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战争之门已打开

7月8日，天蒙蒙亮，日本都城东京从沉睡中渐渐醒来。清晨，报人叫卖“号外”的铃声响彻东京街头，行人无不惊愕。

但更令日本人惊愕的，还是“号外”上那耸人听闻的内容：“昨日（7月7日）在北平郊外卢沟桥附近，宋哲元麾下的两个连炮击夜间演习的日本驻军，直到8日拂晓，事态突然变化，目前两军正在展开激战。”

在这之后，广播、报纸不断传来现地的详细报道。根据这些报道一般人得出的结论是，对日军无端射击的中国军队，已在日军“英勇”地打击之下，表示投降并被解除武装。

当时，为迎合日本万民的心理，报纸、广播对战争的吹嘘报道往往快得令人惊奇。在日本军部很多人尚不知情的情况下，报纸却早已有鼻子有眼地设计好了战争结局。

一大早，日军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急步走进了市谷高地那座灰色的军部大楼。还没到上班时间，大楼里除警卫和值班参谋人员外，几乎没人走动，空空荡荡，清清冷冷。河边大佐却像是没注意到这一切。十几分钟前，值班参谋来了电话，告诉他华北驻屯军来了特急电。

华北此刻来电能有什么事呢？这段时间军部内外到处流言飞传，有的说中国军人排日抗日情绪加剧，华北形势紧张；也有的说日本华北驻屯军部分下级军官意欲自由采取行动，再挑起个像当年的柳条湖一类的事件。流言越传越远，越传越厉害，甚至惊动了天皇陛下和近卫内阁。在内阁的亲自干预下，军部派出冈本中佐亲赴华北现地视察，几天前回来报告说：中国驻屯军参谋正进行战争策划的传说纯属虚构，无须担心。

今日华北急电，难道有什么紧急情况吗？河边虎四郎大佐三步并作两步，急匆匆地跨进办公室。

参谋递上的是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发来的急电。河边虎四郎急急地展开一看，心忽地沉了下去。电文称：“驻丰台附近部队在夜间演习中，遭中国军队射击，当即展开敌对态势，并进行交涉要求道歉。如拒绝道歉，则以实力将敌由附近击退。”

“怎么搞的，冈本君刚从华北返回，明明说华北局势平静，怎么几天就闹出这么大事。”河边虎四郎嘀咕着，转向身边的参谋。

“大臣知道电报内容了吗？”

“电报仅收此一份，先交课长过目，尚未通报别人。”

河边虎四郎将电报放入档案夹，吩咐道：“速交陆军大臣室。”

8日晨，军部上下已传开了华北发生事变的消息。参谋本部第三课长武藤章大佐听到电话铃响，收回思绪抓起了电话。

“喂，武藤吗？发生麻烦事情啦！……”电话里传来了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颇有些忧虑的声音。

“柴山君，什么麻烦事，快说啊！”

“昨夜华北军来电说，华北军在北平附近与中国军队发生了冲突，据说还交了火。真不知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武藤章大佐听着，心激动得怦怦跳，他与柴山想的可完全不一样，柴山大佐是参谋本部里第一部长石原莞尔少将的追随者，在对华问题上主张慎重行事，而应集中全力准备对苏联的战备。但武藤大佐却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态度，必要时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所以柴山为华北的冲突忧虑重重时，武藤却激动得几乎要跳了起来。

8日一整天，整个东京上上下下都处在一种乱纷纷的议论中，就是中央军部也处在一种对未来方针猜疑不定的忙乱中。陆军省和参谋本部都在忙着琢磨究竟是什么引发了这场冲突，中国南京政府是企图以此进行全面抗战呢？还是仍像过去一样妥协解决？毕竟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方面出现的变化太多了，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就在东京情况未明、举棋不定时，日本派驻海外的两支最大的军事集团站出来开口了。

驻兵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在向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提交的报告中称：“鉴于华北局势，现命独立混成第1旅团、独立混成第11旅团之主力以及航空部队之一部做好随时出动之准备。”

7月8日晚8时10分，关东军司令部再次就华北事件发表声明，对华北事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心。一支地区性部队对自己管区之外的事情发表声明，不但在关东军中绝无先例，就是在日军中也少有，更何况这份声明的观点如此鲜明：

“兹因暴戾之中国第29军挑战，华北发生事端。关东军正以极大关心及重大决心，密切注视本事件之发展。”

植田谦吉大将在发表上述声明的同时，先后派遣他的副参谋长今村均少将及富永恭次大佐、田中隆吉中佐直飞东京，请求面见军部当局陈述意见，促使杉山元陆军大臣和闲院宫参谋总长当机立断，早下决心，以武力迫使中国政府低头。

关东军越俎代庖，直接干涉起中央军部和华北来。

日本的朝鲜驻屯军虽没有关东军那么张狂，但因支持对中国武力解决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得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后，日本朝鲜驻军参谋长秉承司令官小矶国昭大将的意思，向东京报告称：“由于华北事件之爆发，已令第20师团之一部采取随时出动的态势。”

在东京尚未作出正式决定前，日本派驻海外的部队都争相表示了自己的意见。而这些观点，竟都是要求日本政府和军部对中国开战。

市谷中央军部紧急会议上，出现了十分鲜明的两派。以陆相杉山元大将、参谋本部第二部代部长笠原幸雄大佐、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大佐、作战课长武藤章大佐、中国课长永津佐比重大佐等为首的主战派认为：事态不容乐观，除诉诸武力外别无对策。只有增强日军在华北的兵力，根据情况，不失时机给予一击才能收拾局面。

但是，以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少将、战争指导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等人组成的慎重派则认为：当前只有一心完成“满洲国”建设及对苏军备，方能巩固国防。而此时向中国伸手，造成支离破碎之势实在不妥。基于此，参谋本部作战部的意思是以不扩大为方针。

石原莞尔是日本军界的著名才子，尤以一套完整的军事思想镇住了日军中的不少将帅。“九一八”事变时他以一个中佐的身份出现在沈阳，全盘谋划，为事变的成功和日本侵略东北立了大功。此后多年，日军中一直公认“九一八”事变是石原思想、板垣征四郎实干的结果。侵占东北，他是赞成而且倾尽全力的。但他的一整套理论都是建立在对苏作战的基点上，因而反对对中国压迫过甚。

在接到卢沟桥事变第一份战报后，石原莞尔深深感到在中国挑起事端的可怕后果，他从掌握作战全局的立场出发，对各方面表示了下述见解。他说：

“现在可以动员的师团是30个，其中只有一半可以部署在中国方面，所以，不可能进行全面战争。但是，如果事态继续发展，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极大，这样，其结果很可能和拿破仑在西班牙的作战一样，陷入无底的深渊之中。为此，我认为目前应该断然命令驻华北部队一举撤退至山海关的‘满’华国境，然后由近卫文麿首相亲自飞抵南京，与蒋介石促膝畅谈解决当前存在的根本问题。”

石原莞尔的确是日本军界的奇才，在中国问题上更是显出了他目光的深远。多年来，战乱频繁的中国国力衰微，1937年前蒋介石对日本人又一直采取妥协退让之策，因而日军年轻、年老的军官几乎都没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因而“主战派”自始至终占据上风。但石原凭自己的学识和经验，认定中国自身巨大的潜能，多次警告日军中的乐观派万万不可轻视中国。中国一旦醒来抗日，则日军有可能陷入中国泥潭无法自拔。1936年至“七七”事变爆发，他一直在努力劝说内阁和军部，尽可能以文化、政治方面的渗透取代经济、领土方面的侵略。但日益专横的军部岂能听他支配？主张对中国使用武力的少壮军官们仍在东京上下活动着。石原的劝说非但没有奏效，反而在日军中树敌不少。

日本军界上上下下无视石原莞尔的劝告，显示了他们的浅薄和狂傲，日后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941年当日军统帅部决定对美军动手时，石原再次站出来竭力反对，但他仍未能阻止日军对珍珠港的袭击。日本整个民族几乎成了狂躁的日本军人的牺牲品。石原也因与军方持有异议并多次提出反对意见，而于1941年3月底被战争狂人东条英机赶出军队，编入预备役。战争时期一名军人被编入预备役，在日本被视为莫大的耻辱。

1941年，石原莞尔在军中悲剧性的结局似乎冥冥中预示着4年后日本民族的结局。但这些都是后话。

石原莞尔对全面发动对华战争心存疑虑，组阁仅一个月的近卫文麿首相也有难言之隐，他感到自己是在矛盾的旋涡中挣扎。

近卫文麿在日本政界算是文雅的知识分子，但他也难免日本知识分子所常有的多愁善感和胆小怕事。他非常善于接受他人的见解，不论来访者与其关系如何，只要意见正确无不表示赞成。作为一个政治家，这是明显的缺陷，但是却给予一般人以好感。因此，他是在不希望战争扩大的日本民众的一片欢呼声中上台的。不但如此，就连日本军方对这任新首相也是抱有殷切期望的。

近卫文麿本人并没有太多的要求，只是怀着或许自己可以驾驭陆军的幻想才出任首相的。但最终他失败了。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在中国大陆的作战主任池田纯久奉调回东京，某日他访问了近卫文麿。

近卫文麿初见池田纯文便显出十分不高兴的样子，严肃地说：

“池田，到底还是打起来啦！你可知道卢沟桥事变是一些少壮军人搞的阴谋？”

近卫文麿从“九一八”事变和关东军暗杀张作霖的问题推断，认为这次事变也一定是军方搞的阴谋。

“公爵，战争的发动者并不是军人，而是首相阁下自己。”池田深感不快地反驳说。

“你说什么？”近卫迷惑不解地望着池田反问道。

“不错，公爵，是您的责任。”(www.xing528.com)

池田纯文说着拿出一张7月13日出版的报纸递给近卫文麿，其中关于当地日军与中国方面达成现地解决的方案，只在版面的一个角上作了简单的报道，从一版到三版几乎全是煽动国民支持战争的政府活动。

“公爵，政府高谈不扩大战争，然而报纸上都是谈的战争问题，怎么能不使战争扩大呢？”

池田纯文的话一针见血地刺到了近卫文麿的痛处，近卫只是默默不语，不难想象，聪明的近卫一定是为自己当初的轻率感到内疚。

但是，球既然已经踢出，便没有了收回的余地。他不但没能阻止住日本军人，自己也在战争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7月8日，军部在华北问题上显然没有达成一个一致性意见。傍晚6时42分，参谋总长闲院宫向华北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发出临命第400号指示：为防止事件扩大，应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与参谋本部做法相反的是陆军省，陆相杉山元大将于午夜命令京都以西各师团将7月10日即将退伍的步兵部队二年兵延期退伍。杉山此举，意味着4万名经验丰富的老兵将留在陆军中，而且日后多数被派到中国战场上。他使陆军实力有所增强，却使这数万原本应该返回家园的日本青年中的大多数倒在了中国战场上。一将名成万骨枯！杉山使这句古老的哀叹再次变成了现实。

7月9日下午，日本内阁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会上，讨论的核心是事件发生后应采取什么措施。“主战派”的急先锋陆相杉山元大将发言道：“从目前中国之29军的优势兵力和抗日态度来看，军部认为可考虑由国内派出3个师团左右的兵力。”

内阁要员们虽对杉山元起初的话表示认可，认为中国方面挑起事端应负全责。但听到由国内派兵的要求时，却几乎都认为陆相太性急了一些。原来当天清晨，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与29军副军长秦德纯达成停战协议的消息已传至东京。在宣布停战之际匆忙派兵，对外将留下什么印象？

临时内阁会议上，陆相杉山元请求由日本国内增兵的提案被暂时搁置，内阁决定暂时静观。

但临时内阁会议结束仅一小时后，首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又紧急召开了五相会议。会上确定了日本政府对此次事件的解决方针：中国军队撤退，处罚负责者，中国方面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五相会议把日本权益高高地凌驾于中国之上，本身就显示出日本方面的蛮横态度。日本以此方针作为问题的解决基调，自然令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无法接受，事态只能朝着扩大的方向发展。

就在陆相杉山元派兵提案被暂时搁置的同时，陆军省内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倾向。军事课长田中大佐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所谓“彻底”解决华北问题的意向：“此时，为了彻底铲除祸根，是否以‘何梅协定’援用于第29军，或使中国军队撤退到离永定河20里以外的地区。”

田中的意思是把冀察政权和29军赶出平津一带，仿照冀东伪政权一样，再建立一个傀儡政权。他的观点当即得到作战课长武藤章等的赞同。

随着军部内部争吵的不断进行，“主战派”风头愈显强硬，主张抬高价码的人也越来越多。7月9日晚，参谋次长向天津的桥本群参谋长发电，擅自抬高了谈判价码。

7月10日，“主战派”、参谋本部第三课及第二部在为内阁准备情报时，对形势作了言过其实的判断：

“中国平津当局及南京政府均在提高国民抗日意志，并进行对日战争准备。我中国驻屯军对和平解决之努力，由于中国方面轻率挑战之态度，事态大有逐渐恶化之虞。

“大规模出兵，原非帝国之所好，但由于中国驻屯军之自卫行动，处于优势之中国军队重围中，恐将陷于不能救援之危险。此外，日侨生命财产也濒临险境。为迅速予以救援，并一扫事态之根源，应向华北方面派遣必要之兵力。

“虽不愿事态向其他方面扩大，但鉴于中国全面抗日局势，有导致其他方面日华关系尖锐之虞，故必须考虑保护在华日侨问题。

“此外，判断恐将引起欧美、苏联之参战。”

根据以上局势判断，第三课就向中国驻屯军增派兵力一事，作了如下考虑：

为了解决卢沟桥事件，以现在中国驻屯军和前述由朝鲜军以及关东军应急派出的兵力似已充分。但估计第29军的总兵力有4个步兵师、3个独立旅、1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计75000名。此外，预料中央军将陆续沿平汉线北上。因此，准备另由国内出动3个师团和航空兵团。

眼见“不扩大”方针越来越走样，“慎重派”核心人物、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少将日益不安。为此，他多次站出来提出反对意见。但到10日上午后，军部已内定了派兵计划，石原的第一次努力失败了。

若干年后，当时曾任参谋本部第四部长的下村定少将（后升任大将）回忆道：“石原部长是不扩大方针的最坚强的倡导者，认为此时应当竭力增强日本国力，完满建成‘满洲国’，担心日本如进一步向中国伸手，则迄今苦心搞起的扩大生产、充实军备将无法完成。但是，他在部长会议等场合未能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是采取了‘虽然反对但不得不服从’的态度，未能作出充分努力，就上述所担心之点阐明国力真相，以求得有关人员的理解，是值得惋惜的。”

下村实际上也仅看到了表面。当时，即使石原莞尔坚持己见，也未必就能挽得住犹如脱缰野马一般的“主战派”。在这之后，他虽自始至终反对日军在华东、华中作战，但最后还是被军部一次次压制下去。当时的日本，连内阁首相在军部的威逼下也只能同流合污，一名少将的反对就能拖住引弓待发的战箭吗？

7月11日下午2时，日本政府再次召开紧急内阁会议。会上，陆军的提议被通过，决定了在国内进行战争动员并向华北派兵的计划。另外，“为加强全体国民一致协力体制的声明”的提案全文也获准通过。

日本在经过数年不断的战争熏染后，终于迈出了举国一致进行战争的一步。日本进入了战时体制。

11日下午4时30分，第56、57号临参命同时飞向了东北关东军司令部和驻朝鲜第20师团。

关东军司令官受命，将独立混成第1旅团主力、独立混成第11旅团主力及飞行集团之一部（侦察、战斗、重轰炸机各两个中队）派往华北。该部队自通过“满”华边境时起即纳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指挥下。

朝鲜驻屯军第20师团应尽快到达华北，编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隶下。

同时，东京军部发布命令，钦命日军教育总监香月清司中将赴华北，接替病危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

11日当晚6时25分，日本政府就向华北派兵一事发表了声明。该声明混淆是非，先是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中国军队身上，继而煽动民族情绪，最后表现出日本政府坚决支援派兵解决冲突的强硬姿态。

当夜8时，华北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得知了日本动员国内师团的消息。此时，他正准备前往29军，与张自忠签订停战协定。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令他惴惴不安，他不知29军代表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是否还能与他签约。

“真不是时候，简直是捣乱。”松井太久朗暗自嘀咕着去了29军。

但不知29军是没有得到消息，还是他们铁了心要签停战协议，松井太久朗的担心并没成为现实。事后，松井带着签了字的协议，心情轻松地返回了驻地。

但松井太久朗担心的事很快发生了。日后多年，在他已升任中将后，回忆道：“将近半夜，东京电台广播报道，‘接到在北平达成停战协定的报告。但鉴于冀察政权一贯的态度，是否出于诚意，未可置信，恐日后成为废纸’云云。

“这一广播，相反却表明我方对协定并无诚意。据说这是陆军省新闻班的强硬派，未经上级同意，将擅自起草的稿件送交广播电台的。由此可见当时无论是军部中央或现地，强硬派是在如何积极地活动。”

与日方存在强硬、稳健两派一样，中国方面也有两派。冀察方面的强硬派抓住以上广播，提出：“正因日本方面无诚意，今日岂非为撕毁协定制造借口？其不扩大方针或停战协定，只是为争取完成作战准备所采取的缓兵之计而已。”因此，在舆论方面也趋向强硬。北平城内戒备愈益森严，守备兵力达两个师以上，人心惶惶不安。

东京，华北形势的恶化再次惊动了天皇裕仁。一天，他招来他的叔辈、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在详细询问了中、日两军发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后，他又想起了日本身后的那只巨熊，于是有些担心地问道：“如果苏联介入怎么办？”

在这个问题上，闲院宫载仁似乎相信陆军省的判断，因而直率地回禀道：“陆军认为苏联不会介入。”

裕仁对这个回答显然不满，当即反驳道：“那是陆军的武断。万一苏联介入，将如何是好？”

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无言以对。

天皇这次召参谋总长入宫，并非要责难他。两三天前，陆相杉山元曾拍着胸脯向他保证：一个月左右即可收拾残局。天皇虽有些担心引发一场中日全面战争，把日军主力钉在中国，也怕苏联在日本困难时从背后下手，可他毕竟经不住中国这块肥肉的诱惑。再说军部一直坚持说是中国方面先开的枪，他也不愿过多地限制陆军，挫了他们的锐气。既然陆军说苏联不会出兵，而他的皇军又能在一个月左右解决中国问题，从内心说，他也是赞成出兵的。

此时的天皇并未仔细研究中国形势，更没看到中国铺天盖地的抗日浪潮，因而轻易地同意了向中国派军的计划。他的野心和轻率，不但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战争灾难，也把日本拖进了日后长达8年的战争泥淖而难以自拔。数月后，当他面对日军的困境而大发雷霆时，除了把当初大吹特吹的杉山元贬到中国战场之外，他也只能唉声叹气，无计可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