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文明和野蛮的搏斗始终没有停止过。当人类文明大踏步地跨进崭新的20世纪的时候，人类文明和创造现代文明的人类自身却受到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最野蛮的摧残。人类历史上爆发的仅有的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这个世纪。而其中规模最大最残酷的当属第二次世界大战。它使无数城市田园成为废墟，无数生灵惨遭涂炭。
在由德意日三国法西斯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举世公认的最残酷的法西斯暴行，要数纳粹德国在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对数百万犹太人的野蛮屠杀。但是，正义的人们不应忽略这样一个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所犯下的最大的暴行——南京大屠杀，其野蛮、残酷和暴虐程度却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
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奥斯威辛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在性质上和方法上都是不尽相同的。奥斯威辛大屠杀是根据纳粹的种族仇视政策和希特勒政府的直接命令有计划、有系统的屠杀，并且屠杀主要是用一种方法，也就是毒气进行的；而南京大屠杀则是在长官的放任纵容下由日军不分青红皂白，随心所欲地肆意屠杀。从屠杀的方式上看，在奥斯威辛那个遗臭万年的“杀人工厂”里，是把所有屠杀对象分批地送入毒气室用烈性毒气在几分钟或几秒钟内杀死的；而南京大屠杀除了集体屠杀之外，大都是由日军个别地或成群结队地随时随地的屠杀，而且在屠杀之前大都对被屠杀者先加以侮辱、虐待、抢劫、殴打、摧残、玩弄或奸淫。德军的屠杀大都是单纯的屠杀；而日军的屠杀则是同强奸、抢劫、放火及其他暴行相结合，屠杀方法包括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火烧、割生殖器、砍去四肢、剜目割鼻、刺穿阴户或肛门，真是五花八门，残酷手段骇人听闻。可以说南京大屠杀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残酷最野蛮最疯狂的一次灭绝人性的暴行。
进攻南京，妄图用恐怖手段迫使中国投降，是由日本当局一手阴谋策划的。松井石根则是这一阴谋计划的具体组织者和指挥者。
“占领南京，迫使中国屈服”，这便是松井石根进攻南京的目的。怎样才能“迫使中国屈服”呢？那就是使用恐怖手段，摧毁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指出：
“日军首脑者认为这场战争是‘膺惩战’，因为中国人民不承认日本民族的优越性和领导地位，拒绝与日本合作，所以为惩罚中国人民而作战。由于这个战争所引起的一切结果，都是非常残酷和野蛮的，日军首脑者的意图是要摧毁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
由此可见，攻占南京，采取恐怖手段，迫使中国投降，这就是日本当局的既定方针。当时日军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就“悉知针对中国首都南京而策划的恐怖活动”。
松井石根完全了解日本最高当局的意图，他当时在日记中写道：“余须谨奉大命，全察圣旨所存，惟仁惟威，举所谓破邪显正之宝剑诛杀马谡。”1937年10月8日，松井石根声言：“降魔的利剑现在已经出鞘，正将发挥它的神威。”由松井石根1937年12月7日“亲自起草”的“攻克南京城纲要”则进一步证明，他便是南京大屠杀的组织者和指挥者。
他在该《纲要》中说：
（一）若南京守城司令或市政当局留守城中，则劝其开城以和平占领。尔后，各师分别由经过挑选的一个步兵大队（9日改为三个大队）为基干，率先进城，分区对城内进行扫荡。
（二）若敌之残兵仍凭借城墙负隅抵抗，则以抵达战场之所有炮兵实施炮击，以夺占城墙，尔后，各师团以一个步兵联队为基干进行扫荡。
什么是“扫荡”呢？经过14年抗日、备受日本法西斯之苦的中国人民，深知日军“扫荡”的含义。抗日战争中，日军把对中国人民施行极残酷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称之为“扫荡”。日本出版的《广辞苑》解释得很清楚：“扫荡——铲除敌人之意。”
中国军队投降被“扫荡”，不投降更要被“扫荡”。在日军的眼里，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只有死路一条。
于1937年10月29日正式编成的华中方面军由松井石根任司令官，下辖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是朝香宫鸠彦，第10军司令官为柳川平助。
除第101师团守上海外，华中方面军的部队几乎全部参加了进攻南京的战斗。11月25日，日军占领无锡后，即策定兵分3路进犯南京。
12月1日下达攻击南京的命令。
12月5日，朝香宫鸠彦到达前线，听取了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汇报。中岛对他的上司讲：
“日军已攻破了南京周围所有环形防线，约30万人的中国军队大概就要全部被包围，逃不出南京城了。”朝香宫鸠彦听后，回到司令部“发出一连串由他盖章签署的命令，上面有‘机密，阅后销毁’的字样。命令十分简单：杀掉全部俘虏”。“杀掉全部俘虏”正是日本当局用恐怖手段迫使中国屈服的具体体现。
从现在发现的历史资料看，杀掉全部俘虏的命令是执行得十分彻底的。师团一级部队中，有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旅团一级部队中，有第13师团第103旅团旅团长山田旃二的作战日志；联队以下部队中，有当时的战斗详报。这些历史资料均无可置疑地证明：军以上司令部确有杀掉全部俘虏的命令，而且各部队都传达贯彻了，将俘虏一批又一批地集体杀掉。
南京城12月13日失陷。日军进城后，即按照松井石根的作战纲要，开始“扫荡”。下边是中岛今朝吾12月13日的日记摘抄：
扫荡俘虏
……
近几日，溃败的敌人，大部分逃进我第16师团作战地域内的森林和村庄，其中有从镇江两要塞逃过去的人。俘虏到处可见，达到难以收拾的程度。
因采取大体不留俘虏之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之。然对1000、5000、1万之众，解除全部武器都很困难。唯一办法，是等他们完全丧失斗志，自己排队来降，较为稳妥，这帮人一旦闹事，将难以收拾。
故而用卡车增派部队，对其进行监视和引导……
据知，光是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1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中队长处理掉1300人。现集中在仙鹤门附近的约有七八千人，而且俘虏还在不断来降。
处理掉这七八千人。需要一个相当大的壕沟，很不容易找到。所以预定把他们先分成100人、200人一群，然后诱至适当地点处理之。
师团一级指挥官都说是上级的方针，并带头执行，为“处理”俘虏而绞尽脑汁，这就有力地证明南京大屠杀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集体犯罪。
杀人杀红了眼，杀俘虏进一步扩大为杀平民。日军就是以捕杀俘虏为名，挨家挨户捕杀居民、闯进国际难民区对难民进行“甄别”“审查”，诬难民为俘虏，成批成批地抓捕，然后将我同胞集体杀掉。中岛今朝吾在日记中也露出日军不仅屠杀俘虏，而且屠杀普通居民的蛛丝马迹。由于“进城扫荡时连技师和工人都处理掉，造成无人开动机器”，而使南京长期断电断水。
第13师团第103旅团在幕府山俘获14000名俘虏，山田旃二旅团长“对处理俘虏深感头痛”。下面是山田旃二当天的日志：
这一天，军司令部派宪兵军官检查俘虏是怎样处置的，山田少将陪着看了成群的俘虏。山田少将问：“喂，杀掉他们吗？”因在此之前刚接到参谋长“杀掉俘虏”的命令……
上述的上万名中国俘虏，就在军参谋长这一道命令下，全部被“处理掉”了，造成了南京大屠杀中最大的“草鞋峡惨案”。
下面是日军一个大队的战斗详报：
下午2时0分，从联队长处接到如下命令：
根据旅团部命令，俘虏全部杀掉。其方法，可以十几名为一组。分批枪杀。下午3时30分，召集各中队长，就俘虏处置问题交换意见。经讨论决定，把俘虏平均分给各中队（第1、第3、第4中队），以50名为一组由大监禁室带出，第1中队在宿营地南谷地，第3中队在宿营地西南洼地，第4中队在宿营地东西谷地附近刺杀这些俘虏。监禁室周围必须配置重兵警戒，将俘虏带出时，注意绝对不能让他们有所觉察。各部队应于下午5时前完成准备，5时开始刺杀，7时30分结束。
根据这份战斗详报，我们可以得出三点结论：（一）“俘虏全部杀掉”的命令确有其事；（二）这项命令经师团、旅团、联队，逐级传达，一直到大队、中队；（三）各级部队都贯彻实施了。
由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亲自下达的“俘虏全部杀掉”的命令，被全军上下贯彻实施了。可以说正是这道命令，才有了后来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当日军进攻部队进抵南京城下时，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也下达了攻占南京的命令：
“南京乃中国首都，占领南京是国际事件，必须做周详的研究，以便发扬皇军的武威，而使中国畏服！”
“发扬皇军武威，使中国畏服”，这不像是一道军事命令，而更像是一句颇有煽动性的演讲词。对那些垂涎中国都城的日本大兵来说，这句话犹如投向干柴的一把火。
自从8月23日在上海滩登陆起，中、日两军苦战恶战接连不断。日军攻占罗店用了20多天，攻占大场更激烈，用日军军史参照，相当于日俄战争中尸横遍野的203高地战斗，是伤亡惨重的一场恶战。据日本方面统计，近3个月的上海战役，日军阵亡9115人，伤31257人，兵员损失数相当于最初投入上海战役的部队总和。日军在攻占南京时损失更大，阵亡的官兵，比上海战役中阵亡的还要多3000人，不到4个月，松井石根把21230名日军送进了地狱。此刻在松井石根的心里，有一股恼怒和报仇的复杂心理。
据说，绝对服从和绝对自信是日军的两大特征。被压制的士兵只有压制比士兵更软弱的人才能满足他们的兽性，犹如畏服老虎的狼只有吞食比它更软弱的羊才能满足野性一样。无视自己生命的日军自然更无视别人的生命。在攻占南京的日日夜夜里，日军普遍的伤亡以至绝望大大地扭曲他们的战场心理。当时任日军坦克小队长的亩本正已就这样写道：“许多战友眼见首都南京的灯火在前，却饮弹倒下，见此情景，使人不禁抱尸而哭。”“攻克南京，就可以回家了，最后一战，立功的时候到了！”“干吧，最后一拼！”
当年制造和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恶魔元凶们，当他们手舞屠刀在南京疯狂杀戮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里最终将成为他们葬身的坟墓。
上天有眼，它没有让那几个曾经参与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恶魔在战争中殁命，而是让他们活着接受中国人民的审判。
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璈正在东京的帝国饭店房间里翻阅战犯的案卷。随着一阵敲门声，进来的是盟军总部法务处处长卡本德。
“中国政府来电请示盟军总部，说中国公众情绪非常激烈，政府压力很大，要把谷寿夫引渡到中国受审，梅博士个人意见如何？”
梅汝璈作为中国四万万同胞的代表，作为中国政府审判战犯的代表，自然理解国内公众的心情。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理应受到中国人民正义的审判。此时此刻，法官的正义感和民族的自尊心一齐在梅汝璈胸中奔涌：“应该满足中国政府和公众的要求。”
卡本德点了点头，他转而说：
“我担心的是中国法庭能不能给谷寿夫将军一个公平的审判。”
“这点尽可放心。”梅汝璈不卑不亢地说：“根据一般国际法的原则和远东委员会处理日本战犯的决议，对于乙级和丙级战犯直接受害国有提出审判的要求，盟军总部是不能拒绝引渡的。”
已经从侵占南京时的第6师团师团长升任日本国中部防卫司令官、广岛军管区司令官的谷寿夫，在巢鸭监狱中关押了半年后，于1946年8月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批准，被引渡到中国上海战犯管理所。
谷寿夫是日本昭和军阀中惯于冲锋陷阵，却生性残暴的一员悍将。远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日俄战争时期，即已从军，在我国东北与俄军激战中为日军立下功勋，从此在日本陆军中不断擢升，青云直上。
8月，对于谷寿夫来说，是他军人生涯中难以忘怀的月份。1928年的8月，47岁的谷寿夫作为日军第3师团的参谋长，第一次带领士兵横渡太平洋，踏上了他和他的部下早已向往的土地。那时，他的部队驻在山东半岛。9年后的1937年8月，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中将受命从日本熊本出发，第二次渡海入侵中国。他率领部队先在永定河与中国军队作战，然后侵占保定、石家庄和大沽口。(www.xing528.com)
11月，在柳川平助中将的指挥下，他和牛岛侦雄、末松茂治师团杀到了杭州湾。登陆后，他们升起了高高的气球，气球下拖着一条长长的标语：“日军百万于杭州湾登陆！”那天他们没有受到一兵一卒的阻击，很快切断了上海战场上中国军队的退路。接着，谷寿夫师团沿湖州—广德—牛首山，直插南京的雨花台和下关。
12月13日凌晨，谷寿夫率领他的士兵杀进了中华门和水西门。占领南京，他又立下了头功。
大海掀起了怒涛，船颠簸得很厉害。1946年8月，谷寿夫又一次渡海到中国，但这次却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航行。
战犯处理委员会认为：“谷寿夫系侵华最力之重要战犯，又为南京大屠杀之要犯，为便利侦讯起见，移本部军事法庭审判。”
第三天，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检察官陈光虞开始了对谷寿夫的讯问。谷寿夫承认12月13日由中华门入侵南京，但否认在南京有大屠杀的罪行。
谷寿夫写了一份《陈述书》交给法庭，他说：“南京大屠杀的重点在城内中央部以北，下关扬子江沿岸，以及紫金山方向……与我第6师团无关。”“我师团于入城后未几即行调转，故没有任何关系。”
和大多数日本战犯一样，谷寿夫也是个敢做不敢当的人。他自认为两手的血迹已抹得一干二净。事实上，谷寿夫部队驻在中华门的12月13日至21日，正是南京大屠杀的高峰。当时的中华门内外，腥风血雨，阴森恐怖。
事实是铁，军事法庭在南京全城张贴布告，号召各界民众特别是中华门附近的人民揭发谷寿夫部队的罪行。压抑在心底的仇恨火山爆发了！尸骨未朽，伤痕犹在。男女老幼纷纷揭发和控诉。中华门外雨花路第11区公所内临时法庭里，南京军民有的慷慨陈词，有的痛哭流涕。1000多位证人，证实了谷寿夫部队烧、杀、淫、掠的罪行450多起。
屈死的30万冤魂在地下沉默了整整10年，如今，他们对杀害他们的凶手发出了无声的怒吼！法官、法医和当年埋葬死者的红十字会成员一起来到中华门外，寻找荒草下埋葬的遇难者尸骸。
电影摄影机在不停转动，闪光灯像闪电似的给大地刷上了一层又一层惨白。穿着白衣的法医轻轻地从黄土里捧起一个又一个的头颅。头骨上多有刀伤，一道被砍裂的缝隙中，仍有暗红的血色！
检察官满怀义愤，以破坏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对战犯谷寿夫提起公诉，并请处以极刑。
接到起诉书的副本后，谷寿夫是真的害怕了。作为与中岛今朝吾、牛岛贞雄、末松茂治等师团长共同纵兵大屠杀的战犯之一，他感到罪责难逃。他想摆脱罪责，于是给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写了一封要求“宽延公审”的《恳请书》。
可是已经晚了。1947年2月6日下午2时整，中山东路励志社彩绘的门楼上，高高地挂起白布黑字的“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长长横幅。从法庭拉出来的有线大喇叭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南京市民。
宫殿式的大礼堂今日分外威严。红墙筒瓦，飞檐画栋。绿色的屋脊上，蹲伏着八头形态生动的野兽。高大的宝塔松华盖似的挺立在礼堂门口。庄严的审判席设在礼堂的讲台上，台下分别为律师席、证人席、通译席和被告席。四周挤满了2000多位旁听的群众，全副武装的宪兵肃立着。
两名头戴钢盔的宪兵将身体矮胖的谷寿夫押上了法庭。谷寿夫一脸漠然麻木的神情，他在万目所视、万手所指之下正襟危坐。他蓄着东洋小胡子，身穿便服，貌不惊人，但谁能想到，他身上背着10余万条生命惨遭屠戮的血债。
检察官陈光虞首先宣读了浸满石头城人民血泪的起诉书。
审问到南京大屠杀的罪行，谷寿夫矢口否认。他从公文包中取出拘留所里想好的辩护词：
“战争一开始，双方都要死人。对此，我只能表示遗憾。至于说我率领部下屠杀南京人民，则是没有的事情。有伤亡的话，也是难免。”
谷寿夫自称为纯粹的军人，对于侵华国策，从不参与。他滔滔不绝地推脱罪责：“我的部属，除了作战外，没有擅杀一人。”
石庭长听着昔日屠夫的满口胡言，忍无可忍，大喊一声：“将被害人的头颅骨搬上来！”
法庭静极了。人们屏息着，千万双目光注视着。
宪兵两人抬一个麻袋，把一袋又一袋的中华门外发掘的人头骨倒在台下的长桌上，一个一个头骨堆满了长长的桌子。无言的白骨使人毛骨悚然，黑洞洞的眼眶和张大的嘴骨，似猛虎咆哮，怒狮狂吼！
谷寿夫呆若木鸡地站立着，他惊呆了。
旁听的人们目睹这惨象，一个个咬牙切齿！
人们又回到了1937年那暗无天日的岁月中了。日军自己拍摄的宣扬他们武威的影片重现了一幕幕骇人听闻的历史。许多人闭上了眼，有的人用双手捂住耳朵，他们不敢看银幕上的刀光枪弹，他们害怕喇叭里那撕裂心肺的骇人声音，经历过大屠杀的人们，不堪回首那血淋淋的日子！
2月7日、8日继续传证和辩论。80多个南京市民满怀深仇走上法庭，男女老少，面对面地责问民族的敌人！
1947年3月10日，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庄严判决：
被告谷寿夫，男，66岁，日本人，住东京都中野区富士见町53号，日本陆军中将师团长。
被告因战犯案件，经本庭检察官起诉，本庭判决如下，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
被告谷寿夫，于民国二十六年，由日本率军来华，参与侵略战争，与中岛、末松各部队，会攻南京——始于是年12月12日傍晚，由中华门用绳梯攀垣而入，翌晨率大队进城，留住一旬，于同月21日，移师进攻芜湖各城，已经供认不讳——及其陷城后，与各会攻部队，分窜京市各区，展开大规模屠杀，计我被俘军民，在中华门、花神庙、石观音、小心桥、扫帚巷、正觉寺、方家山、宝塔桥、下关草鞋峡等处，惨遭集体杀戮及焚烧灭迹者，达19万人以上。在中华门下关码头、东岳庙、堆草巷、斩龙桥等处，被零星残杀，尸骨经慈善团体掩埋者，达15万人以上，被害总数共30余万人——查被告在作战期间，以凶残手段，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肆施强奸、抢劫、破坏财产等暴行，系违反海牙陆战规例及战时俘虏待遇公约各规定，应构成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其间有方法结果关系，应从重处断。又其接连肆虐之行为，系基于概括之犯罪，就依连续犯之例论处。按被告与各会攻将领，率部陷我首都后，共同纵兵肆虐，遭戮者达数10万众，更以剖腹、枭首、轮奸、活焚之残酷行为，加诸徒手民众与无辜妇孺，穷凶极恶，手段之毒辣，贻害之惨烈，亦属无可矜全，应予科处极刑，以照炯戒。
1947年4月25日，南京国民政府防字第1053号卯有代电称：“查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既据讯证明确，原判依法从一重处以死刑，尚无不当，应予照准，至被告声请复审之理由，核于陆海空军审判法第45条之规定不合，应予驳回，希即遵照执行。”
第二天，古城南京万人空巷，从中山路到中华门的20里长街两旁，人山人海。曾经饱受摧残的南京市民，扶老携幼地要看看杀人者的下场。长满青松翠柏的雨花台，是谷寿夫当年攻占南京中华门的出发地，也是中国军队浴血奋战的疆场。谷寿夫怎么也想不到，这里会成为他的葬身之地！
两名头戴钢盔的宪兵押着五花大绑的谷寿夫走下囚车。
1947年4月26日中午12时45分，一声清脆的枪声，跪在地上的战犯谷寿夫倒下了。30万屈死的冤魂，在九泉之下目睹了他们的仇人受到了应得的惩罚，可以瞑目了。
1948年12月22日，午夜零时的钟声刚刚响过，在东京的7名日本甲级战犯被送上了绞刑架。这其中，就有在南京欠下累累血债的前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
作为受审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之一，松井石根不想死。刚被收押时，看看身边的其他人，他甚至还有几分乐观，认为绞索套不到他的脖子上。但当一个个证人、一条条证词、一项项指控指向他时，他的心态在一步步走向崩溃，尤其他在南京的所作所为。起初，他心存侥幸，并不认为他要为南京大屠杀承担过多的责任。但这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作为入侵南京的日军最高指挥官，并且在12月17日亲临南京城并待了一星期，而这一时期又正是大屠杀的高峰期，再说不知情大概鬼都不会信。
恶魔到头来还是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当法庭最后宣判处以绞刑时，松井石根面色惨白、双腿瘫软地被身旁的宪兵架了出去。他虽然不想死，但他想过南京30万屈死的冤魂吗？他其实早就该死，只是这正义的审判来得迟了些。
浩瀚的大海上，一艘盟军的军舰在缓缓行驶，战犯们的骨灰被撒进大海，一阵风浪，消逝得无影无踪。这不是什么祭奠仪式，而是为了防止日本法西斯残余分子利用它为战犯们招魂树碑。然而，法西斯战犯们的阴魂真的就这么随风飘逝了吗？
历史常给予天真的人以无情的嘲讽。当年，日本战时已臭名远扬的金融实业界巨头、大财阀、大军火商，后又成为日本甲级战犯之一的岸信介，在麦克阿瑟“罪证不足、免予起诉”的“宽大”处理下，逃脱了惩罚，居然被释放了。这个当年的甲级战犯岸信介，后来居然在日本政界官运亨通，平步青云，爬上了日本首相的宝座。
更有甚者，在当年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后任日本国会众议院议长的清漱一郎的主持下，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居然花了1600万日元，在名古屋市为被远东国际法庭处死的7名大战犯立了一块庞大的纪念碑。
这绝不是历史的玩笑。
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特别是随着日本战后的经济腾飞，日本再次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时，法西斯的阴魂又不时地在日本列岛上空徘徊。
20世纪80年代，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侵略中国”变成了轻描淡写含含糊糊的“进入中国”。
日本政界要人频频参拜供奉有侵略战争阵亡将士灵位的靖国神社。
尤其不能容忍的是，日本有些人在为法西斯分子招魂的同时，还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暴行。
日本拓植大学讲师田中正明于1984年6月出版了一本名为《“南京大屠杀”之虚构》的书，恶意狡辩说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历史。
日本众议员石原慎太郎1990年在美国《花花公子》杂志上发表谬论，颠倒黑白地宣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污蔑日本形象的谎言”。
次年，他又在日本《文艺春秋》杂志撰文大放厥词，声称“南京大屠杀是美国导演的中国政府的政治宣传”，这一次，他不仅污蔑中国政府，否定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甚至连当年曾经明里暗里庇护过南京大屠杀元凶和其他日本战犯的美国，也挨了他的骂。
然而，历史岂容抹杀！南京大屠杀血案累累，铁证如山。
在南京江东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累累白骨发出无言的控诉。在像白骨一样惨白的纪念馆墙壁上，用中、英、日3种文字镌刻着几个沉重的黑色大字：“遇难者30万人。”
每年的12月13日，当凄厉的警报声在南京城拉响时，这声音时时在提醒着每一个中国人：记住这里曾经发生过的苦难，决不能让悲剧再一次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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