种社会责任。”陈忠伟说，相对于晋商、徽商对于商业制度建设上的作用来说，洞庭商帮更重要的价值则在于从商的同时不抛弃文化价值体系，诸如至今仍保存完好的38部家训。在文化的熏陶下，洞庭商帮的后代人才辈出，这样的人文精神即便放在今天仍具有突出的借鉴意义。

相较于老一辈“商帮”传人对东山的浓厚感情，年轻一代对故乡的情感则日渐淡漠，这也成了令人担忧的一种状态。叶氏后人叶海磬的孙子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澳大利亚，“国外去了几年才回来一趟，对东山祖籍地到底还有多少感情？”着急的老人只能把家里的情况写在纸条上，存在电脑里，让儿孙们时时温习。对于年轻一代，身为洞庭商帮后裔，我们除了在文字上能写下“祖籍东山”外，还能找到什么关联？今年39岁的席时雍是年轻一代洞庭商帮后裔的代表，让他感到心急的是，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祖辈们留下的东西日益稀少，他越来越不知道还能跟自己的后代讲些什么。为了能给席家子孙留些回家的理由，在席氏家族联谊会的努力下，纪念席家始祖席温的将军亭于2010年竣工，当离开苏州多年遍居世界各地的席氏后裔纷纷认祖归宗时，那种仪式感才让后人找到了血脉相承的归属感。席氏率其他家族之先，在家乡新建将军亭，由一个氏族出资建设一个景点，对于东山还是首次。“洞庭商帮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和当代价值，这样的文化标签正是我们迫切需要的一种人文精神。”东山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把东山极富魅力的氏族文化加以挖掘延伸，引入到旅游开发的同时，也将为洞庭商帮血脉延续建起新的纽带。

来源：苏州新闻网

2012-7-21

补充阅读

全新的商业模式——电商

2016年9月，东山电商产业园正式启用，成为全国首届“互联网+”现代农业暨新农民创业创新大会指定参观现场。电商园肩负着构建“无二次”批发环节的农产品流通模式，解决农民“卖贱”，居民“买贵”的问题，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三大使命，以农产品电子商务为工作重点，主要为农产品提供B2B大宗交易、B2C零售交易、O2O在线交易等多种交易方式，以及咨询培训、支付结算、冷链物流、质量认证和产地追溯等服务。目前，电商园拥有注册公司45家，注册资金7 000万元，入驻实体店60家。一年来，电商园的销售收入达1.3亿元。

东山电商产业园的建立，带动了东山镇农产品传统销售模式的转型升级。2017年，东山白沙枇杷迎来特大年，不过枇杷非但没有滞销，反而一果难求，以生鲜快递发往全国的枇杷订单数量为45万单，发货量达1 150吨，占全镇枇杷总产量的23%。最终，在电商园的推动下，东山枇杷销售季提前一周结束。随后，攻克了冷链物流难题的电商园在杨梅季同样出彩，杨梅网销量达3万单，共计75吨。2017年的“双11”，东山电商园迎来了首秀，单日销售大闸蟹、碧螺春茶叶等本地特色农产品2万单，交易额300多万元。东山镇的优质农副产品插上了互联网的翅膀，飞到了新疆伊犁、内蒙古呼和浩特、海南三亚、黑龙江齐齐哈尔……

近年来，东山镇聚力发展电商产业，通过建设电商产业园，出台《促进东山镇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政策意见》，积极向上争取资金政策，举办各类咨询培训活动等，多措并举助推“三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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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商帮精神在新时期有什么传承、发展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