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浦江见证中国军人的荣耀

1932年年初，漫天飞雪弥漫了整个东北大平原。寒风呜咽，人语声悲，东北广袤的黑土地进入了一个格外寒冷的冬天。

天冷，人心更冷。

“九一八”事变过去3个多月了，在国联软弱无力的调解声中，中国东北像是在一个巨大的泥沼中挣扎，越陷越深。不出百日，白山黑水丰硕的土地一块块落入日寇的铁蹄之下。东三省沦陷，致使中国山河变色，日月无光，整个中国都感到陷入了漫长而痛苦的黑夜中。

1931年11月末，蒋介石通电下野。但蒋介石在中国政坛上呼风唤雨这么多年，国民政府上上下下几乎都留下了他的痕迹，蒋介石下台后，中国仍在旧日的政治航道上徘徊，往来奉化溪口的电文仍标示着蒋介石至高无上的地位。

仅仅一个月，孙科发自南京的邀请电便结束了蒋介石闲居故里的生活。而导致剧情反转的，竟又是日本人。

日本人得寸进尺，“九一八”事变后，“不抵抗政策”显然助长了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气焰和野心。身在中国的日军自不必说，就是日本国内的军人和右翼势力也借机排挤、攻击那些反对战争的内阁要员、军中“稳健派”将领，使加速扩张的声势越来越大，日本内阁定下的“不扩大”方针早已形同虚设。

自1931年下半年，日军在征服东北的同时，又先后在天津、青岛、汉口、福州、重庆、上海等地寻衅滋事，其中在上海的活动大有不压服中国人不罢休的势头。

1932年1月中旬，潜入上海的日本间谍川岛芳子伙同日军特务机关的田中隆吉少佐，打砸焚毁中国商店，并杀死杀伤3名中国警员。与此同时，日本海军战舰30余艘驰入黄浦江，数千名陆战队员在上海登陆。而日本驻上海的最高代表村井领事却反诬一口，并无理要求上海市政府封闭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和《民国日报》。

此时，疯狂的征服欲不仅使日本人失去了理智，也失去了风度，外交官竟也如此不顾公理、不顾尊严。这其中缘由，既有这些日本人身后的战舰和军队，也有中国方面无止境的退让而助长起来的邪恶。1月26日，在上海市政府还未作出答复的情况下，日方再次发出更为严厉的“哀的美敦书”，限令上海市政府对村井的要求做出答复，否则将自由行动。

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接到指示后，还是答应了日方提出的要求，1月28日按期封闭了上海抗日救国会。村井阴笑着答应了，但身后却又走出了日本军人、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少将。盐泽以日本军人目空一切的姿态发出通牒，限令中国第19路军立刻退出闸北，让日军进驻。

日本人公然提出侵犯中国主权的无耻要求，吴铁城意识到事关重大，当即电告南京请示。

1月28日午夜23时，盐泽幸一看了看表，向前线早已做好准备的陆战队下达了攻击令。盐泽少将并非没有耐心，虽然他的通牒下达还不足一天，但他压根儿就没指望中国方面答复，他想用他的数千名陆战队员，用飞机、舰炮让中国人答应他更苛刻的要求。

中国的妥协和软弱使日本人过分夸大了自己的实力，过分相信武力的威慑。从盐泽幸一事发前后的态度看，他是存心要挑起一场战争，至于他本人急于扩大战火的原因，也许是陆军在中国的屡屡得势刺激了他。但中日史学界在研究这段历史时，也一致公认：当时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已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国联对日本的反击声虽然软弱，但各国对日本都怀有一种厌恶心理。1932年初，在国联大会即将开幕的情况下，日本欲在东三省成立伪满洲国，必然会引来国际社会的谴责声，在这种背景下，“满洲国”很难得到国际承认。为分散国际社会的注意力，日本人先挑起上海战火，必要时即使他们在上海做些让步，也有利于“满洲国”的成立，有利于日本外交。盐泽一意孤行要挑起战火，是否得到东京的授意无法查证，田中少佐和川岛芳子制造事端却是受军部指使。

但南京国民政府对这些内情却一无所知，从而导致判断失误。直至战火在上海全面爆发后，南京的汪精卫、何应钦等军政大员更多的是在指责奋起抵抗的第19路军，对上海、全国乃至国际形势的判断他们注意得太少了。

1月28日午夜时分，上海法租界金菊村蔡公馆顶层平台上，第19路军军长蔡廷锴中将手持望远镜，观察着闸北方向升起的团团烟火，他的内心犹如倒海翻江般无法平静。冬日寒冷的夜风掠过他消瘦而发烫的面颊，使他又时时保持着清醒。他知道，这一天早晚要来到，但当这一刻真的来到时，他竟是这样的激动，激动得内心甚至震颤。几十年血火刀枪里滚出来了，但他从未为一次即将到来的战斗像今天这样激动过、骄傲过、自豪过。

“不负民族、国家，不辱列祖列宗，这种战争让我做鬼亦无怨！”蔡廷锴畅快地感叹道，又把目光投向了隆隆枪炮声响起的方向。

这时，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上将也来到了蔡公馆。

“爆发啦？”蒋光鼐轻声问道，语气平静如水。

“嗯！”军长轻轻答应道，盯着面前十分熟悉的那双眼睛。

两个数年来生死与共的老搭档，都从对方眼睛里读懂了一切。“我们的路在前面，坚决走下去吧！”不知是谁轻吟了这句两人共赏的座右铭。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第19路军是杂牌军，但第19路军数万官兵在抗日战场上却像一块来自福建的花岗岩，像一块坚硬的钢。1月29日凌晨，第19路军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表明誓死抵抗、尽军人天职之决心：

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至于18日夜11时公然在上海闸北侵我防线，向我挑衅。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志此心，可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

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 叩艳

闸北天通庵路，第19路军翁照垣旅大出风头，在友军的配合下，他们顶住了日本海军陆战队5000精兵的轮番进攻。身着灰布军装、身背斗笠的19路军官兵有如神助，硬是用血肉之躯，用步枪和手榴弹，挡住了盐泽幸一少将的去路。急得已跑到第一线的盐泽始终弄不明白，自己近10艘大型战舰、数10架飞机、近100辆坦克、铁甲车掩护的日本皇家海军精锐怎么就越不过闸北中国军队的血肉防线？

盐泽幸一不停地增加海、空火力，增加地面兵力，但得到的只是更大的伤亡和来自各方面越来越多的嘲弄。战争爆发第一周，中日沪战始终局限于闸北弹丸之地。

2月4日，东京军部来电，命令盐泽幸一少将尽速移交上海日军指挥权。接替他的，是日本皇家海军第3舰队司令野村中将。临阵换将，东京军部也是迫不得已。此时，国联调查团已从巴黎出发，踏上了前来中国的征程。如果在调查团到来之前不能解决上海战事，日本将丢人现眼，日本外交也将更加被动。

战场换将是日本军人最大的耻辱，但东京的政治需要却使盐泽幸一少将成了牺牲品。战前，盐泽曾当着众多西方记者的面夸口：“一旦发生战事，4小时即可了事。”如今倒好，4小时、4天，甚至一周过去了，他不但没能“了事”，反而在上海这座国际都市里一再受挫，丢人现眼。还没回国，“大嘴的盐泽”这种嘲讽话已从东京军部飞到了上海。

上海，给盐泽幸一一生都留下一个难堪的回忆。他灰头土脸地交出了指挥权。

野村中将虽不似盐泽幸一那么狂妄，但从骨子里也是一个轻视中国军队的“帝国武士”。接替盐泽赴任后，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日军渡过蕴藻浜之日，即为日军行动终止之时。”说着，他抹了把唇须，信心十足地补充道：“日军在吴淞踏平华军壕沟之日已为时不远。请诸君拭目相观，届时即可结束华东之抵抗。”

2月11日午后，野村驱动陆战队官兵及随他而来的新锐援兵共1万余人，在舰炮、飞机的猛烈轰炸、炮击下，向闸北、蕴藻浜、曹家桥一带发起了全面猛攻。

连续两天，日军像是撞在了一堵坚硬的墙上。虽然中国守军阵地屡屡被烟火尘土吞没，工事、壕沟被炸得残破不堪，但从尘土中钻出的守军像是誓死捍卫阵地的土地神，一步也不退缩。深信武士精神的野村被震动了，心里开始有些动摇。这时他开始理解他的前任“可怜的盐泽君”。

2月13日，野村也成了“可怜”的人。他的职务，由日本陆军第9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接任。植田是有备而来，他的身后又增加了1万多名精通陆上作战的陆军和几十架飞机。

事实上，早在1月底战事爆发不久，日本海军省见盐泽幸一在上海陷入困境，便厚着脸皮向陆军求援。说来也巧，不久前，关东军攻击锦州时曾遇到东北军抵抗，关东军当时兵少将少，向葫芦岛海面上的日本海军求援。但海军对关东军的屡次扩张颇有妒意，便冷冷地以东京方面有“不扩大”的指示为由而拒绝了。今日海军想在上海抢个功，不想却抱住个扎手的刺猬。出口求人，也觉得嘴软。

果然，对海军还记着仇的陆军省得知海军的窘境后，又是幸灾乐祸又是冷嘲热讽：“海军有强大的舰队，有精锐的陆战队员。大口径舰炮能解决支那军队，求我们干吗？”

“海军连在满洲扩大事态都坚决反对，现在竟想把事态扩大到长江沿岸，让他们说说这是为什么？”

眼见海军着急、陆军幸灾乐祸，参谋本部最后出面了。在向陆军说了一大堆软话后，陆军方才答应出兵。陆军出兵，一方面是服从参谋本部的协调指挥，另一方面，陆军也对上海这颗长江上的明珠垂涎欲滴，而在这之前，上海一直是日本海军的势力范围。

2月3日，日本海军正式提出了陆军派遣独立混成旅团的要求。而陆军方面动员的却是植田谦吉中将的第9师团，并声称陆上作战的观点应由陆军来定，第9师团乃解决上海战事的最低限度兵力，海军省上层人物这时也发现了陆军对上海的野心，遂以“派遣师团规模的战略单位会刺激外国”为借口，坚决反对。

陆军省更是干脆，反正是你求我，如果你不想看着手里那点宝贵的陆战队官兵被打光的话，还是得听我的。当下表示，如不按陆军提出的派第9师团进兵上海的话，陆军则不出兵，“等待海军反省”，并命令第24混成旅团停止出发准备，就地待机。

2月4日，海军熬不住了，只得同意了陆军的意见，陆军省这才洋洋得意地把植田谦吉中将送上了战舰。海军被陆军实实在在地捉弄了一次。

植田谦吉一踏上战地，就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他并未急着进攻，而是调整部署，同时亮出了两手新招。

2月18日，植田谦吉向蔡廷锴重发了“哀的美敦书”：

本职基于欲以和平友好之手段达到任务，热烈希望，兹对贵军通告左开各件：

（一）贵军应即从速终止战斗行为，于2月20日午前7时以前将现据之第一线撤退完毕。于2月20日午后5时以前从黄浦江西岸由租界西北端连结曹家渡镇、周家桥镇及蒲松镇之线起算，黄浦江东岸由连结烂泥渡及张家桥之线起算，各从租界境界线向北20公里之地域（包括狮子林炮台）内撤退完毕，且在该地域内撤去炮台及其他之军事设施，并不新设之。

（二）日军于贵军开始撤退后不行射击轰炸及追击动作，但用飞机之侦察，不在此限。又贵军撤退后，日本军队保持虹口附近之工总局道路地域（包含虹口公园之周围）。

（三）贵军第一线撤退完了之后，日本军为确实实行起见，派遣有护卫之调查员于撤退地域。该项调查员带日本国旗，以资识别。

（四）贵军对于该撤退地域外，上海附近之日本人生命财产应完全保护之。此项保证如不完全，日方当采用适当之手段。

（五）关于上海附近（包含撤退区域）外国人之保护，容另商议。

（六）关于禁止排日运动，1月28日吴市长（按：指吴铁城）对于村井总领事之约诺应严重实行，关于此项当另由帝国外务官宪对贵国上海行政长官有所交涉。

如以上各项不能实行时，日本军将对贵军不得已采取自由行动。其结果所生之一切责任，应由贵军负之。

蔡廷锴接书后，立即召集19路军高级将领开会。打了半个多月了，将士们需要点儿东西调剂，再鼓鼓劲儿。果然，众将军看完植田谦吉的通牒后，一个个气往上鼓，对日本的狂妄痛骂不止，杀敌的激情重又燃烧起来。

最后，蔡廷锴起身说道：“我已经准备好了给植田谦吉的答复。各前线部队备足炮弹，听命令集中炮火猛轰小鬼子的阵地。我想这够劲的了。”

隆隆的炮声震动了植田谦吉，也激起了他急于显显身手的欲望，他已经很久没有上战场了，他喜欢那硝烟的刺鼻味，喜欢那惊心动魄的隆隆声。他亮出了他第二个杀手锏：中央突破。此刻，由他调度的日军已达二三万人，接近19路军官兵总数，但他的装备却是中国军队无法相比的。他打算把重点指向庙行镇南端地区，突破后以主力向南席卷，将顽强的19路军歼灭于江湾、闸北地区；同时，以有力之一部向北席卷，击溃新近增援至沪的第5军。

植田谦吉毕竟是陆军出身，熟悉陆战，作战计划通观全局，颇有大手笔的味道，不但他的两个海军前任无法企及，就是再派别的将领也不会超过他这个作战计划。但他的计划面对两支强劲的中国守军，能变成理想的作战方案吗？

自20日开始，庙行、江湾承受了雨点般的炸弹、炮弹，承受了遍地日军一次次不停顿地攻击。第一线部队阵地，已成了尸块血肉与泥土弹片混合而成的焦土。幸运的是，这次出现在战场上的两支中国军队，一支是素以爱国著称、纪律严明的第19路军，一支是爱国将领张治中统帅的中央军第5军。高级将领的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爱国心，使这两支部队合作无间，保证了整个行动的协调一致。第19路军阵地被突破，张治中硬从火线上抽出部队为19路军解围；第5军庙行反击日军，第19路军在侧翼死死拖住日军，把胜利之功让给了第5军。

“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国杂牌军与中央军精诚合作，以劣势之师屡挫敌锋，激战一月有余，在整个抗战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这一仗是国民党军抗战的经典杰作之一，也是在国际上扭转中国军人形象的关键一仗。“一·二八”之后，西方民众都知道了背着斗笠、一身灰军装的19路军，他们成了中国优秀军人的化身。而熟悉内情的西方军界，在赞叹19路军顽强、有韧性、纪律严明的同时，更注意到了国民党精锐第5军几次果断反击和沉着的防御。西方军界强调的是进攻，因而第5军的反击看来更对他们胃口。

1月22日，庙行镇战斗波澜起伏，“一·二八”淞沪抗战达到高潮。上午9时左右，第5军88师527团部分阵地被敌突破，该团第3营守军从营长陈振新直至炊事兵，几乎全部倒在了阵地上。亲自督战的植田中将集中兵力猛攻一点的战术终于结出了果实，植田见状，调集主力猛扑突破，急欲向两翼扩张。

庙行方向中国守军一时面临险境。

第5军军长张治中见状反而沉静下来。参战前，他是中央军校的教育长，他对学员们讲得最多的就是反击、进攻，他是反对军队到处设防的那种将领。但投入沪战后，各线防御的强大压力使他竟一时忽略了自己一贯坚持的战术。日军的突破，这时反倒提醒了他。

“不能总是让植田谦吉那么舒服，想打哪儿就打哪儿，不得已时，哪怕丢失部分阵地也要想法打到日本人身后去。”想着，他觉得眼前豁然一亮。他走出指挥部，带上当预备队用的教导总队剩下的两个营，直奔俞济时将军的88师指挥部而去。

在88师指挥部，张治中向第5军全军下达了命令，并迅速通报了友邻第19路军。

87师257旅孙元良旅长率所部向庙行镇增援；蕴藻浜北岸的261旅宋希濂旅长率该旅主力，由纪家桥渡河抄敌侧背；88师师长俞济时率全师从正面向敌反攻。

更令张治中惊喜的是，第19路军也为反击尽了自己的全力。第6师副师长张炎率全军仅剩的两个团，由竹园墩向敌侧背出击。

突然的反击大出植田意外，慌乱中忙命前线部队回缩，但为时已晚。中国守军三面夹击，敌溃退之时一部被截留在金家宅、大小麦家宅一带。残敌拼死顽抗拒不投降。血战至晚20时，枪炮声才渐渐平息下来，植田谦吉眼看着自己手下的这1000余人被中国军队吃掉。

张治中临危决断，毅然于庙行反击，痛歼日军，一时引起国内外轰动。26日，蒋介石于南京统帅部向张治中发来贺电：“自经22日庙行镇一役，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日军声誉则一落千丈。望鼓励官兵，奋斗努力，并为我代为奖慰。”(www.xing528.com)

张治中手握电报，亦喜亦悲。悲的是，第5军忠勇官兵为痛歼劲敌也付出了沉重的伤亡代价，其中长官就达八九十人，士兵1000余人。更令他伤悲的是，88师262旅旅长钱伦体、副旅长陈普民双双阵亡。但望着战场上遍地的日军尸体，他也感到这些袍泽的血没有白流，他为这些可敬可爱的人而自豪。

日后，张治中在所著《淞沪抗日作战所得之经验与教训》一书上端端正正地写道：“以我官兵作战之勇，牺牲之烈，斯书殆亦不啻滴滴鲜血所写成。”

而第19路军官兵的伤亡与第5军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军人的鲜血是炽热的，奔涌的黄浦江感到了融入自己怀抱的这股股暖流。

2月28日，植田谦吉中将的全面攻势最终破产了。植田尽了最大的努力，只是他碰到了出乎整个日军意料的顽强抵抗。在他失败的最后一刻，东京再次临阵易帅，将几年前曾担任过日本陆军大臣的白川义则大将派到了上海。

东京几十年没吃过败仗了，他们更难以容忍无敌的“皇军”在上海、在世界的眼皮底下战败。白川义则大将赴沪的同时，又一个紧急动员的日本师团和200架战机飞临淞沪战场。这样，进攻上海的日军已达六七万之众，人数已略超中国第19路军和第5军总和。但中国守军苦战月余，人员伤亡巨大，疲惫交加，弹药匮乏，与援兵不断的日军相比，显然处于较大的劣势。

2月29日，白川义则调整部署后，集中兵力向闸北八字桥、天通庵发动猛攻。战斗惨烈至极，19路军在后继无望的情况下，每投入一个疲弱不堪的营、连，几乎都要全部消耗在阵地上。当日，双方形成拉锯战，阵地数得数失，守军予敌重创，并击毙日军大佐联队长一名。

但面临日军随时可能发动的新攻势，第19路军手中已无一兵一卒的机动力量，处境艰难。

第19路军指挥部，军长蔡廷锴中将眼窝深陷，表情沉重，不停地在屋里来回踱着。总指挥蒋光鼐上将也是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地坐着。自开战来，一个月过去了，19路军数次致电军委会，请领弹药，请求援兵，甚至连军饷也在催请。自1931年10月起，第19路军已5个月没领到一分钱的薪饷了，眼下全军官兵鏖战沪上，没人提薪饷的事，甚至有人殉国在战场上，中央却拖欠着他们那少得可怜的津贴。弟兄们不提，做长官的却于心不忍。

但所有的请示报告都如同泥牛入海，杳无回音。实在地说，蔡廷锴对这种局面的出现是有所预料的，也知道南京有不少人在背后骂他的娘。

早在大战爆发前的1月24日，上海滩的风云人物杜月笙和史量才来到了法租界金菊村蔡公馆，客气地邀请蔡将军到杜月笙的宅邸，说张静江有要事要面晤蔡廷锴。蔡廷锴知道张静江与溪口那位大人物的特殊关系，知道蒋介石又要隔山绕水地出面了，他也正好想摸摸底，便欣然赴约。

丰盛的午餐过后，众人在客厅刚落座，张静江开门见山地说：“第19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上海日军处处挑衅，如果不善于应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望你顾全大局，最好撤退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上海华洋杂处，繁华之区，如果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自当告知蒋总司令。”

蔡廷锴听着听着，脸上挂不住了，当下也没多考虑，正色道：“上海是我国领土，19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本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决定迎头痛击。张先生也是中国人，应接纳我的意见，向蒋总司令报告。”

张静江碰了个钉子，一时窘得满脸通红。最后，会面不欢而散。几日后，当淞沪战火燃起后，19路军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蒋介石是下野之人却也通电响应抗战。蔡廷锴笑着对蒋光鼐说：“老蒋口是心非，又耍他那一套把戏了。不管怎么说，上海战事主要还得靠我们自己。”

一月血战，19路军所需军火、援兵始终没再来过，印证了蔡廷锴的判断。今日眼见手下部队的使用已达到极限，蔡廷锴不得已中只能采取下策。

“总指挥，正面防线已无兵可调了。欲继续支撑，唯浏河方向尚有两团兵力可调。”蔡廷锴盯着蒋光鼐，极不情愿地建议道。

“那浏河防务怎么办？日军登陆浏河，直抄我军后背，将使全线防御动摇。”蒋光鼐摇摇头，反问道。战争爆发后，蒋光鼐大权下放，基本上都是由前线总指挥蔡廷锴行权决策。但今日调浏河防兵事关全局，他不能不提出自己的疑虑。

“浏河部队是不宜调，可不调，正面被敌人冲垮了仗还怎么打？既然到今日都不见中央援军，料他们也不会来了。上海民众虽热心支持，但市人何以能战？”

“嗯。看来只能如此了。但不管怎样，还需向军政部再发一电，告之浏河防御已空虚，如若中央再按兵不动，那上海的未来应由他们负责。”蒋光鼐心里咒骂着，看来是不愿替那些南京政客背战败之罪。

3月1日，白川义则再次发起攻击。设防浏河的最后一个团也被调到正面防线，浏河只剩下一点儿象征性的正规军和苏北大刀队200多人警戒，19路军向中央请调两个师的电报发出后又如过去一样毫无音信。

19路军苦战一个多月，已成强弩之末。

钱门塘第5军军部，张治中将军也有些感到吃力了。

2月下旬，在部队连续挫败日军攻势后，第5军也遭受到惨重的伤亡损失。本来这就是一场不公平的仗，日军有海、空军助战，实施的是陆、海、空联合立体进攻。其火力之凶猛，87、88师两个杀遍中国各地的中央军部队也从未见过。而中国军却仅凭血肉之躯和火一般的抗战热情，这虽能挫敌锋芒，却无法减少部队的伤亡。面对部队兵员锐减，他电请军政部，甚至给蒋介石亲自拍去电报，请南京速调附近部队增援上海。

但一连数日，中央对援兵事只字未提。起初他不理解，张治中赴沪上作战，蒋介石答应得可是极爽快的。

那还是蒋介石由洛阳到达南京时的事儿。当时，张治中身为中央军校教育长，到机场接校长自然是分内的事儿。见蒋介石走出机舱，张治中急步迎上前，脱下自己的大衣披在他肩上，关切地问：“委座，近日来身体可好？”

“还好。文白啊，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军校的事多劳你了。近来南京怎样？”

“上海吃紧，战火愈急，南京人心不定，流言不少。”张治中谨慎地说道。

“嗯，都说了些什么？说说，说说看。”

“第19路军单独支撑沪战，终难持久，此尽人皆知之理。因而有传言：本党中央和军政部是要看着第19路军被打光，是要借日本人之手排斥异己。”

“娘希匹。无端生此谣言者，意在中伤我党国。至中正个人，磊落坦荡，有数日前之通电为证。与诸将赴国难、共生死亦中正所愿，勿容他人非议。”蒋介石气愤中忙不迭地表白心迹，但脸色阴沉得厉害。

张治中在一旁看得明白，心中暗忖：“下野之人，以个人名义通电表示抗日决心，换了别人也许是有心抗战，但话从善于见风使舵的老蒋嘴里出来，也许就不是那回事。”但这些话他未便明说。事实上，他倒是有心率中央军支援上海作战，这倒不是他贪恋指挥实权，而是感到国家养兵多年，危难之际不建寸功实在心里难安。

想着，他抓住机会进言道：“委座，以职之意，为堵塞流言，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见蒋介石没有反对的意思，他毛遂自荐道：“如果现在没有别人可以去，我愿意前往！”

蒋介石转过身，盯了张治中一眼，态度极爽快：“文白，好，好啊。”

这一瞬间，蒋介石出乎意料的痛快竟使张治中觉得自己也许错看了蒋介石。

没几日，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87、88师被紧急征调南京，组成第5军，由张治中任军长兼87师师长，准备赴沪参战。

2月4日上午，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将第5军军长的大委任状交给张治中，意味深长地说道：“文白啊，委座将这两个精锐师都交给你了，你可要珍惜它哟。”

“部长放心，治中明白使命。”张治中接过委任状，像是没明白何应钦的意思。

“第5军到沪以后，归蒋光鼐指挥。部队6日出发前往淞沪。”何应钦最后交代道。

面对救援电报，何应钦不可能不知道上海的战场形势，但军政部不但不再给淞沪战场增加一兵一弹，反在南京四处放风诋毁第19路军，斥责其擅自还击日军，拒不服从中央的命令，致使沪局无法收拾。面对第19路军的一份份求援电，军政部甚至向各地军队通令道：“第19军有3个师16个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

淞沪战场又出现了一幕奇怪的景象。一方面，日军援兵渡过日本海，源源不断地投入沪战，而距上海近在咫尺的中国军队，如无锡、苏州的上官云湘一个师、驻浙江的戴岳一个旅及在杭州、赣东的中央军嫡系数十个师却按兵不动，像是在看外国人打仗似的。第5军军长张治中见状痛心疾首，第19路军蒋、蔡两将军更是咬牙切齿，痛骂南京误国。

第19路军始终没有等到援兵。

浏河的空虚终于被日本人发现，无法打开局面的白川义则大喜过望，他当即给正在渡海的援兵下达命令，直接抢渡浏河，包抄中国军侧翼。

3月1日，大批登陆日军突破浏河防线，直接威胁中国守军后路。3月1日夜，第19路军、第5军忍痛放弃坚守了一个多月而没被日军突破的第一道防线。

3月2日，蒋光鼐、蔡廷锴基于一腔抗日热忱和对南京军政当局的痛愤，通电全国各界：“……我军抵抗暴日，苦战月余，以敌军械之犀利，运输之敏捷，赖我民众援助，士兵忠勇，肉搏奋战，伤亡枕藉，犹能屡挫敌锋。日寇猝增两师，而我已后援不继。自2月11日，我军日有重大伤亡，以致力于正面战线，而日寇以数师之众，自浏河方面登陆，我无兵增援，侧面后方，均受危险，不得已于3月1日夜将全军撤退至第二道防线，从事抵御。本军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

3月3日，国联在日内瓦召开紧急会议，要求中日两军停战。南京方面自然早就盼着能停火歇兵，东京鉴于上海一月之苦战，也不愿再碰顽强的19路军和第5军。双方遂各据现地，转入防御警戒。

上海战火在燃烧了一个多月后，终于渐渐收住势头，熄灭下去。但大上海，已是满目疮痍。

结局虽然沉重，但蒋光鼐、蔡廷锴、张治中等参战将领觉得上海一战不虚此生。全军官兵用爱国热血向世人昭示，中国人决不甘于受亡国之辱，他们有能力与现代化日军争锋较量。世界也看到了中国军人的勇敢无畏和献身精神。美国博物馆出于对第19路军的敬意，特将一顶官兵们随身背带的斗笠收藏于馆中。

但真正让中国将士感动而欣慰的，是海内外中国人对这些敢于抗战的勇士的崇敬和支持。1月30日上午，沪战正激烈时，“国母”宋庆龄及何香凝女士冒着战火前往真如慰问官兵。眼见19路军负伤官兵置身冬日的街头，两位女士焦急、心疼。她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四方呼吁，并亲自组织，一天工夫筹设了几十个伤兵医院。何香凝女士到前线慰问时，天正下大雪，而数月得不到军政部军需品的19路军官兵只穿单、夹衣各一套，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弄清缘由，她没多说话，回沪立即发动捐制棉衣运动。上海的姐妹父老立刻动了起来，仅仅5天，3万多套崭新的棉衣棉裤便送到了前线官兵手中。在这方面，上海民众远比官僚的军政部效率高，这让蒋、蔡二将军感动不已。

2月5日，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来到真如第19路军指挥部，把随行的200多名童子军交19路军指挥。他们在19路军作战期间，始终坚持工作，直到19路军在苏州举行追悼会后，才解散回沪复学。其中数人在前线牺牲。

最令19路军感动也最令19路军愤慨的，是海内外爱国人士捐赠款项一事。各界人士感激19路军为国家争国格而奋起抗战，为奖励有功官兵，抚恤阵亡烈士，购买军需物品，前后捐赠款项达700余万元。这几百万元原本只能表示国人对英雄的一片心意，想不到，军政部却惦念上这笔款项了。

当时，第19路军已有8个月没从军政部领到军饷了。当他们在发饷日子向军政部请领欠饷时，得到的答复却是：“你们手里不是很有钱吗？念你们是抗日英雄，准你们从捐款中支出600万作过去所欠军饷，余数上缴。”

以社会捐款充军饷，这大概在哪国军队中也闻所未闻。但身知自己处境的19路军用钱太急，总不能让官兵们半年里得不到一个大子儿，他们中许多人是要养活战乱中的家小的。蒋光鼐、蔡廷锴琢磨再三，最后只能让军政部“宰”这一刀。但百余万余款他们决不相让，坚持用作伤残官兵和阵亡将士生活、抚恤之用。大概军政部的人也觉得与那些血洒疆场的亡灵争这笔钱心中有愧，只能答应了19路军的要求。

蒋、蔡二将军保住了这笔浸透着鲜血和爱心的捐款，但他们心里却在流血。战场上，他们是硬汉子，他们没有眼泪，有的只是威武和仇恨。但退到后方，他们却时常想落泪，尤其是想起昔日朝夕相处而今却不知魂系何方的弟兄，想起那些身为官兵父母官的统帅。

大丈夫流血不流泪，但世事不公却让他们寒透了心，有时泪水会不由自主地涌出眼眶。

1932年5月5日，在英国公使兰普逊的斡旋下，中、日双方在上海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动”；中国军队“留驻其现在地位”，不再前进；日本军队撤退至战前原驻地。

《淞沪停战协定》及其附件条约规定，日军可以驻留上海，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及其周围驻守、设防。

上海，世界闻名的东方名城，却随着条约签署，实际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1932年5月6日，蒋介石以19路军“违令”抗日为由，下令一个师调江西，一个师调武汉，一个师调安徽，19路军总部暂留南京。显然，蒋介石欲肢解这支在上海建立了殊勋的部队。由于蒋光鼐、蔡廷锴的坚决抵制和全国人民对自己心目中英雄的声援，蒋介石吃掉19路军的阴谋未能得逞。

又过数日，蒋介石下令，19路军全军即刻调赴闽南，参加“剿共”……

5月28日，苏州体育场。即将开拔的19路军官兵、原第5军部分官兵及全国各界人士共4万多人，在悲壮的气氛中举行“一·二八”淞沪抗日阵亡烈士追悼会。会场人山人海，花圈如林，却静得只能听到人们轻轻的抽泣声。

大会开了整整6个小时，但走出体育场的人们仍是一步一回头。

淞沪抗战结束后，为减轻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也显示出对抗战的热心，蒋介石授意国民政府在南京中山陵先总理陵园附近的灵谷寺前，在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的中央，安葬了128位阵亡于淞沪抗战中烈士的遗骸。其中，19路军70具，第5军和宪兵团58具。128位烈士忠骸将时刻提醒每个中国人，记住“一·二八”这值得纪念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