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决策权的有效顶层设计

（一）加强央行独立性与专业性

从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长期以来央行实施的静态控制的行政监管所能实施的力度有限。随着经济活动越来越复杂，产业间、国家间的相互影响越来越频繁，在正式规则之外，央行更需要调整金融资源对产业的流向，突出金融业回归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功能。调整金融资源对产业的流向能为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尤其是重点产业降低交易成本，也能为泡沫经济和非理性繁荣的金融交易提升壁垒。央行调整金融资源对产业的流向有很多方法，比如行政化和市场化的各种激励与限制政策等。

当前经济结构、金融市场存在种种掣肘因素，从而造成货币政策无法顺利传导至实体经济。例如，在现有市场结构下，金融和房地产领域是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最先获得资金的行业，这两个领域一定程度上造成对实体经济所需资金的占用。另外，近几年来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地方政府以财政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进一步挤出了民间投资以及消费，使经济增长结构难以得到改善，而财政政策空间逐步减小。这也从另一方面对货币政策影响实体经济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此，当前央行需要制定合理的货币政策，防止资金在虚拟经济中空转，并结合“一带一路”倡议、“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对制造业升级和国内经济转型起到重要支撑。从长期来看，一个强有力的、客观专业的中央银行无疑会对我国未来的长期稳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二）加强上海作为监管机构地方总部的作用(www.xing528.com)

国际金融中心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金融决策机制是非常关键的环节，如中央银行与执行机构的设置。从国内外案例来看，无论是自然集聚模式形成的国际金融中心，还是政府推动模式形成的国际金融中心，其与中央银行总行或地区总部基本位于同一地区。因此加强上海作为监管机构地方总部的作用，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期，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成功主要源于英国经济的发展和成功，得益于英镑作为储备货币地位的增强。今天的英国已经不再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和交通中心，也不再是最大的全球资金供给者，而英镑昔日的地位已经被美元、欧元等货币取代，但是伦敦依然是成功的全球金融中心。这主要是由于多年以来它已经形成了高度专业化的金融服务，以及合理、高效的金融决策体系。无独有偶，纽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密不可分。法兰克福能成为金融中心，原因之一就是德国央行坐落于该城市，而欧洲央行的落户，则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王山，2009）。

借鉴这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经验，上海如果要确立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则要突破一个决策体制的瓶颈，即中央银行不在上海的事实。上海可以借鉴纽约的经验，加强其金融决策地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其内部8个部门的基础上设执行办公室，由办公室统一对联邦储备银行的所有业务进行集中统一安排和处理。上海则可以加强中央银行上海二总部的建设，在发展和创新债券市场、推动信用体系建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争取与总行相关司局在职能上的联动性或更大的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