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中心建设理论的优化与发展

学界通常认为，最早对金融中心加以研究的是英国学者Powell（1915）。他在其著作《货币市场的演进：1385—1915年》中对几个世纪中英国银行不断向伦敦聚集的过程进行了记录和分析。此后，Vernon（1960）在对纽约成为国际大都市的进程进行研究时，提出了金融机构聚集的原始动机，并认为这种聚集提供了近距离的交流与沟通便利，吸引了那些以较快的互动速度为必要条件的行业、公司或金融机构的聚集，能够促进为熟悉复杂多变的市场需求而建立起来的客户关系。尽管这些研究并未专门提出金融中心的概念，但是已经对客观存在的金融集聚事实进行了刻画和描述。

Kindleberger（1973）所著的The World in Depression被公认为金融中心研究史上的开山之作。该书首次界定了金融中心的概念，列举了金融中心的基本要素，并运用集聚理论分析了金融集聚的成因。他认为，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选择特定区位的初衷是出于规模经济。由于存在自我加强式的外部规模经济，金融部门集中在某一区域内能够提高市场流动性，从而降低融资成本和投资风险，因而对于金融参与者而言更具吸引力。金融中心形成后，个人或企业的储蓄与投资可以跨时跨地结算。银行与金融中心充当了资金交易的中介，而国际金融中心则提供了专业化的国际借贷和国家之间支付的服务。此后，Kindleberger（1974）对金融中心的成因及过程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他认为银行和高度专业化的金融中介的集聚，形成了金融中心，金融中心具有显著的聚集效应，主要体现在跨地区支付效率的提高和金融资源跨地区配置效率的提高。他还从节约周转资金余额、提供融资和投资便利的角度，分析了金融机构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对金融中心形成的促成机理。

20世纪70年代以后，金融中心在全球各地大量出现，研究者开始尝试对不同层级的金融中心进行度量和分类。Dufey和Giddy（1978）根据不同金融中心的主要业务类别将金融中心分成了三类：传统中心、金融埠口、离岸金融中心。McCarthy（1979）则将记账型金融中心与功能型金融中心做了很好的区别。Reed（1981）较早设立了金融中心指标体系，应用聚类分析法对全球80个国际金融中心和地区性金融中心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这些金融中心有明显的层次结构特征。他设立了9个金融和银行指标对76个金融中心进行比较，并使用分层辨别式分析方法确立了主要变量，并对金融中心进行评估和排序。他将金融中心分成省市一级的金融中心、国内地区性金融中心、全国金融中心、区域国际金融中心和世界性金融中心5个等级。这5个级别既可以是某个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也可以是世界上同时存在的金融中心的不同级别。Park（1982）结合地理与功能的标准将金融中心分为主要中心、记账中心、集资中心和托收中心四类。

在重新思考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之间的关系后，Reed（1989）提出了国际金融中心论，认为当时的国际投资理论忽视了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他认为，国际金融中心决定了国际投资区域、规模和格局，因而国际金融中心对国际投资活动而言至关重要，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有助于一个国家和地区形成霸权效应。(www.xing528.com)

考虑到金融中心的本质特征是金融机构和业务在地理上的集聚，因此研究者在探究金融中心的理论基础时便将其与经济地理理论结合起来。Park（1982）将区位理论应用于国际银行业的发展和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因分析上，对区位理论在聚集经济效应方面进行了扩充性说明，强调了在影响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诸多因素当中，由于区位优势所带来的聚集效应。Davis（1990）则较早把企业选址理论应用到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的解释上，认为金融中心是金融企业活动和聚集的中心。对于金融企业而言，选址关键是看当地的综合条件与其他地方的比较，能否使金融企业获得更大的净收益。因此，金融企业在区位决策时一方面考虑其供给条件，即金融机构运行所需的生产要素和商业环境；另一方面也考虑其需求条件，即金融服务的需求规模和挑剔程度等，其中客户联系是最重要的因素。此外，还需要将影响金融机构的规模经济因素，如金融产业集群、专业化和金融创新等引入进来。

Krugman（1991）认为，金融中心是凝聚力（或称向心力）和离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凝聚力包括劳工市场外溢效应、中介人的服务需求、科技外溢效应和信息外溢效应。这些因素决定了金融机构的选址一般会在劳工（特别是智能型劳工）密集、专业生产者服务（如通信和律师服务）充裕，以及科技高度发达的地区。Krugman（1998）从产业集聚的角度阐释了形成金融中心存在的向心力与离心力，这一观点为很多金融中心的研究者所接受。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Porteous（1999）在规模经济的背景下，结合制度经济学，提出了金融中心建设的路径依赖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