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在官场，在平凡人生当中，因酒惹祸，影响人生道路和命运的人和事，也不是少数。《史记·秦本纪第五》记载：“三十九年，缪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从死之中。”[1]秦缪公三十九年，缪公死，随葬的有一百七十七人，奄息等三个大臣也跟着陪葬了。虽然当时有陪葬制，但是王公大臣不在此列。何许原因？注释中说道，应劭云：“秦缪公与群臣饮酒酣，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许诺。及公薨，皆从死。”酒后失言，轻易许诺，死无价值。三国时的虞翻，性格疏直，“数有酒失”，喝了酒管不住嘴巴。一次陪侍孙权喝酒，孙权与张昭谈论神仙，虞翻多嘴指着张昭说：“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仙人邪！”[2]虞翻说你们都是死人啊，在这里谈论神仙，世上哪有仙人呢！这就把孙权得罪了，孙权一直对虞翻喝酒误事就不满，曾有一次差点杀了虞翻。于是孙权把虞翻贬到交州，这个朝中大臣，从此做了教书先生。
晋代的庾纯，曾做到中书令、河南尹，因不满意贾充的奸佞，经常酒后与贾充相互讥骂。有一次饮酒，轮到庾纯行酒，贾充不饮。庾纯说，我比你年长，长者为寿，你怎敢不饮？贾充说，即使你是长者，不归我供养，你有什么说的呢！庾纯发怒骂道：贾充，天下大乱，就是因你而起！贾充辩解说：我辅佐两代皇帝，又平定了巴、蜀，为何说天下大乱是我的罪。贾充的侍卫们要抓庾纯，在其他官员的劝解下，庾纯得以解脱。贾充羞惭恼怒，上书请求解职；庾纯也怕了，把河南尹、关内侯的官印上交，并上表自我弹劾说：“臣不自量，饮酒过多。醉乱行酒，重酌于公，公不肯饮，言语往来……”[3]庾纯自我检讨，向朝廷请罪，御史官也建议弹劾，免去庾纯官职。皇帝发话了，说：当初广汉陵酒醉辱慢宰相，获犯上之罪；灌夫借酒泄忿，导致杀头之罪。你不借前车之鉴，张口乱说，罢你官职，以肃朝纲。于是，庾纯被罢官。
北朝时的文安公屈，因嗜酒荒废政事，被杀头。“屈嗜酒，颇废政事。帝积其前后失，槛车征还，斩于市”。[4]常山王遵，少而壮勇，不拘小节。常山王遵本来是勇武之士，曾平定渤海群盗，喝了酒就不拘小节，乱了性情。“遵好酒色，天赐四年，坐醉乱，失礼于太原公主。赐死，葬以百姓礼”。喝了酒没有做到坐怀不乱，而是酒后乱性，骚扰了太原公主，被赐死。一位勇士，最后落得草席裹尸。
南朝时衡阳王义季因为嗜酒成性，经常是通宵达旦饮酒，少有清醒的时候。太祖多次斥责，义季也多次认错致谢，但就是改不了嗜酒的毛病。皇上给义季写信，劝他戒酒，可能是历代皇帝中劝诫的言辞最为恳切的，值得一录：“谁能无过，改之为贵耳。此非唯伤事业，亦自损性命，世中比比，皆如所谙。近长沙兄弟，皆缘此致故。将军苏徽，耽酒成疾，旦夕待尽，吾试禁断，并给药膳，至今能立。此自是可节之物，但嗜者不能立志裁割耳。晋元帝人主，尚能感王导之谏，终身不复饮酒。汝既有美尚，加以吾意殷勤，何以不能慨然深自勉励，乃复须严相割裁，坐诸纭纭，然后少止者。幸可不至此，一门无此酣法，汝于何得之？临书叹塞。”[5]皇上对义季说：谁能没有错呢，改掉就好了。嗜酒不只是伤害事业，也是危及你的生命啊，世上嗜酒危害的实例比比皆是，你是清楚的啊。近的如长沙的兄弟们，都是这缘故受到伤害的。将军苏徽，因为嗜酒患了重病，生命危在旦夕，我试着让他戒酒，并给他药膳，如今能站立行走了。饮酒本来是可以节制的，但嗜酒的人很难自己下决心戒掉。晋元帝作为万人之上的皇帝，还能听从王导的劝谏，终身不再饮酒。你是有美德之人，再加上我对你深切的期望，为何不能下决心勉励自己戒掉酒瘾呢？何必要纪律来约束你，引得大家议论纷纷，你才稍有改正呢。有幸不到这种地步，不再一味饮酒，对你有何不好呢！皇上叹息着写下的这些话，并没有让义季改掉嗜酒的毛病。“义季虽奉此旨，酣纵如初，遂以成疾”。皇上又给他写信说：你果然成疾了，既不为国家着想，又不顾及自己的生命，真是可叹可恨！义季还是听不进皇帝的教诲，“义季终不改，以至于终”。
吴规颇有才学，邵陵王纶很赏识他，一次为外出任官的张缵饯行，也邀约吴规作陪。张缵瞧不起吴规，见吴规也在座，心中不满，席中举起酒杯说：吴规啊，这杯酒庆贺你有机会来陪酒。吴规听了心生闷气，坐了一会就回家了。他的儿子翁儒见父亲郁闷而归，就问什么原因，吴规把受辱之事告诉儿子，翁儒也气得不行，半夜也就气死了。吴规气愤张缵，又痛哭儿子去世，又气又恨一口气上不来也呜呼了。吴规的妻子痛哭丈夫、儿子，一清早也气死了。“时人谓张缵一杯酒杀吴氏三人，其轻傲皆此类也”。[6]张缵固然轻傲，但吴氏一家三口气量太小，竟为一杯酒一句话而丢失三条命，确也不值。
也有因酒而避祸端，保全性命的。金朝的奔睹，跟随海陵王时，“纵饮沉酣，辄数日不醒。海陵闻之，常面戒不能饮。得闲则饮如故”。[7]海陵王喜怒无常，秉性凶暴。奔睹本是有才华能干之人，但唯恐惹恼海陵王而遭罪，所以常常做酒醉鬼。后来在大定年间，海陵王死了，奔睹回到扬州家中。他的妻子是海陵王的姐姐，置酒为他洗尘，奔睹喝了几杯就不再饮了。妻子感到奇怪，就问他你不是很能喝酒，不醉不罢休的吗？奔睹说：我本来就不嗜酒，如果以前不用酒遮蔽，恐怕你弟弟杀死我多少回了。如今遇到明君了，我当自爱，所以不饮酒了。
现代人与酒的缘分，多在命运不济的时候，与酒为伴，就成为消解命运苦难的“欢伯”和“忘忧水”。王蒙写过《我的喝酒》[8]，王蒙说他被流放到新疆时学会了喝酒，穷极无聊时喝酒，为了活着寻求快乐时喝酒，尤其是和维吾尔族人喝酒，维吾尔族人民的幽默与风趣、热情与爽快，都会使他暂时忘记苦难，获得一时的快乐：
是的，在一个百无聊赖的时期，在一个战战兢兢的时期，酒几乎成了唯一的能使人获得一点兴奋和轻松的源泉。非汉民族的饮酒聚会，似乎在疯狂的人造阶级斗争中，提醒人们注意人们仍然有过并且没有完全灭绝太平地、愉快地享受生活的经验。食物满足的是肠胃的需要，酒满足的是精神的需要，是放松一下兴奋一下闹腾一下的需要，是哪怕一刻间忘记那些人皆有之的，于我尤烈的政治上的麻烦、压力的需要。在饮下酒两三杯以后，似乎人和人的关系变得轻松了乃至靠拢了。人变得想说话，话变得多了。这是多么好啊！
虽然这是苦中作乐的喝酒，但是这喝酒本身就是在与命运抗争。当然，对有心灵意识有精神世界的文化人来说，以酒浇愁只是暂时的、一时的，“以酒浇愁愁更愁”的文人苦闷似乎是一个怪圈笼罩在他们的身上。酒醒后，他们会感到更加透彻的痛苦。王蒙说：“面对一个喝得醉，喝得癫狂的人我常常感觉到自我的痛苦，生命的痛苦”。在王蒙的酒经里，“酒是人类自慰的产物”“酒是存在的痛苦的象征”“酒又是生活的滋味、活着的滋味的体现”。
张中行想酒喝也是在接受改造的时候，“唯一的例外是在干校接受改造的时候，活儿太累，还要不时受到辱骂，深夜自思，不知明日会如何，就常常想到酒，以求两杯入肚，哪怕是片时也好，可以离现实远一些”。[9]
画家钟灵讲他与酒“苦恋”的阶段，也是在下放到干校改造的时期。[10]有时候是自己关起门来喝闷酒，有时是和诗人郭小川等，夜静无人之时，“我们就促膝谈心，一面饮酒，一面发牢骚，说得冠冕堂皇一点，是忧国忧民，滋味并不是甜的。”(www.xing528.com)
[1] 司马迁：《史记》，14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
[2] 陈寿：《三国志》，302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3] 房玄龄：《晋书》，263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4] 李延寿：《北史》，90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5] 沈约：《宋书》，294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6] 李延寿：《南史》，242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7] 脱脱：《金史》，310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8] 李国文等：《将进酒梦如烟》，16页，北京：团结出版社，2008
[9] 李国文等：《将进酒梦如烟》，50页，北京：团结出版社，2008
[10] 李国文等：《将进酒梦如烟》，136页，北京：团结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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