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的资本市场是推动创新创业的重要因素，企业未上市前的直接融资方式对创新创业影响明显。风险投资/股权投资（VC/PE）作为企业创立之初及起步阶段的主要直接融资方式，不仅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有重要意义。
（一）VC/PE为科技产业化提供资金支持
受经济低迷及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实体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科技创新作为经济转型发展的动力源之一，尽管得到越来越多的共识，但由于科技创新及产业化过程面临着高风险，企业投入的积极性有限。受市场机制不完善、法律建设滞后等因素影响，我国科技成果产业化率长期较低，阻碍了经济转型发展。在此背景下，以VC/PE为代表的风险投资在我国的地位和作用也逐渐被认可，并成为推动创新创业的重要力量之一。
风险投资与传统融资方式有着本质不同，即风险投资不需要抵押，也不需要偿还。对于投资者而言，风险投资具有高风险和高收益的特点。一方面，风险投资的收益主要不是靠企业的利润分配，而是通过股票上市、收购和企业回购等方式出售所投资风险企业的股权而获得高收益；另一方面，风险投资具有“成三败七”的高风险。尽管项目成功的概率很小，但成功企业的巨额收益减去风险损失后的净收益仍然十分可观，即从整体看，风险投资仍能给投资者带来丰厚回报。对于融资者而言，不需要抵押，不需要偿还，意味着即使失败也不会背上债务，因此，许多创业或创新就成为可能，并推动经济持续发展。
以美国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高度重视科技，不仅重视国防技术开发，而且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并认可民用技术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因此，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民用航空、先进材料、计算机和通信等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科技不能直接推动经济增长，需要将技术创新发明应用到产业领域，促进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形成新的生产函数。即技术创新推动了生产能力的发展，生产能力的发展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风险投资始创于美国20世纪50年代。此外，风险投资在推动科技产业化方面的巨大作用，受到以色列、日本、英国等国家的认可。70年代，这些国家也大力推动其发展。
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逐步提出并走上创新转型发展之路，VC/PE也开始被国人认识、接受。2009年，随着创业板推出，VC/PE在中国有了快速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市场进一步向好，成为重要的推动科技产业化的资金来源之一。
（二）上海VC/PE发展空间巨大
上海一直是我国风险投资最为集中和活跃的地区之一。但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要求相比，与北京风险投资市场相比，上海仍需要加快发展VC/PE。资料显示，2013年VC基金在北京投了372个VC项目，但在上海仅投资了189个项目。投资规模上，北京市场高达22亿美元，但上海市场只有7亿多美元。2014年中国创业投资机构20强中，仅有3家机构总部在上海，不仅远远低于北京，也不及深圳（见表6-5）。因此，必须进一步促进上海风险投资，推动直接融资市场发展，加快实现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目标。
表6-5 2014年中国创业投资机构20强(www.xing528.com)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与此相对应，上海中小科技企业的融资需求是相当大的。以张江高科技园区为例，目前张江园区注册企业达1万余家，已形成以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文化创意、低碳环保等为重点的主导产业。这些企业大部分是自主创新创业，资金需求较大。尽管园区陆续推出孵化器、SEE贷、互惠贷、科技一卡通等服务，但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因此，积极发展风险投资，才能将科技成果有效转化成生产力，促进上海经济转型发展。
（三）促进上海风险投资领域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第一，风险投资领域需要有适当的补偿资金支持。有研究认为，投资者没有足够快速地补充资金是投资者从市场“出局”的主要原因之一。为此，政府对风险投资的资金支持和鼓励是保障上海风险投资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从当前实施的相关政策看，上海在这方面还是走在较前面的，如为减少经济下行及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带来的影响，上海市政府出台了《上海市天使投资风险补偿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从2016年2月1日起，对投资机构投资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最终回收的转让收入与退出前累计投入该企业的投资额之间的差额部分，给予一定比例的财务补偿（最高可达60%、300万元）。该政策一出台即引发了“引导市场”还是“滥用财政”之争。从实践来看，更多的业内外人士认为类似政策尽管有一定的操作风险，但勇于探索终要比停滞不前更具意义。对此，笔者建议，政府鼓励和支持风险投资的相关政策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加强事前事中监管，在补偿前公开补贴理由、依据和补贴对象的评估、论证等事项；细化具体操作制度，以增强可操作性并加强相关部门的监督作用；完善补贴体系，给予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确保政策补贴切实用在“双创”风险企业上；加强税收引导相结合，探索对风险投资实行税收抵扣或税收优惠等策略。
第二，加快完善制度建设。诺思等（1989）认为“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上海直接融资市场同样做了许多制度建设的工作，比如建设了上海股权交易托管中心。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上海股权交易托管中心、天津股权交易所、前海股权交易中心等近30多家区域性股权市场均快速扩张，规模实现迅猛增长，成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规范企业治理、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建设上海股权交易托管中心也有利于进一步拓展金融市场功能，为非上市公司的股权有序流转提供重要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在迅猛增长的同时，问题也日益突出，如行政化色彩较浓、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区域间流动不顺畅等，不仅造成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也限制了市场化机制作用的发挥。除了由国家统一加强类似场外市场建设之外，上海也需要率先提高股权托管交易中心体制机制探索，形成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相匹配的“四板”市场，比如进一步完善场外市场登记结算体系，在时机成熟时积极争取在上海建设全国场外市场登记结算中心，设定统一的投资者权益保护标准、统一的挂牌企业审核原则和信息披露规则，提高市场自律监管能力和水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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