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长期世界经济发展重心东移与优化

（一）全球财富转移

根据高盛的预测，人均GDP与金融资产管理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2050年全世界的人均GDP将达到3万美元，届时全世界保险、慈善、共同基金中的资产管理额将与全世界的GDP总规模相近。全球财富增长的同时，带来了财富的全球流动和转移。

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18年全球财富报告》指出，2017年全球私人财富总额增长12%，达到201.9万亿美元，约为同年全球GDP总量（81万亿美元）的2.5倍。该增幅比上一年高出两倍，达到5年之最（按美元计算）。这主要得益于各大经济体的牛市表现——股票和投资基金市场增长创历史新高——以及大多数货币对美元走强^[1]。

目前北美仍是全球最富裕的地区，2017年私人财富总值达86.1万亿美元，全年增长8%，其人均财富也位居全球之首，高达31.2万美元。但亚太地区（不包括日本）是最有可能对北美财富优势形成赶超态势的地区^[2]。这一观点意味着全球私人财富格局的转变，主要判断依据在于“新旧世界的角力”。数据显示，在2014年，亚太地区财富总量首次超过欧洲，成为世界第二大富裕地区。那一年，亚太地区（不包括日本）财富总量增长达29.4%，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地区。而同期北美地区财富增长仅5.6%，日本增长2.5%，西欧地区增长6.6%，非洲中东部地区增长9.4%，拉丁美洲地区增长10.5%，东欧地区增长18.8%^[3]。到了2017年，尽管存在增长的收敛效应，但各地区的个人财富增长格局依旧保持，亚太地区（不包括日本）仍以19%的增速成为全球个人财富增长最快的地区（见表2-1），高于东欧、西欧等地区1～11个百分点。亚太地区（不包括日本）个人财富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中国和印度。因此，亚洲的崛起首先是财富创造能力的崛起，中国和印度在亚洲崛起中作用突出。

表2-1　2014年和2017年全球区域财富增长率（%）

资料来源：波士顿咨询公司：《2018年全球财富报告》《2015年全球财富报告》。

全球财富转移引发财富创造的基础发生转变，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正逐步崛起，南北关系微妙转型。据统计，2001—2010年，“八大新兴经济体”^[4]与G7发达国家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度几乎相当，到2020年，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在全球GDP中所占的比重基本相同，中国的全球GDP占比达到20%以上。即使考虑到一些不确定因素，中国也会在2030年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根据普华永道、花旗银行以及高盛分别对2050年全球经济规模的预测（见表2-2），从中长期看，全球经济将经历一场彻底的重组。到2050年，即使最谨慎的估计也认为G7中只有美国、英国和日本会继续在世界前七大经济体中占有一席之地。届时，商品、服务、移民以及资金和财富的流动将越来越集中在新兴经济体。

表2-2　普华永道、花旗银行以及高盛对2050年全球经济规模排名的预测

（续表）

资料来源：^[5]PWC：The World in2050，Economic growth projection and GDP.
②Willem　H.Buiter：Trade Transformed-Following the Rise of EM Trade until 2050，“with Ebrahim Rahbari，Citi Economics，Global Economic Outlook and Strategy，Global Economics Essay，22 June 2011.
③Goldman Sachs：Dreaming with BRICs：The Path to 2050.

全球财富转移模式进入2.0版本，诱发全球资源配置的再平衡。以中国和印度为例，财富转移模式将从“携带近20亿人口和40%的劳动力进入全球市场导致财富转移”的1.0版本，升级为“结构转型、技术、人才和金融资本积累导致财富转移”的2.0版本。届时，如果这些发展中经济体成功升级为发达经济体，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出口机遇，从而加速全球经济增长。

（二）全球贸易合作

从贸易结构看，发展中经济体和南南贸易比重显著增加。2005—2017年，中低收入国家（世界银行标准，含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进出口额的全球占比从24.2%增长至30.5%，发展中经济体进出口额的全球占比从33.9%增长至41.2%^[8]，这一趋势在未来还将加强。(www.xing528.com)

从贸易规则看，地区性合作进程加快，改变了全球化的路径与格局，影响了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从当前趋势看，未来双边或多边的自由贸易区（FTA）将成为全球贸易合作的主流形式。据WTO统计，截至2014年1月，签订并实施的自贸区已经达到377个，几乎一半以上的贸易已经在各个区域的自贸区中进行。

在多边规则方面，“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于2015年10月5日签订，参与谈判的12国签署协定，同意大幅度降低投资、贸易壁垒，确立新的商业规则，并希望以此为样本重塑亚太乃至全球贸易投资规则，TPP将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地区性协定，覆盖全球经济总量的40%左右。实际上，TPP只是美国重构世界贸易投资版图、重塑贸易投资规则的平台之一，另外两个平台是“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和“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三个平台内容相似，都是对未来全球贸易和投资提出了一系列更高的标准，其核心就是把这种双边或多边协定从原来只关注关境上的措施延伸到关境内，对政府管理体制、服务业开放、知识产权、劳工和环境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石良平，2015）。这三个平台，目前中国都不在其中。TPP、TTIP、TISA，包括由东盟10国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各类自由贸易协议，在推动地区贸易合作进程加速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撕裂全球贸易体系，使之碎片化和形成各种不同的贸易联盟及标准。这将是21世纪以来，国际投资贸易体系格局的最大变化。

（三）全球资本流动

从20世纪90年代的乌拉圭谈判到2001年WTO成立，标志着全球贸易自由化向贸易公平化的转变，再到欧盟成立和WTO谈判陷入僵局，意味着从贸易自由化、公平化向投资贸易化的转向。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单纯的贸易自由化在未来已经不能满足全球经济开放的需要，更深层面的投资自由化和制度开放被提上议事日程，或将成为并主宰全球资本流动的新动向。投资贸易化新主题的本质，则是生产要素流动的自由化。

从投资形式来看，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迅猛增长。21世纪第一个10年，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高于全球GDP增长速度。发展中国家掌握着1.8万亿美元的境外投资资本，巴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拥有8 500亿美元，目前大多流入发达国家和较好的中等收入国家。

从投资载体看，全球资本流动的载体跨国公司由实体形态向虚拟形态过渡，从分散制造、集中销售向分散制造、分散销售转变。《2050年的亚洲》一书认为，目前全球资本存量每年增加5万亿元，在今后的20年里有可能翻番到每年增加10万亿元，整个世界正进入投资繁荣期，到2050年之前有可能再次翻番。而未来几十年，亚洲资本存量将大幅度增加。全球资本存量净增量的大约45%都来自亚洲，当中国、印度和其他具有高投资率的亚洲经济体变得更加富裕，它们对于全球资本存量的绝对增量也将提高。如果这种趋势能够持续，这一比例在2050年之前将上升到3/4。经济的高速发展也让21世纪的亚洲充满投资机会，全世界的投资者都可便捷地通过上海投资亚洲、投资中国^[9]。

（四）全球人才回流

金融行业的发展需要依靠大量知识型头脑人才。头脑人才全球流动的内在规律表明，一是流动性比普通人才更强；二是流出后可以通过服务外包等多种方式回流到流出国，进而在流出国和流入国之间产生积极的反馈效应。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移民潮将形成头脑人才加速流动的南北格局，移民回流现象增多。

面对全球人才流动的新变化，中国正逐渐成为新的逐梦之地。美国曾经依靠“美国梦”成为全球人才“磁铁”，在世界格局悄然改变的今天，随着综合国力跃升，中国对头脑人才的吸引力也越发强烈，“中国梦”正悄然成为世界人才新的奋斗目标。随着世界经济重心东移，亚洲新兴市场对新员工的需求将上升22%，超过拉美（13%）、中东/非洲（13%）、东欧（10%）、北美（6.1%）和西欧（3.5%）^[10]。

（五）信息技术发展

在信息技术领域，高速、泛在、价廉、质优的信息基础设施全面普及，大数据存储和加工技术、社会网络技术以及智能城市技术等将深度改变人们的生活和经营方式。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迅速提升，IT技术不断丰富金融资产管理的途径和手段，投资者可以实时了解到全球的财经信息。信息的全球化显著缩短了上海与世界各地的信息距离并拓展了数字空间和流动空间，信息技术渗透金融创新，实时捕捉投资机会。高水平的信息化使资本与财富的流动速度可以与光速媲美，公司和企业在未来的全球策略也会以更快的速度实现，从而导致全球资本格局的不断变化，新的投资贸易格局和价值链管理方式也将不断涌现。

此外，全球信息社会发展也极不平衡，存在巨大的数字鸿沟。发达国家主要信息技术产品与服务的扩散已经进入成熟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成长期，还有少数国家信息技术产品与服务的应用尚处于市场培育阶段。2015年，全球最落后国家的主要信息产品应用水平比全球平均水平落后92%^[11]，这或将对发展中国家金融中心的形成产生流量空间方面的挑战。

（六）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提速。人民币已于2016年10月1日加入SDR（特别提款权），这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国际社会对于我国政府在过去几年在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的认可。根据IMF发布的评估报告，人民币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为10.92%，超越日元的8.33%和英镑的8.09%，美元和欧元的权重分别为41.73%和30.93%。

此外，自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已经与包括英国、澳大利亚在内的几十个国家或地区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离岸金融发展等措施，也有力地推动了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使人民币在更广泛的空间和职能领域发挥作用，如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央行的外汇储备货币，或在国际贸易中充当世界货币等。可以预见，人民币将与美元、欧元一并成为国际三大货币，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相辅相成，推动了国内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开放。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统计，截至2018年1月末，人民币位列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市场占有率为1.66%。截至2018年3月末，全球超过34.9万家企业和386家银行开展了人民币跨境业务，境外137个国家（地区）的银行在我国境内开立同业往来账户5 028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