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土地上的民族魂：抗日义勇军的壮举与胜利

1932年4月20日，以英国爵士李顿为团长的国联调查团到达了沈阳，开始对“九一八”事变及日军在中国东北的现状进行调查。该调查团结束调查后将向国联提交调查报告，这对东北未来的国际公断影响极大，因而南京国民政府、东京外务省和日本关东军都对调查团一行格外关注，东京方面为此派出数人陪调查团作全程旅行。

沈阳关东军司令部，司令官本庄繁中将此刻显得有些坐卧不宁。在这之前，东京已传出消息，军部有意调本庄繁返回东京，据说天皇背后也插手此事。本庄繁不知东京河水深浅，不知等待他的会是何种结局。在东京事情没着落前，他很怕这次国联的调查出点儿纰漏，捅出些娄子来，那对日本、对关东军、对他自己都太不利了。

对“满洲国”，本庄繁已感到厌倦了。“九一八”事变，他尝到了征服的快感，也着实风光过一阵子。但半年过去了，他开始为当初的征服、风光偿还代价。自马占山江桥抗战打响后，“满洲国”各地一度曾摇摆不定的众多东北军像是突然醒来，争相成立各种义勇军、救国军，四处出击分散的日军。更令本庄担心的是，东北的中国老百姓不但掩护这些流动不定的抗日军，甚至大批加入到这些部队中去。一系列现象使他看到了一个可怕的苗头，再这样下去，这一股股抗日势力将会蔓延为一场漫天大火，必须尽早扑灭。拿定主意，他指示作战课，暂缓对热河、察绥方面的行动计划，先设法“剿灭”中国东北的抗日势头。

但几个月了，成效甚微。4月1日，江桥抗战的中国英雄马占山逃脱日军的控制，再举抗日大旗。4月18日，马占山、丁超等联合吉、黑两省抗日义勇军主动出击日军，并于28日控制了呼海铁路，卡住了关东军进击海伦的通道。

与此同时，沈阳四周的义勇军甚至农民也开始大规模袭击日军。真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弄得本庄繁手忙脚乱。为度过眼前的危机，本庄繁指示各部：凡国联调查团将去之地，提前进剿，严加戒备，同时禁止任何中国人接近调查团。

就在本庄繁竭力布置和平假象的同时，一封电文传到了国联调查团。发出此电的是就任“满洲国”黑省省长兼警备司令仅月余的马占山。江桥抗战后，孤立无援的马占山眼见山穷水尽，为保住尚存的数千抗日力量，虚意接受了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劝告，降日受职。上任仅一个月的马占山此刻突然反水，并向国联揭露日本成立“满洲国”的阴谋，无疑在国联调查团中引起轰动。

马占山总是给日本人制造麻烦。他的这一招又给了本庄繁司令一记重拳。

但真正对义勇军印象深刻的，还是国联调查团中唯一的中国代表顾维钧。顾维钧是中国外交界资深官员，赴国联前曾担任过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部长。起初，他也曾认为义勇军不过是些山贼草寇。但随国联调查团到北平后，从张学良那里扭转了一些印象。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时吃了大亏，此时想方设法暗地里支持义勇军。他不但通过各种渠道接济义勇军枪炮弹药、军费粮饷，甚至在北平还成立了后援会等若干支前组织。这引起了顾维钧的好奇和关注。

来到东北后，顾维钧这才发现义勇军在东北妇孺皆知，人们对他们的关注甚至远远超过了国民政府的中央军。一次，一名旅馆侍役偷偷地流着泪对他说道：“我们不愿做亡国奴，东北人民都不愿做亡国奴。我们希望政府抗战，我们在里面尽力帮助政府。如果政府不抗战，我们自己也要去参加义勇军。”

“你相信义勇军能赶走日本人吗？”顾维钧严肃地问道。

“不知道，但日本人很怕他们。跟着他们死，也比在这儿受气强。”

顾维钧无话可说，只觉得心情沉重。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要遇到机会，他就会向代表团各国代表揭露刺刀上架起的“满洲国”。身为外交官员，他虽然主张以外交方式解决东北问题，但旅馆那位青年的话，又时常让他产生出一丝困惑和疑问。

6月5日，国联调查团一行结束了东北之行，返回北平。他们走了，但黑土地上的枪声并未平息。1932年春夏，东北抗日义勇军迎来了他们的高潮。

东北大地山高林密，地广人稀，多年来一直以匪患闻名全国，到处闹“胡子”。不仅仅是地方穷，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崇山峻岭、大片的沼泽地和草甸地，都是“胡子”繁衍的好地方。“胡子”闹得凶，舍家弃业投奔山林也成了不少人没活路时的自然选择。

但日本人的到来，远甚于以往的任何一次灾荒。当亡国奴、受小鬼子欺侮，粗犷、豪放的东北汉子咽不下这口气。马占山江桥屡挫敌寇，一战成名，不但令东北父老振奋，更引得各地的东北军旧部、地方民团、农民自卫军、旧时警察，甚至山林里的“胡子”，也纷纷拉起队伍，四面向日本人出击。一些一度受日军声威震慑而降日的伪军又开始大批大批地反水，重将枪口对准了日本人。仅有两万多人马的关东军终于陷入四面受攻而应接不暇的窘境。

4月21日，东北军的叛将、原东边道镇守使兼辽宁省防第1旅旅长于芷山部下第3团团长唐聚五在辽宁桓城率全团官兵起义，成立了辽宁民众自卫军，唐本人被推举为总司令。当天，唐部举行誓师大会，通电讨日，参加者迅速增至万余人。唐聚五的民众自卫军在日后的战争中多次予日军以重创。

5月3日，东北通化大刀队与日军激战方正台子，用大刀砍死日军40多人。

5月23日，马占山部与日军在呼兰城郊展开激战。有勇有谋的马占山再次大败日军，并一口气追出上百里，直到松花江北岸傅家甸才收马回营。

与此同时，丁超、李杜的吉林省自卫军、苏炳文部的东北民众救国军、冯占海部受后援会领导的第6军团、王德林部的国民救国军和黄显声、熊飞指挥的警察大队在辽、吉、黑3省大力发展组织，扩充抗日实力。

投身抗日队伍，在当时的白山黑水间似乎已形成了一股不可逆转的风潮，就连“九一八”事变前正在拉杆（组织匪帮）或关在大牢里的胡匪头们，也都为东北父老的这股抗日热情感化，拉起队伍下了山，投入了抗日义勇军的阵营。其中，掌舵的大多是声震关内外的积年惯匪，如吉黑两省的宫长海（宫傻子）、姚秉乾（双山）、李忠义（海青）、张希武（天照应）、马鸣春（一只鸡）、刘万奎（刘快腿），辽宁的项青山、张海天（老北风）、小白龙等。东北的匪盗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整齐地下山，投身到同一支队伍里，就是地方当局多少次优禄招降也难见这种局面。

这些土匪也算是良心未泯，终于在国家、民族和自己的家园遭难时，像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一样尽了一份自己的力。

东北各地的抗日烽火越烧越旺，搅得关东军应接不暇。司令官本庄繁中将手忙脚乱，屡向东京军部告急，请求援兵。

东京被震动了。6月3日，陆军省向外界公布：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在东北战场死伤计4163人，约合关东军发动事变时总兵力的一半。实际上，陆军省不但与海军省失和，与内阁也并非完全一气，报战果总是夸大其词，报损失总是七折八扣，这在当时的东京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即便以这个数字与“九一八”时沈阳仅死2人、伤10余人的伤亡代价比较，东北抗日义勇军给日本关东军造成的损失也是太大太大了。

1932年夏，本庄繁率关东军全力“征剿”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时，义勇军抗日力量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当时30万之众的抗日义勇军，足迹遍及白山黑水的各个角落。本庄繁为招降各路义勇军，准备了数百份“满洲国”高官的委任状。但令他意外的是，每次的招降活动都会迎来一通臭骂和一场攻击。涣散的旧军官们好像摇身一变，都成了坚定的抗日分子。他想不通究竟是什么力量使他们变得如此快，变化如此大。

8月8日，东京大令传到东北。日本陆军铁腕人物武藤信义大将奉调关东军司令，同时兼任关东地方长官、驻满全权大使，集三权于一身，本庄繁奉旨回国。

武藤信义大将果然显示了铁腕人物的强硬，他又为关东军带来两个新锐师团。对义勇军，他基本放弃了招降策略，准备用飞机、大炮镇压东北的抵抗力量。

武藤信义把攻击矛头首先指向了曾与关东军拼得最凶的马占山部。齐克路上，日军两个师团的重兵对马占山千余残兵穷追不舍。兴安岭深山中，日军重兵包围了马占山部。激战过后，马部伤亡惨重，马占山身边只剩下5人，陷入绝境。多年后，马占山回忆当时情景说：“我只剩11粒子弹，加其余5人，子弹也不足100粒，他们搜山，我们藏于树内，眼见有8个日本兵托着枪，凶神似的，一步步搜来。……我们看他们走近便一枪一个，将8个全打死，又拾起他们的枪，用他们的子弹，打出重围。”

突出重围并不等于脱离魔爪，日军仍在四处搜捕。携带边防印信的少将参议韩述彭，在突围中牺牲殉国。韩参议人又瘦又小，50来岁，鼻下留着胡须，酷似马占山。面对血肉模糊的头颅，日军也吃不准是否击毙了马占山。但搜尸时恰好搜出了马占山的印章和关防印信，引来日军一片欢呼。东京也很快得知了马占山被击毙的消息。近一年来，这个马小个子可让日军吃够了苦头，今天新账老账一笔勾销，无论关东军还是东京军部，都感到满意。

打垮了马占山，日军又把主力转向辽东，追击丁超、李杜残部，攻击王德林的国民救国军。这时，日军的兽性开始显露出来。9月14日，辽宁民众自卫军夜经抚顺郊外平顶山矿区，打死日军3人。次日，日军出动一个大队至平顶山村，将全村3000余人赶入平顶山西南山沟，10余挺机枪一阵狂扫，后又用煤油焚尸。只有一个5岁的女孩儿方素荣躲在草垛中幸免于难，并一直活了下来。战后，她作为活证人，多次在各种正式场合指控日军的暴行。

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和残酷本性，早在6年前的东北已提前上演。(www.xing528.com)

在“追剿”各路抗日义勇军的同时，日军的增援部队仍不断被调入东北。而此时的东北义勇军却没有得到中央的支援。张学良坐镇北平，虽有心相助，却远水难解近渴，辗转数地才能送到义勇军手中的枪弹也少得可怜。渐渐地，义勇军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

10月，日军击垮马占山，驱赶冯占海退入热河，“剿灭”李、丁、王部后，开始对最后一支义勇军、部署在满哈线上的苏炳文部动手了。武藤信义对军事作战极其慎重，义勇军虽已所剩无几，但对苏炳文这最后一支一万二三千人的抗日力量，他丝毫没有大意。他电示日本驻满洲里领事馆武官林义秀少佐，命其速报苏炳文及其所部情况。几天后，林义秀少佐便发来报告，情况甚详：

苏炳文年40岁，辽宁新民县人，保定陆军学校第1期步兵科毕业生，曾在北京袁世凯建立的模范团中服兵役及任尉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对德宣战，参加协约国共同出兵远东。1918年，他任中国陆军第9师营长，被编入驻海参崴支队；1927年，他任东北边防军步兵第17师师长，1928年调任黑龙江军务督办公署中将参谋长，兼任国防筹备处处长、黑龙江省政府委员等职务。1930年出任呼伦贝尔警备司令，中东铁路哈、满护路司令，东北陆军步兵第15旅旅长等职务，为张学良嫡系。他于1929年曾到齐齐哈尔访晤会谈，言语行动表现傲慢。对于驻在地日本领事和馆员以及满铁公所职员等均淡然视之。1930年，他到海拉尔任职后，常与苏联驻海拉尔、满洲里两领事馆往来，而日本领事馆邀请他赴宴，他多谢绝。1931年“九一八”后，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主席，他将驻满洲里的步兵团、骑兵旅开到嫩江桥助马作战，抵抗皇军。1932年4月，马占山由齐齐哈尔逃走，我部屡次派人约他进省城（齐齐哈尔）会晤，并拟调升高职，他概不接受。根据谍报，他现正召集流亡，扩充兵力，准备反满抗日的工具。他系正式军人出身，抱有爱国思想，亦有相当威望，非土匪出身者可比，不可轻视。加以接近苏联，难免不无异谋。倘不能使其就范，应以武力消灭之，免为燎原之火，以完成早日统一东三省之目的。

武藤信义大将阅毕电文，意识到面前的对手是个将才，又起了招降之心。自来到东北后，武藤信义发现“满洲国”虽已扶植起来，但军事将才却是奇缺。马占山有勇有谋，可至死不从，而张海鹏一类的庸才老迈昏聩，难以指望。苏炳文现在孤军一支，施以高压、权贵，或许他能为“满洲国”效劳。

为显示诚意，他派出了自己的参谋长小矶国昭将军前往劝降。谁知苏炳文回答得十分干脆：“与小矶没见面之必要。要见，战场上见。”

小矶国昭连苏炳文面也没见着，便悻悻地返回沈阳。

听罢小矶国昭的报告，武藤信义大将无奈地摇了摇头，下达了进攻令。

11月中旬，日军以第10师团及所部骑兵旅团的优势兵力，冒着大雪向嫩江河畔的苏炳文部全线展开攻击。此时江河封冻，地面坚硬，日军铁甲车、坦克车横冲直撞，给苏部守军带来极大威胁。

战斗进行得极其残酷而血腥。义勇军装备太差了，1万余人中有枪者仅半数，几乎没什么重火器，一队队爆破队员抱着炸药冲向敌坦克，却很少成功，很少能回来。两天中，皑皑落雪红了变白，白了浸红。

战至28日，苏炳文所部仅剩学兵连、卫队营和步兵9团残兵不足2000人，已实在无力支撑，不得已忍痛退守海拉尔。

12月4日，苏炳文通电全国，称弹尽粮绝，但未辱国格，请国人谅解，随后率部退入苏联。

在此先后，马占山改名方秀然，与李杜、王德林、邢占清、孔宪荣等一批义勇军抗日将领也都退入苏联。日后，这些抗日英雄辗转各地，回到关内，几乎都投入了全面抗日的战场。

轰轰烈烈的东北义勇军失败了。但国家危急关头，这些抗日英雄拒绝日军高官厚禄诱降，全凭一腔热血而自发走向战场，实为中华民族之光荣。他们的壮举，不但使关东军图谋热河、华北迟滞达一年之久，而且用鲜血为日后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联军坚持东北抗战提供了经验教训。

他们失败了，但问心无愧。面对30万自发而起的军队，南京军政部却连一名像样的指挥官也没派，更别说军械粮饷、增援部队。实际上，直到1933年日本关东军大举进兵热河时，蒋介石才真正意识到东北义勇军十多万亡灵所换来的战略价值。

东北抗日义勇军为中国争得了一年的时间，他们虽败犹荣。

1932年5月15日傍晚，劳碌了一天的东京人又像往常一样，涌上了熙来攘往的大街，急急忙忙地向家中赶去。日本三弦琴悠悠的乐声四处飘荡，使东京沉浸在一种说不清是哀婉还是静谧的日式氛围中。这时是东京人一天中心情宽松、惬意的一刻。一天劳作下来，人人都有一种解脱重负的轻松感，有一种奔向舒适、安逸家中的急迫感。整座东京陷入了人潮涌动的高峰之中。

春日如火的夕阳洒向了整座城市，染红了大街小巷，染红了一幢幢日式建筑的屋顶。富丽堂皇的日本首相官邸沐浴在春日美丽的晚霞中，四周的花卉绿草五彩缤纷，生机盎然，整个官邸一片宁静祥和的气氛，但这仅仅是短暂的一刻。

落日将尽，官邸便从宁静中被惊醒。嘈杂的喧闹声、怒骂声，令人心惊的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把整个官邸搅了个天翻地覆。一阵乱枪过后，日本首相犬养毅大睁着恐怖的双眼倒在血泊中，硝烟弥漫在整个官邸建筑内……

同日，日本内大臣官邸、第一大政党政友会本部、三菱银行、首都警察厅、变电站等地同时受到袭击，整个东京一时陷入混乱。

东京震惊了，日本全国一片紧张，飞越大洋的电波也使全世界为之愕然。

这场由日本法西斯“血盟团”策划的“五一五”事件很快被弹压下去，事件的策划和指挥者，海军中尉古贺志清等数十人成了“血盟团”的牺牲品。

日本人总是弄出些令世人难以理解的怪事。堂堂的一国首相，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刺杀，而且是被刺于首相官邸，这使日本国内大为震惊。事实上，不祥的凶兆此前已出现在首相犬养毅的面前。3个月前的2月9日，前藏相井上准之助便死在“血盟团”头子井上日召手中；3月5日，三井合股公司董事长团琢磨也倒在井上日召的枪口之下。这些本应引起犬养毅的注意，然而他忽视了这股暴徒，忽视了正在日渐壮大的这股法西斯势力，最后终于没能逃过这场恐怖劫难。这也许是命中注定，20世纪后入主首相官邸的文官，大都以命赴黄泉来最后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但军人背景的人却很少如此。

尽管犬养毅在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外扩军政策上，比前任首相若礼次郎要激进得多，但从根本上说仍未超出协调主义者的框框。由于对国际关系顾虑重重，在日本是否应正式承认伪满洲国的问题上，犬养毅显得颇多踌躇。当贫穷、饥饿的狂潮席卷日本列岛时，失去了土地的农民，街市的泼皮无赖，生活日渐下降的市民及贪欲似海的财阀、商贾富绅，在军国主义狂徒的煽动下，将万把利剑一齐指向了他。他的内阁及一些政党、财阀暗中也成了他的反对者。可悲的是，以恐怖活动来改造日本国体的逆流甚嚣尘上时，犬养毅甚至无视这股恐怖力量的壮大，结果自食其果。

事件平息后，日本首相的推荐人西园寺公望前思后想，不禁黯然神伤。几年来，他已数次在多事的日本政坛上充当这个角色了，可经他手扶上去的人，不是最后被轰下台，就是死于暴力之中，这使他忧虑重重，伤感万端。这是怎么了？为什么文人内阁结局总是这么不幸。只要一闭上眼，“五一五”暴乱分子的威胁、警告便似赶不散的幽灵，萦绕在耳边：“对共产俄国东进的抗争是必然的，因此，必须迅速建成‘满洲国’”，“满洲新‘国家’乃日本之生命线，应当使之发展，但在目前国内形势下，则绝不可能。”“这须建立摆脱政党、财阀之腐败的纯正而强有力的政府。”

想到几次组阁的失败，想到日本国民的狂热，一直对日本内外政策颇感困惑的西园寺公望，倒像是从暴乱分子的叫嚣中悟出些什么。他甚至有些怀疑自己对时局、对人的判断。也许是人老了，要不为什么总是出现差错。经过反复考虑，商议权衡，他决定走一步他几十年来都未敢走出的险着，奏请天皇恩准曾担任过海军大臣和朝鲜总督的海军大将斋藤实充任下届内阁首相。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日本几十年来第一次打破常规惯例，避开政党组阁。他希望斋藤内阁能起个过渡的作用，日后看时机再恢复政党统治。但被日本国民视为仅次于天皇的神一般的偶像西园寺公望哪里会料到，他的这一险着，加速了日本政党内阁的崩溃，使协调外交彻底垮台。斋藤内阁倒确实起了过渡的作用，但却把日本内阁过渡为法西斯亲军内阁。日本在一步步向战争的泥淖滑去。

一直观望的日本军部眼见下去了小鬼，上来个阎王，止不住心花怒放，恶胆陡增。他们把眼光投向了中国，一个更为险恶的野心像按在水中的浮球，撤回手后，便不可遏制地蹿了出来。

8月，东京发出的一道军令使日本军界沸腾不已，却令中国惊恐不安。在日本军界深孚众望的武藤信义大将继任本庄繁中将为关东军司令官，同时兼任关东厅长官、驻满全权大使，实现了日本军界少有的军、政、外交“三位一体”。此外，少壮派军官、“九一八”事变激进分子小矶国昭中将接替三宅光治少将，为关东军参谋长，并加派以果敢专横著称的东条英机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关东军实力骤然加强，一时名声大噪。

梦系“满洲国”的东京军方当然不会忘了“九一八”事变的两功臣，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命令传到中国东北的同时，板垣便扛上了闪着金光的少将肩章，并匆忙投入了赴华北就任特务机关长的准备。石原也由陆军中佐晋升为陆军大佐，并调回国内参谋本部以待重用。两个充满帝国梦想的战争赌徒终于在自己事业的前期迈出了胜利的第一步。14年后的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板垣做梦也没想到，他会为那曾是过眼烟云般的辉煌付出生命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