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中心传统观点的优化方式

传统观点认为，金融中心是一定范围内金融机构的物理集聚。Kindleberger（1974）在《金融中心的形成：比较经济史的研究》一书中对金融中心的发展历史作了开拓性研究，指出金融中心是金融机构和金融交易集中的场所，金融集聚出现于银行业不断地在某个城市建立分支机构的过程之中，同时规模经济又促使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等各种金融要素集聚。Park（1982）沿用了这种地理意义上的集聚来界定金融中心。这是典型的工业化时代的金融中心观，主要强调城市内部的金融力量，经济发达、需求旺盛、区位优势明显、人才集聚、基础设施完备的城市首先成为区域金融中心，进而发展成国家金融中心和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心，在这个阶段，金融业的重要性尚不及制造业。在此基础上，Reed（1989）和Sassen（1991）对全球金融中心体系和全球城市展开研究，根据经济控制力、资源支配力和科技创新力的差异，将金融中心划分为若干等级。国际金融中心是其中的最高等级，能对周边地区甚至全球产生辐射作用。

关于金融中心的形成机制，一种观点认为，金融中心能否形成取决于地区金融发展的内因，即金融发展的内部演化机制将形成金融中心的向心力和离心力。Krugman（1991，1998）从产业集聚视角提出了形成金融中心的向心力（金融集聚）与离心力（金融扩散）原理，用来揭示金融中心的动态演变规律，即回答“金融中心的形成与演化的原因”，但结论却莫衷一是。在形成金融中心的向心力方面，Porteous（1999）提出了金融中心建设的路径依赖理论。潘英丽（2003）探讨了金融中心的聚集效应和外部规模经济效应，以及金融机构选址决策的重要性。徐明棋（2014）指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关键是把握好金融机构集聚的原因和规律，创造金融机构集聚的条件和基础。然而，金融信息论者则更多关注离心力的变化，比如，O'Brien（1992）认为，随着金融管制放松和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地理因素将不再左右金融机构的布局，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不再需要集聚在金融中心。闫彦明（2006）指出，金融资源的集聚与扩散有其内在的规律，各类金融资源流动的结果导致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兴衰、演替。根据各类金融资源集聚、扩散的特点，金融资源集聚、扩散的典型形态及主要影响因素等，按主导因素、辐射范围两个纬度可将金融中心划分为四种模式。陈淳等（2009）指出，拥塞效应、金融安全、追随客户、地区竞争以及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等是导致金融扩散的重要原因。(www.xing528.com)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地区金融发展的外因在金融中心形成方面起着主导性作用，因此金融发展的外部环境决定了金融中心形成的条件和基础。Sassen（1991）在全球城市理论中指出，金融业不能孤立地存在，它的发展与相关的服务业如法律服务、会计服务、咨询、广告、信息服务业密切相关，这些产业在CBD集聚，并形成先进生产服务业集群。这表明，研究金融中心，不仅要关注金融业的发展，与金融业相关的专业服务业的发展对金融中心的成长同样重要。Laulajainen（1998）指出，政治地位、经济实力、监管环境与税收制度、时区优势、信息优势、人才优势是决定金融中心及其国际地位的关键环境因素。杜恂诚（1999）、吴景平（2002，2003，2005）对上海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远东金融中心地位和发展环境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并提出金融中心重建目标。冯德连、葛文静（2004）构建了解释国际金融中心成长的轮式模型，主要包括两种拉力（科学技术、经济发展）、三种推力（供给因素、历史因素和城市因素），以及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作用等。周小川（2004）、李扬（2005）、徐诺金（2005）等人提出并完善了金融生态系统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