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私酿私卖的重要性及历史背景

禁酒还有禁止私酿私卖，必须榷酒。榷酒是指官府对酒生产和买卖的专控权。酒历来都有官酿和私酿，官卖和私卖。各个朝代根据具体情况，对酒的生产和买卖都采取了控制的手段，以确保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控制和粮食的控制。

汉孝景帝“三年冬十一月，罢诸侯御史大夫官。春正月，皇太后崩。夏，旱，禁酤酒”。^[3]汉孝景帝三年时是个不好的年份，朝中不稳，皇太后死翘翘，又遇天大旱，为度荒计，只得禁止酒的买卖。从字面看，是官卖私卖都禁止了。汉代对酒的生产和买卖，大多时候都是控制在政府手中的。汉昭帝六年时，曾经有过一场对政府控制酒买卖的争论。汉昭帝六年，朝廷召集一批贤良文学之士，询问老百姓的疾苦和施行教化的对策。参加座谈会的贤良文学之士们，“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视以俭节，然后教化可兴”。参会的代表们发言，都回答说要停止盐铁和酒的专卖，这些利益都送给官府了；官府不与人民争利，提倡节俭，教化就可以实行。当时，御史大夫桑弘羊就站出来反对，“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4]后来桑弘羊联合丞相一起反对罢官榷，老百姓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王莽新政时，义和鲁匡主张开酒禁，他说：名山大泽，盐铁钱布帛，这些都由县府管理，唯有酒的买卖没有管好，“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百礼之会，非酒不行……今绝天下之酒，则无以行礼相养；放而亡限，则废财伤民。请法古，令官做酒，以二千五百石为一均，率开一卢以卖，雠五十酿为准……除米曲本贾，计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糟酨灰炭给工器薪樵之费”。^[5]义和建言开酒禁，他认为酒是上天赐予的美酿，帝王颐养天下、祈福祭祀、扶衰养疾，人世百礼，都离不开酒。如今禁止天下酿酒，于礼于利都是不好的；但如果放开不限制，也会浪费伤民。所以他请求效法古人，由官府酿酒，老百姓可以开卢卖酒，卖酒获得的利润三七开，官府得七，卖酒的得三成，用于工本费开支。

历代禁酒，主要还是禁私酿私卖，统治阶层、封建权贵是不可能不喝酒的。三国时，蜀国“时天旱禁酒，酿者有刑。吏于人家索得酿具，论者欲令与作酒者同罚。”^[6]天旱时对酿酒者要判刑，有一官吏在一户人家收缴到酿酒的工具，上书建议对这户人家要与酿酒的人同罪给以相同的处罚。当时的简雍很有同情心，他与刘备游观时，见到一男女同行，就对刘备说，那个男的要想淫乱，为何不把他抓起来？刘备说，你怎么知道呢？简雍回答说，他带有做爱的工具呀，与有酿酒工具的相同。刘备大笑，于是放了有酿酒工具的人。

南北朝宋文帝“二十一年春乙亥，南徐、南豫州、扬州之浙江西，并禁酒”。^[7]唐高宗咸亨元年，“八月庚戌，以谷贵禁酒”。^[8]唐贞元初，“关辅宿兵，米斗千钱，太仓供天子六宫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酿酒”。^[9]酒的生产与买卖，禁与不禁，或禁私酿私卖，各朝代都有不同，但都是与天灾人祸、粮食生产有关。《新唐书》上就把唐朝禁酒的缘由说得很清楚了：“唐初无酒禁。乾元元年，京师酒贵，肃宗以禀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麦熟如初。二年，饥，复禁酤，非光禄祭祀、燕蕃客，不御酒。广德二年，定天下酤户以月收税。建中元年，罢之。三年，复禁民酤，以佐军费，置肆酿酒，斛收直三千，州县总领，醨薄私酿者论其罪。寻以京师四方所凑，罢榷。贞元二年，复禁京城、畿县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钱百五十，免其徭役，独淮南、忠武、宣武、河东榷麹而已。元和六年，罢京师酤肆，以榷酒钱随两税青苗敛之。大和八年，遂罢京师榷酤。凡天下榷酒为钱百五十六万缗，在酿费居三之一，贫户逃酤不在焉。”^[10]

北魏孝静皇帝时，“闰月乙丑，卫将军、右光禄大夫蒋天乐谋反，伏诛。禁京师酤酒”。“壬辰，齐献武王还晋阳，请开酒禁”。^[11]北魏天下大乱时，也要禁酒，更多的是考虑社会的稳定。民间私酿，也是要问罪。“太安中，京师禁酒，张以姑老且患，私为酝之，为有司所纠。王氏诣曹自告曰：‘老病须酒，在家私酿，王所为也。’张氏曰：‘姑老抱患，张主家事，姑不知酿，其罪在张。’主司疑其罪，不知所处。平原王陆丽以状奏，高宗义而赦之”。^[12]这是由禁酒引出义举的故事，乐部郎胡长命的妻子张氏，侍奉姑姑王氏很是尽心。姑姑年老有病，张氏就偷偷酿了一点米酒，但是被官府发现了。官府要治罪，王氏在衙门自首说我老了病了需要用酒，就在家里私自酿了点酒，这事是我做的。张氏也对官府说，姑姑老了还有病，是我张氏主持家里的事，姑姑不知道酿酒的事，这个罪在我身上。法官不知如何判决，这事反映到高宗那里，高宗认为两人都有大义，于是宽赦了他们。

北魏“正光后，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国用不足，预折天下六年租调而征之。百姓怨苦，民不堪命。有司奏断百官常给之酒，计一岁所省合米五万三千五十四斛九升，糵谷六千九百六十斛，面三十万五百九十九斤。”^[13]可见古时，天灾人祸实在严重之时，还是要禁供官员们的用酒，用以节省下大量的粮食。

隋“开皇三年正月，帝入新宫。初令军人以二十一成丁。减十二番每岁为二十日役。减调绢一匹为二丈。先是尚依周末之敝，官置酒坊收利，盐池盐井，皆禁百姓采用。至是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远近大悦”。^[14]隋初统治阶层不与民争利，关闭官府酒坊，让民间酿酒，起到了让人民休养生息的作用。隋朝开酒禁，也是一时的，遇到饥荒年景，也同样要禁酒。隋的刘昉，曾做到司马，与隋高祖一起打天下。当时京师一带闹饥荒，于是朝廷禁止酿酒，而刘昉自恃功高，不顾朝廷禁令让他的小妾当垆卖酒。“后遇京师饥，上令禁酒，昉使妾赁屋，当垆沽酒”。^[15]后遭到御史梁毗的劾奏，说他身为重臣，却不戒之以奢，不守之以约，贪图酒曲之利，身陷酒徒，若不法办，何以严肃朝纲！于是刘昉受到纪律处分。由于刘昉贪图小利，郁郁不得志，并且与朋友的妻子私通，还把朋友蒙在鼓里。终因参与谋反，被皇上诛杀。

五代至宋，为了确保官府的经济支柱，对违反酒禁的处置是非常严厉的：“五代汉初，犯曲者并弃市；周，至五斤者死。建隆二年，以周法太峻，犯私曲至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处极刑，余论罪有差；私市酒、曲者减造罪人之半。三年，再下酒、曲之禁，户私造差定其罪：城郭二十斤、乡闾三十斤，弃市；民持私酒入京城五十里、西京及诸州城二十里者，至五斗处死；所定里数外，有官署酤酒而私酒入其地一石，弃市。”^[16]苛政猛于虎，这些刑罚太严酷了，贩酒三五斤就要被处死和暴尸，甚至处以极刑；即使带私酒入城也要被判死罪。

金朝也是榷酒，把酒的酿造和买卖控制在官府手中，后来采用税收制，允许民间卖酒。“金榷酤因辽、宋旧制，天会三年始命榷官以周岁为满。世宗大定三年，诏宗室私酿者，从转运司鞫制。三年，省奏中都酒户多逃，以故课额愈亏。”^[17]金朝一开始也是官府管理酒的酿造和买卖，榷酒官一年就换人，可见这个官职很有油水。对于私酿私卖的，要送交官府治罪。可能榷官贪腐多，管理不严，酒户逃税的多，国库收不上来钱。皇上说，这是官府没有严禁私酿所致，于是命令军队配合酒使巡查私自酿酒的，对于权贵之家也不放过，一旦发现就严加惩处，即使奴婢违反酒禁，也要鞭打主子。但是这样还是不能解决国有酒企业和官员贪腐的问题，于是改为收取酒税，允许民间酿酒和买卖，“改收曲课，而听民酤”。皇上说：“自昔监官多私官钱，若令百姓承办，庶革此敝。其试行之。”看来皇帝老儿是清醒的，让老百姓办酒业，既增加了税收，又堵住了贪腐。

元代对酒的酿造和买卖，也是根据年景采取禁与不禁的政策。“庚辰，冀宁路饥，禁酿酒”“庚子，以晋宁、大同、大宁、四川、巩昌、甘肃饥，禁酒”“真定、保定、河间、大宁路饥，并免今年田租十之三，仍禁酿酒”“丙申，除四川酒禁。兴元、凤翔、泾州、邠州岁荒，禁酒”。^[18]这些年间禁酒的记载，说明了即使蒙古族善饮酒，但元代的酒业还是控制得很严格的。

清代，酒禁也很严格。但毕竟几千年的农耕社会的发展，农业生产有了长足进步，粮食在丰收年景也大量有余，如果政府继续采用酒禁的政策，则不利于人民的需求和经济的发展。所以，当时是“时畿辅酒禁甚严，罹法者众”。为什么酒禁严厉，而违法者却越来越多呢？当时的吏部侍郎孙嘉淦在他的上疏中说：“前督李卫任内，一年中获私酿三百六十四案，犯者千四百余名。臣抵任一月，获私酿七十八案，犯者三百五十余名。”他说，一个省是这样，全国不知有多少私酿的案件。如今酒也是日用饮食，士兵百姓都有需求，官府的榷酒不能满足需要，这就引起私酿的大量出现，引发社会的骚乱。他认为禁酒适用于饥荒年景，不适宜于丰收年景。即使荒年禁酒都不能推行，更何况丰年呢？禁酒对于老百姓的经济收入是不宜的，烤烧酒用的粮食很少，多是米糠豆皮之类，是粮食的合理利用，而且酒糟还可以喂牲口，所以酿酒对老百姓是有利的。“烧锅禁则酒必少，酒少则价必贵，价贵而私烧之利什倍于昔。什倍之利所在，民必性命争焉。孟子曰‘君子不以所养人者害人’，本为民生计，而滋扰乃至此，则立法不可不慎也”。于是，“疏上，诏弛禁”。^[19]孙嘉淦的上疏说理透辟、利弊相见，说服了皇上，下诏放宽酒禁。

[1] 司马迁：《史记》，9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

[2] 司马迁：《史记》，105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

[3] 班固：《汉书》，12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4] 班固：《汉书》，56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www.xing528.com)

[5] 班固：《汉书》，57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6] 陈寿：《三国志》，225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7] 沈约：《宋书》，17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8] 欧阳修：《新唐书》，11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9] 欧阳修：《新唐书》，272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10] 欧阳修：《新唐书》，274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11] 魏收：《魏书》，52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12] 魏收：《魏书》，373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13] 魏收：《魏书》，526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14] 魏徵：《隋书》，136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15] 魏徵：《隋书》，239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16] 脱脱：《宋史》，918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17] 脱脱：《金史》，198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18] 宋濂：《元史》，207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19] 赵尔巽：《清史稿》，1461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