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金融决策权转为动态结构平衡

我国经济发展的轨迹是从计划向市场转变，长期以来践行的自上而下的决策流程将逐步变为既有自上而下的方向性指导，又有从市场自下而上的反馈，还有市场主体之间的横向互动，这种金融决策流程实现了动态结构平衡。要达到上述目标，主要需要从制度改革以及引导市场行为逻辑两方面入手。

（一）制度改革为市场动态结构均衡奠定基石

目前我国金融决策流程通常的模式如下：监管机构决定试行某一业务或者某一监管措施，之后市场主体对这一行为进行反应。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规则制定先于实际运作，市场主体往往在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采取规避监管、野蛮发展的方式。因为众多市场主体倾向于趋同的发展路径，引发了市场结构的不稳定性，而监管机构的法规修订、介入行为通常又有时滞，这两者同时作用无疑增加了系统性风险。

解决上述问题的理论主要来自新制度经济学。Douglass（1990）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提出了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民族国家是一个关键的制度，在此基础上，现代经济增长出现了。然而，制度本身一旦形成就有自我加强的本能，即路径依赖。制度变迁从外部因素来看，是一个外部国家的制度与本国制度的竞争过程；从内部因素考察，则是个体心智模型以及互动中的学习、演进过程。由于人口增长等客观因素的存在，社会各要素的价格会发生系列变动，自然也就改变了制度创新的交易成本，从而为制度变迁提供了可能。但是，青木昌彦（2001）的研究表明，渐进式的内部改变成功的可能性非常渺茫。制度的实质是关于博弈规则的“共有信念”，这种信念一旦形成就会成为每个个体的决策前提，因为它规定了交易对方的行动预期。社会经济各个领域所构成的相互独立又相互制衡的结构，使得某个领域单独的制度创新几乎不可能持久，除非强大的外力导致了共有信念的突变。

综合两人的观点，良好的制度是保证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石。如何使各市场主体形成改革的一致预期，减少我国现行金融发展模式所导致的信息沟通不畅，拉近监管机构与市场的距离，促进市场各个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我国金融决策优化最重要的方面。

（二）引导市场参与主体理性行为

长期以来，我国的资本市场和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信息不完全、不对称、非理性的特点。这一方面与制度建设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市场参与主体的短视性、投机性有很强的关系。例如，中国股市个人投资者的持股市值占比25%，却贡献了80%的成交量。这部分投资者对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认识不足，他们也缺乏信息甄别能力、风险管理能力，造成趋同的过度投机行为。机构投资者往往会产生非理性行为，例如，开放式基金为了博取更高的票息收入而下沉持仓债券资质等。这些例子无不透露出我国资本市场参与主体的理性程度还有待积极引导。(www.xing528.com)

行为金融学提供了引导市场参与主体行为的理论指导，该理论以人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为出发点来研究、解释股市变化的现象。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发现，大多数投资者的行为并不总是理性的，人们总会系统地偏离经济理性并进行许多错误决策。由于过度自信、避免损失、从众心理等人类普遍存在的心理模式，金融市场中的投资者存在非理性的现象，甚至会因为群体间的循环放大，而演化成整体的失衡。Schiller（2014）认为，人的经济选择并非都是理性的，非理性的群体行为可导致市场价格充满误导性的“噪声”。典型的案例就是美国次贷危机所呈现的“非理性繁荣”。

回顾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进程，非理性行为最终都对资本市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红小豆602事件”“三二七国债事件”间接造成相关市场关停；场外配资造成了2015年股灾，市场流动性枯竭从而丧失定价功能，政府不得不介入干预。因此监管机构在制度建设的同时也应时刻关注资本市场非理性行为的集聚，防止多种因素叠加造成系统性风险。

（三）制度与行为的交叉视角：动态结构平衡

综合新制度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的理论，我们发现，市场化是一个循环累积的增长过程，市场化伴随着与时俱进的制度建设，以及经济主体的理性（共有信念）的深化。

金融决策体制是整体经济理性所演化出的制度结构内的一个子系统，不可能逾越整体制度的均衡。而各个领域的制度结构的制衡关系，其支配性因素是“共有信念”。所以，培养共有信念，达成一致的改革预期，形成结构平衡是达到有效监管、形成良性发展循环的必要条件。制度改革和提升市场的经济理性这两个目标作为底层逻辑，应当成为金融决策体制改革关注的首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