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在最早的时候，虽然是作为祭祀等国家大事的用品，但是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它就演变为经济商品。古时候历朝历代都把酒的酿造和买卖控制在官府手中，作为国家重要的经济来源。
较早记载缴纳酒税的是《旧五代史》，“唐天成五年”，朝廷下诏，在农村允许百姓私自造曲和酿酒，但是每亩地须缴纳曲钱五文足陌，“其钱随夏秋征纳”。城镇户口，获得官府同意的酒户，也就是办理了营业执照的酒家，“便许自造曲，酝酒货卖”。但必须上税，“十分只纳二分，以充榷酒钱”。“榷酒户外，其余诸色人亦许私造酒曲供家，即不得衷私卖酒，如有违故便即纠察”。[1]可见五代时，官府对酒的管理还是比较宽松的，但是把酒作为重要的税收来源。尤其对农民，不管你酿不酿酒，都要按亩交税。
《宋史·食货志》专门为酒做了记载：“宋榷酤之法：诸州城内皆置务酿酒，县、镇、乡、闾或许民酿而定岁课，若有遗利，所在多请官酤。三京官造曲，听民纳直以取。”宋代收酒税，有三种方式，一种是官酿官卖，赚取利润；一种是“募民自酤”，允许老百姓自己酤酒，按利润课税；一种是酿酒户向官府购买酒曲，“官府卖曲收其直”。不管什么方式，酒税成为官府经济的重要来源，陕西“天禧四年，转运副使方仲荀言：‘本道酒课旧额十四万贯，遗利尚多。’乃岁增课九万八千贯”。宋代酒税是官府主要经济支柱之一，“至道二年，两京诸州收榷课铜钱一百二十一万四千余贯、铁钱一百五十六万五千余贯，京城卖曲钱四十八万余贯”。古时候，铜铁盐是国家重要的专卖物资，也是重要的经济支柱。相比较，京城仅卖曲的钱就占了铜的三分之一，铁的四分之一，可见宋代酒税同样是政府重要的经济来源。难怪史书上说：“初，赵开之立隔酿法也，盖以纾一时之急，其后行之诸郡，国家赡兵，郡县经费，率取给于此。”[2]这就说明了，酿酒课税，原来是解一时之急，但后来在全国推行开来，就成了供养军队、官府管理经费的重要来源。
金朝对酒税的征收，设置了专门的管理衙门，负责每年的酒税收缴。“明昌元年正月，更定新课，令即日收办。中都曲使司，大定间，岁获钱三十六万一千五百贯，承安元年岁获钱四十五万千一百三十三贯。西京酒使司，大定间，岁获钱五万三千四百六十七贯五百八十八文，承安元年岁获钱十万七千八百九十三贯。”由于酒税每年都有增长，收税的衙门酒使司或曲使司也在不断增设，形成官僚机构臃肿。“宣宗贞祐三年十二月，御史田迥秀言：‘大定中，酒税岁及十万贯者，始设使司，其后二万贯亦设，今河南使司亦五十余员，虚费月癝，宜依大定之制”。[3]
元代的酒税，也是重要经济来源，而且高于其他税收。元太宗二年，“定诸路课税，酒课验实息十取一，杂税三十取一”。[4]酒税明显高于杂税，可见古时酒的利润就很高。《元史》上说：“元之有酒醋课，自太宗始。其后皆著定额，为国赋之一焉，利之所入亦厚矣。”后来有的地方把农民的醋税免了，但酒税仍然不免。由于酒的利润及税收颇丰，元代的酒产业十分繁荣。“大德八年，大都酒课提举司设槽房一百所”。当时每年各省都有酒税的上缴，酒税数杭州最高，每年是二十七万余锭。比较其他税，酒税确实是很高的。河南省酒税七万五千七十七锭一十一两五钱，而醋税二千七百四十锭三十六两四钱，其他的商税共一十四万七千四百二十八锭三十二两三钱。四川省酒税七千五百九十锭二十两，醋税六百一十六锭一十二两八钱，其他商税共一万六千六百七十六锭四两八钱。[5]河南的酒税是醋税的三十多倍，占商税的二分之一；四川的酒税是醋税的十余倍，占商税近二分之一。
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到，中国古代酒产业的繁荣与否，关系着国家大业是否昌盛，社会是否稳定。国家繁荣稳定，酒产业也就兴旺发达。同时，酒也是国家重要的经济来源，酒产业的繁荣和发展，也标志着经济的繁荣和发展。(www.xing528.com)
[1] 薛居正：《旧五代史》，337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2] 脱脱：《宋史》，918-920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3] 脱脱：《金史》，198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4] 宋濂：《元史》，6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5] 宋濂：《元史》，472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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