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中上旬，万家岭战场沉寂下来。淞浦师团长虽率近1000名官兵冲出铁网，避免了被全歼的厄运，但106师团作为一个能征惯战的师团，已不复存在。
出乎中国军队意料的是，10月中旬，日军突然分兵华南，以一个舰队加2个陆军师团的兵力，在广东大亚湾强行登陆。中国守军余汉谋部战前准备不周，抵抗无力，不出10日，华南重镇广州便陷落日军之手。
海外支援中国战场的南大门被封闭了。武汉即使守住，也失去了战略价值。
10月11日，冈村宁次中将司令官渡过长江，来到了盘踞田家镇的第6师团驻地。他在田家镇的突然出现，预示着江南及至整个武汉战场将面临一个突然的变化。
冈村宁次中将是侵华日军高级将领中的佼佼者，事到如今行此下策，也是万不得已的事。
他要改变11军的主攻方向，以第6师团为骨干，沿长江两岸溯江西上，进取武汉。他实在没有勇气再让第2军捷足先登，再让东京的军部要员看自己的笑话。
促使他下决心的是淞浦淳六郎第106师团在万家岭的覆没，但又不仅仅如此。江北大别山，东久迩宫稔彦第2军已接近信阳、宋埠、麻城等地，距离武汉仅咫尺之遥。而他的第11军主力，仍在南浔线上被薛岳死死缠住，已明显落后于第2军。第6师团虽一路顺利攻下田家镇，但因损耗过大，又无后援，无法向武汉方面挺进。
会战至今，他不能不承认，他落后了，远远地落在友军的后面。而万家岭的噩梦更让他大丢其丑。他甚至在战场上就已听到了师出华北又倾向于华北派遣军的现任陆相板垣征四郎，和军部那些“北进派”高官们幸灾乐祸的笑声。这曾一度难煞了他这个颇讲职业修养的日本军人。
改变战略，把主力投入第6师团方向，自然有利于11军争得头功，早日进入武汉。但作为一名军人，他知道这种破坏战役协同的后果。合围如果不能达成，几十万中国军队主力将从掌心溜掉，即使拿下武汉，军事目的也只达成了一半。
但不改变战术，南浔方向尚看不出能击溃薛岳这20多个中国精锐师的迹象，战事久不能决，拖了全军的后腿，对他这个老军人来说也是耻辱。
司令部里，冈村宁次绕室彷徨，思前想后，就是拿不定主意。焦躁烦恼，使他对薛岳既痛恨又无奈，怎么偏偏碰上这么个冤家对头？
10月10日，淞浦师团几乎全军覆没。消息传来，犹如当头一棒，几乎把他打倒。这是他几十年指挥生涯中从未有过的惨重失败，从未遭受过的耻辱。
但这一棒却打醒了他。失去的，毕竟像眼前的长江之水，永远流去，但尚能把握的机会，却不该再从眼前消失。尤其11军参谋长的一句话，他更是认为说到了要害：“你要能先进入武汉，就立下头功。有了头功，眼前的一切过也就不为过了。再说东京方面并不了解中国军人的不同，他们是永远不会相信薛岳将军的战斗精神……”
说得不错，如果再不改变战术，即使最后击溃了薛岳的主力，东京军部并不会认为他比波田重一中将干得更漂亮，虽然波田一个旅团击溃的是10余个师的杂牌军。想到此，冈村宁次打定了主意，要加强第6师团和半壁店方面波田支队，如果11军的这两支先锋能先进入武汉，11军在整个会战中就是有功的。
冈村宁次是个冷静的军人，但仍未能摆脱名利世俗。南浔方面虽仍与薛岳部接触，但冈村已完全放弃了击溃薛岳兵团的企图，主力被大量调整至稻叶四郎第6师团和波田支队帐下。田家镇的稻叶师团，先后3次得到加强的兵力超过1万人，补充新锐后，战斗力甚至已超过第6师团本身。
稻叶四郎中将指挥的第6师团转眼得到3个支队的补充，兵力大增至2万多人，于10月中旬重又发动进攻。
10月17日，第6师团牛岛满旅团开始沿广济—浠水大道攻击前进。自田家镇失守后，上至武汉的蒋介石，下至第五战区的军、师将领，都已成惊弓之鸟，意识到武汉终难再保，各军残部都大睁着警觉的双眼，防止被日军包抄，陷入合围。所以一个小小的牛岛支队，就撼动了江北第五战区的数十万守军。这也算是武汉会战后期一大奇观。
10月18日夜，一路未遇激战的牛岛支队到达界岭。一夜猛攻，即突破中国守军防御，22日，身材粗矮强壮的牛岛满少将趾高气扬地率队开进浠水城区。
武汉一时震颤。
22日同一天，牛岛满少将接到冈村宁次的电报，称：麻城以北与东久迩宫稔彦军对战的中国军队已开始撤退，望该支队不负第6师团先锋的称号，向黄陂地区突进，截击撤退中的孙连仲、李品仙两大兵团主力。
冈村宁次与东久迩宫稔彦争功，置大局于不顾。但作为一名老军人，他没忘了自己的职责，还是想方设法地尽量捕捉中国军队，弥补自己所造成的损失。同时，他也想使自己的内心多少获得点儿安慰，对东京方面也好交待。
23日，日军攻下新洲。牛岛满少将当即派佐野联队长率步、炮、工、战车、装甲运兵车组成的快速支队截击正在黄陂东侧蜂拥撤退的孙连仲、李品仙2个兵团大部队。日军的突然杀出，冲乱了中国军队阵脚。后撤的中国军队各自为战，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
佐野大佐颇有斩获，仅野炮就缴获了80余门，这个数甚至比日军一个甲种师团的火炮总数还要多。但佐野的快速支队毕竟是一支战术支队，对付散兵游勇有余，要想成师、成团地围吃中国后卫部队，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再加上此刻，第2军尚未前出旧街、河口镇完全截断平汉线，这就给李品仙后卫部队留下了一个大缺口，一条通向复生的道路。
直至26日，第6师团的岩崎支队才打下河口镇，与东久迩宫稔彦第2军会合，收紧了合围圈，但为时已晚。中国第五战区几十万大军已越过平汉线退去。
冈村宁次的权宜之计最终没有得逞。常言道：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冈村宁次既然争得头功，先进武汉，就必然有第6师团的孤军突出，惊动天皇裕仁垂涎欲滴的几十万中国军主力撤走，最终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冈村宁次虽然出色，但仍难免世俗名利的缠绕，并最终为此所累，失去了一鸣惊人的战争良机。
东久迩宫稔彦身为助攻军司令官，所部攻势凶狠，反客为主，体现了日军能征善战的特点。但第2军身为助攻部队，没能与冈村宁次的主攻军密切携手，仅以匹夫之勇独自猛攻，也是缺乏远见的近视战术家。(www.xing528.com)
畑俊六大将，虽为武汉战场最高统帅，但协调两军不力，任由第11军中路突出而未加制止（事实上，第6师团的突出攻击，他一直知道并默许），导致全局失调，结果使李宗仁再次循徐州足迹，从日军铁网中安全撤出数十万大军。
李宗仁虽未能再扭转武汉战局，但再次安然撤出被围大军，也算是再创奇迹。
这奇迹是冈村宁次、畑俊六、东久迩等日军战场统帅目光浅近、胸无大略所带来的。
李宗仁是中国军虎将，却也是一员福将。
据战后中国军队战区一级官长、幕僚总结说：“武汉是10月25日放弃的，日军没有捕捉住我们的大部队……日军进攻武汉，北、中、南三路作战不协调，而华中派遣军（畑俊六）又不能予以统制。中路（指稻叶第6师团）快了，北、南路慢了。10月24日中路迫近武汉，北路始达应山，没有遮断涢、汉两水的交通。南路尚滞留于三溪口、辛潭铺以北地区，没能遮断粤汉路和长江的交通，所以不能消灭我军有生力量，如果能协调有制，使北路、南路到达花园、安陆和咸宁、喜鱼的时间，先于或同于中路到达武汉的时间，那我军的有生力量，一定受到严重损失。纵观武汉会战，我100多个师，日军没有歼灭我们任何一个整师，相反，我们对日军第106师团却给予了歼灭性打击。”
这份总结说得不错。武汉会战，尤其后期，数十个中国师都有过与上级失掉联系、与日军缠斗在一起险遭全军覆没的经历。但日军太注重功利，太看重近在咫尺的武汉空城了，因而无论是冈村宁次，还是东久迩宫稔彦，都一次又一次错失歼灭中国整军、整师的机会。
武汉后期打的是一场乱战，无论对中国军队还是对日军。乱战中，奇异的场面自然层出不穷。
黄陂东侧，佐野的快速支队突然杀出，顿时使撤退的中国军队乱了方寸。但佐野大佐看着漫山遍野的中国溃军，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各中、小队各自为战，截击守军的忙着截击，还有的莫名其妙地原地傻等着。佐野支队自己也是阵脚大乱。
花了大半天时间，佐野大佐才把部队重新稳定下来。排好兵阵，他拉上部队又向西追击，想多截留些中国溃军。但留下看守近1000名俘虏的，只有一个班八九个人。结果中国被俘官兵在一名中校的带领下，一阵哄乱，打死几个看守的日军士兵，向北面山林逃去。
佐野到头来落得个一场空。
与佐野大佐比较起来，东久迩宫稔彦放走的就不再是鱼虾之流，而是曾使他吃尽苦头因而一心想吃掉的一条大鱼——宋希濂的“中央军”精锐第71军。关于71军2万人马摆脱险境的前后经过，还是听听宋希濂将军本人的说法：
大别山北麓之敌，此时已越过潢川西进，又继续占领了罗山。9月下旬与我胡宗南军在信阳以东发生激战，经胡宗南部痛击，致使敌人死亡约5000余人，敌军被迫退至罗山等待增援。敌援军一至，立即再度猛攻，胡部伤亡惨重，于10月12日晚，未经第五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白崇禧（应为李宗仁）的批准自动放弃信阳，撤往南阳附近。日军遂于10月12日攻占了信阳。然后，即以有力的一部从信阳西边的平靖关，越过桐柏山脉，占领应山，全线震动。日军如迅速从应山南下安陆、云梦、孝感、汉川，则所有在东北地区作战的部队，均将陷于日军包围圈内。
当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设在安陆与花园之间的陈家庄，得此消息后，立即命令部队，迅速向汉水以西地区撤退。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以电话告知我部，即从小界岭一线撤退，经花园、云梦、京山向钟祥以西地区转移。几乎所有部队都向西去了。最后仅剩下我部2万多人（我所指挥的36、88两个师留下还能作战的队伍，作战伤亡过重，已于旬日前奉军委会命令，归我直接指挥，其余由师长陈瑞河、钟彬率领开赴襄樊一带接领新兵整训）。我立即命令左翼的61师（师长钟松）向钟祥转进。亲率87师及直属部队，以四路纵队，沿黄安至花园的公路西行。是日，天气晴朗，大约下午3时到4时这一时间内，有日军飞机三批（每批24架），先后从我军上空飞过。目标这样大，日机既不投弹轰炸，也不低飞扫射，径直向西南方向飞去。我当时感到很奇异，但随即听到孝感西南地区的爆炸声，才断定日机的目的，是在破坏孝感至长江埠一带的桥梁和船只，企图阻止和延滞我军的撤退。将近黄昏时（下午6时左右），我所率部队均已到达花园附近。当时得知的情况如下：（一）钟松率第61师已于上午通过花园向孝感方面去了；（二）听到西面大约三四十华里的地方有浓密的枪声，判断安陆可能已被日军占据；（三）友军的第44军萧之梦部，约有两个团和一个山炮连及没有跟上队伍的其他友军部队，约有四五千人，均才到花园附近，因情况不明，处于彷徨中；（四）沿长江北岸西进之敌，正向武汉附近地区进攻中；（五）据我军后尾部队报告，尚未发现敌军的追击部队；（六）北面的麻水、应城一带，尚无敌踪。我立即召集所有各部队营长以上的军官，到花园车站来开会，向他们说明当前的形势，是处在敌人的大包围圈中，再向西行进，可能钻入敌军口袋，有被消灭的危险。在此观望坐延，敌军将包围圈缩小，亦有被歼的危险。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暂将部队分散隐藏三里城、宣化店、七里坪一带及花园的东北地区，伺机突围。所有到会者全都同意。只有些人表示部队走得很疲倦，希望吃点东西再走。我当即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时间稍纵即逝，必须立即行动。”随即就各部队行进的路线，隐藏的大概地区，以及今后的联络方法，予以明确指示。我亲率军直属部队及友军部队，立即循原路东行。约一小时后，折而北向，进入丛林地带。由第87师沈发藻师长率该师全部，由花园经二郎店向三里城行进。
经一夜的行军，到第二天上午，大都到达了三里城、宣化店一带地区。出乎意外的是，这些地区，几乎没有一点战争气氛。街上行人如织，熙熙攘攘。尤以三里城颇为繁华。特别令我感到高兴的，即三里城竟囤有军粮2000多包（每包200斤）。当嘱军需人员通知各部队来领。除吃用外，尽量带足粮。军部到达三里城附近一个村庄住下后，我即命通讯营迅速架通各团级以上部队电话，并采取下列各项措施：（一）所有无线电台，应暂时停止与外部联系，防止被敌军侦察，发现我军位置；（二）严密监视和警戒通往黄安、花园、应山方面的敌军动态；（三）派出一些便衣人员前往潢川、罗山、信阳等地，侦察这方面的敌军情况。在这一带约住了三四天，我命令各部队，利用夜间逐步北移，接近信阳至潢川间公路的南面二三十华里处住下。根据详细侦察结果，信阳至潢川间，只信阳、潢川两地有日军据守，白天常有装甲车在信潢公路上巡逻，晚间颇为寂静。于是我就决定，于某日晚10时至12时，所有部队（约2万人）要全部通过这条公路，跳出敌军的包围圈。一切均按照预定的部署实现了。接着渡过淮河（这时淮河要以徒涉），第二天到达息县，即分两路向驻马店、确山两处前进。我率军部队及直属部队到达驻马店后，立即由电台向军委会报告情况，迅即得到蒋委员长、何参谋总长分别来电嘉奖，内有“极为喜慰”之词。并命部队即向南阳地区集结整训。随我一道出来的友军部队，各自归还建制，其军、师长均各来电表示感谢。
比起宋希濂，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被日军和西方军事家评价为“狡猾的南方将领”的李宗仁上将的经历甚至更惊险、更幸运。
10月中旬的一天，李宗仁率长官部自夏店撤至平汉线花园站以西约10里的陈村。到达陈村后，长官部与刘汝明将军的68军突然失掉联系。
入夜，李宗仁绕室彷徨，心绪烦乱。他既为68军担忧焦虑，更惦念武胜关、平靖关的安危。两关若失，就不是68军能否撤出战场的事了，也许将有数个军、数十个师被日军截住。焦虑烦躁使他辗转反侧，终不能眠。他披衣而起，来到户外。夜幕下的陈村静极了，只有偶尔传出的犬吠在夜空里久久回荡。此刻陈村尚未沦陷，应该是安全的。
但空旷的静谧和黑夜的大幕，像裹着的死神向他压来，他心里有些不安起来。李宗仁是个很相信第六感觉的人，越静他越是觉得不安，觉得不妙。当下，他披衣向屋内走去，叫醒随从，通知长官部迅速整装，向西转移。
刚刚入梦的参谋长徐祖贻将军突然被叫醒，深感突兀，当下步入长官室问道：“长官一向都很镇静，今晚何以忽然心神不安了？”
李宗仁匆匆束装，答道：“走吧，祖贻。陈村可能不安全，我觉得应该从速离开。”
参谋长见状不便再问，便也回去整装。半小时后，第五战区长官部一行百多人踏入了西退的漫漫黑夜。
两小时后，日军快速部队1000余骑兵冲入陈村。
李宗仁命不该绝，心血来潮救了他一命。如果李宗仁陈村遇难，长官部被歼，那武汉会战的成果对比就将大不一样。李宗仁身为中国高级将领，他的生死安危自然也不再是他个人的事。
中国抗战，还从未有过兵团以上级别将领遇难，这曾是蒋介石和中国军队以弱击强，向世界吹嘘的资本。
没有高级将领遇难，自然就没有成建制的大部队被消灭。李宗仁大难不死，也替蒋介石保全了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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