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中心发展与上海城市转型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科学发展的“先行者”，经过“十二五”时期的转型发展，上海经济增速基本趋于稳定，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进入“新常态”。面对2020年基本建成“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上海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于，能否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从以数量规模投入为主导的粗放型增长向以质量效益为主导的集约型增长转变，能否借助“互联网+”重构产业链和价值链，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其中，以金融创新为导向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尤为重要。

（一）增长速度趋缓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上海面对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先于全国其他地区出现经济增长乏力、工业投资增长停滞甚至是负增长、商品和服务出口受阻、商务成本不断攀升、高层次人才匮乏等增速放缓现象。统计数据表明，2010年以来季度GDP增速进一步下降（见图2-2），2018年第4季度下探到6.6%。新常态下上海经济增速可能在6.0%～7.0%范围内波动。

图2-2　2005—2018年上海季度累计生产总值的同比增长率

资料来源：上海市统计局。(www.xing528.com)

（二）经济结构调整

从发展阶段看，上海经济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经济结构尤其是需求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趋向服务化、信息化、个性化与多元化。2018年上海实现国民生产总值3.27万亿元，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3.50万元，已超过2万美元，达到并超过了高收入国家或地区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服务业占比超过60%。人民生活水平和生存质量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城乡恩格尔系数分别下降到0.35和0.40以下，需求结构从温饱型向发展型升级。金融业、信息技术、智能制造、健康医疗等产业发展迅速，市场前景广阔。

（三）发展动力切换

从发展动力看，上海正处于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型的关键阶段。一方面，传统意义上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土地成本优势、东部区位优势等快速削弱，一批不能适应新形势的企业关停并转，上海经济面临着投资边际产出下降和服务业“鲍莫尔病”的双重效率损失。但另一方面，新的科技优势、信息化优势、金融优势和市场规模优势等崛起，基于“互联网+”的创新动力蓄势待发。

（四）体制改革深化

从发展潜力看，上海正处于从政策刺激向深化改革过渡的重要时期。与早些年政策特区思维不同，无论是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还是设立中国（上海）自贸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以及加强社会基层治理，都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抓手和具体路径。上海自2014年公布首份权力清单至今，主动为政府部门减负，各事项的审批条件、申请材料、办理程序、办理期限、责任处室等都悉数列明、公开。政府部门通过简政放权，加快供给侧管理改革，进一步缓解资源错配，激发市场活力与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