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令荒诞：不准开枪，就挺着死

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这几天忙昏了头。少帅在北平养病，代理长官张作相十几天前就回锦州小岭子私第为父奔丧，至今未归。只有荣臻与（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外交特派员王境寰全权处理东北的军政、外交事务。虽说是3人，可离开荣臻什么事也办不成。偏偏最近的公事、私事又接连不断，其中最令他头痛的，还是那扯个没完没了的“中村事件”，几次耐下心来与日本驻奉天的领事和关东军代表谈判此事，可日本人不顾事实，强词夺理，致使屡次谈判都毫无结果，不欢而散。如此一来，日本人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要求也越来越苛刻，而荣臻对反复无常的日本人也越来越失去耐心。这时候，偏偏又遇上老爷子的寿诞，17、18日两天来，整个荣府张灯结彩，车来人往，贺声不断，难有片刻闲暇。既要应酬前来祝寿的大员、显贵，还要添置香案、陪堂会戏，博得老寿星的欢心。这不，都晚上10点多了，整个荣府还是烟雾缭绕，灯光通明，佳丽的欢笑声、洗牌的哗哗声不绝于耳，丝毫没有兴尽告返之意。

荣臻应酬于宾朋贵友之间，一会儿东厅，一会儿中寿堂，忙得个不亦乐乎。这时副官疾步走近他，低声道：“长官，出大事了，日本人炮击了北大营。赵镇藩来电话告急，请长官速到公署。”

荣臻一阵心惊，所有豪兴雅致一扫而光。

车到公署，荣臻疾步下了车。典雅、富丽的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前，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这更加重了他内心的不安。

进入灯火通明的屋里，臧式毅、李济川等一批东北军、政官员站起身，围了过来。

“情况怎么样？”荣臻一进门便抢先问道。

“刚才7旅赵参谋长报告，大约10点半听见大营西南方一声巨响，情况不明。时隔不久，日本人向北大营连开数炮，而且有步兵越过铁路向大营冲去。”

“日本人方面有什么消息？”荣臻想了想问道。

“下午和林总领事谈完后再没接到任何通告。”

荣臻转过身去没再吭声，他意识到可能他最不愿看到的局面出现了。日本人可真是挑了个好时候。现在关外兵力空虚不说，几个主要长官也都不在位。就是剩下的这些部队也完全分散在东三省各地，完全没有进入备战状态。更要命的是那道“不得抵抗”的紧箍咒，枪林弹雨里冲杀出来的荣臻什么时候打过这样的仗？经历过这种局面？“灵活处置”，说起来容易，怎么个灵活法？更何况对手还是凶残无比、有备而来的日军。要是好处理，张作相岂能到现在还不回来？荣臻觉得自己像被推上了一艘狂涛中的小舟，随时都有可能遭到灭顶之灾。

桌上的电话这时响了起来。

“喂，荣参谋长吗？我是赵镇藩。据准确情报，刚才日军炮击北大营，现在营西门外有日军在活动。”

“你们旅长呢？”

“旅长在家里。我刚才去了电话，他可能随后就到公署。参座，如果日本人向大营发起攻击怎么办？必要时我们是否可以迎击？”

“前些天不是传达过嘛！一定要沉住气，不准动，把枪都放在库房里，等事情查清楚再说。”

“收枪入库？那日本人冲进来，不是让我们等死吗？”赵镇藩有些急了。

荣臻本来就心情沉重，一听这话更是火冒三丈，压抑在心里的一股无名火终于无法控制地迸发出来：“就是挺着死，也不准开枪！挺着死，也是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扔下电话，荣臻六神无主。其实他心里很清楚，让7旅官兵收枪入库，很可能就是让他们等死。可他又能怎样呢？少帅在北平三令五申不得抵抗，以免事态扩大。张作相跑到锦州奔丧，到现在还没回来，自己又能做些什么呢？荣臻毕竟只是个参谋长。如果要他耐心细致、智谋过人地辅佐官长，他可能非常称职。但大事来临，要他行权决策时，就显出了果敢拍板的欠缺和胆魄的不足。

就荣臻个人而言，他当初对不抵抗命令也是有着种种忧虑的。兵家之争，哪有战端未开就一味退让的命令呢？就是想挂免战牌，这仗也得免得了才行啊！人家四处打你，你想仅靠躲避使对方罢手怎么可能呢？以往与日本人打交道的经验明白无误地告诉他，对日本人避让，无异于抱薪救火，只能助长日本人的骄狂气焰。日本人的蛮横早使他觉得无法再忍了，下午他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的谈判便是如此。

18日下午，林久治郎来到公署，又谈起了令荣臻头疼的“中村事件”。

“关于‘中村事件’，现在已到了严重关头，参谋长准备如何答复？”林久治郎开门见山，摆出一副最后通牒的咄咄逼人之势。

荣臻对此早有准备，他计划在最后关头亮出自己的“撒手锏”，让日本人无话可说，彻底了结令人心烦的“中村事件”。他不慌不忙地转回身，拿出中村大尉在新安岭一带绘制的军用地图、各种文件及间谍实物，说道：“总领事，你自己看看，这些东西能让我说什么呢？你们既没有向交涉署照会，又没有我们的护照，如何让我们行保护之责？”

“参座，我们已经谈过多次，今天还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干什么？”尽管嘴上强硬，这些突然出现的物证还是令林久治郎大吃一惊，他万万没想到中国方面会在最后一刻走此一招。立时，他觉得满身燥热，汗珠顺着他那泛着油光的面颊淌了下来。

但林久治郎不愧是个经验丰富的外交官、熟知中国事务的中国通。他深知此时的慌乱不但影响后面的谈话分量，还会给对手增强一分心理优势。现在必须反击，在心理上打倒对手。他太熟悉中国官员的弱点了。必须施以高压！想到此，他拿出一副蛮不讲理的口吻对荣臻说道：“日本军人横暴，不服从外交官的指示，自由行动，这是我们陆军省历来的作风。到现在这个紧要关头，拿出这些东西，谈别的都没什么用。还是考虑如何处理这件事吧！”

荣臻乍听这话先是一愣，随之血往上涌，气往上冲。什么外交官，简直与强盗无异。你们军人历来的作风是横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我们的军人呢？公理呢？真是强盗逻辑。想胡搅蛮缠，想讹诈，你们找错了人。想到此，他不顾身旁其他官员的一再暗示，硬邦邦地顶回一句：“我们的军人也是横暴的，你们没护照，擅入我新安岭屯垦区绘图、拍照，辱骂他们，我们也没办法。今天让我退缩办不到，我不能写亡国史的第一页。”

林久治郎一跃而起，把手一挥，像是要把荣臻拂走似的，声音尖厉地威胁道：“这事没法谈了，告辞。”

临走，还回头扔给荣臻一句硬邦邦的话：“日中友好关系的最后破裂，我不能负责。”

好一副刁蛮无理、盛气凌人的嘴脸！这些事想起来就让荣臻心烦、气闷。依他的看法，不给日本人一点颜色，他们是不会老实的。可10天前在北平，张学良撑着病体对他讲的那些话又时时撞击着他：“不要抵抗，遇事一定要退让。”平时替别人出惯了主意的荣臻，今天却实在没法替自己拿出个主意。他觉得自己像是处在一条狭窄的山梁上，左走不成，右挪不是。纵使他此刻心里再急也无济于事。

正当荣臻一筹莫展之际，门外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7旅旅长王以哲少将疾步走了进来。

“参座，日本人已先动手了，怎么办呢？”

荣臻心里没着没落，想了想说道：“再往北平给张副总司令挂个电话，请示一下。”说罢操起了桌上的电话。

一阵呼叫后，传来了北平的声音，荣臻忙提高了嗓门：“喂！我是荣臻，请张副总司令听电话。”

“副总司令陪美国武官去前门外中和剧院看戏去了。”接电话的是张学良的侍卫副官长谭海。

“请速转告副总司令，奉天出大事了，我一会儿再去电话。”荣臻垂头丧气地放下电话。

这时，赵镇藩再次来电告急，情况比上一次更具体了一些。“日军由柳条湖出发，向我北大营进攻，现突破西卡门。参谋长，我们不能等着挨日本人的打啊！”

“在未得命令前，无论如何不能开枪。就是日军进入营房，也不准抵抗。武器都要收入库内。”

“参座，这个指示已经报各团长说了，他们认为不能下达，而且事实上也做不到，官兵们现在都在火线上，怎么能去收枪呢？”赵镇藩仍徒劳地苦苦坚持着。

“赵镇藩，这是命令。如不照办，出了问题，由你负责。”荣臻丝毫不为所动。

“要是日本人要命呢？”

“要命就给他，军人以服从为天职。”

……

荣臻的退缩仅仅是悲剧开始的第一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的告急电话开锅似的纷纷打来。(www.xing528.com)

航空处：“情况现在危急，机场的40多架飞机怎么办？”

“赶紧飞锦州，锦州不行，辽河以西任何地方都可以。”

奉天城小西门警察哨：“日本人现在攻城，扬言如果不开城门，他们将用炮打，到底开不开啊！”

“听命令，暂时不开。”

奉天监狱：“城上站满了日本兵，用机枪向院内扫射，在押犯人已有暴动行为，拖下去会出大乱子，到底怎么办啊！”

“情况紧急你就开门放人。”

航空处再电：“我支持不住啦！各方派人去找，可飞行员一个也找不到。日本人已经冲进来了。怎么处理呢？”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荣臻实在是无力应付这种局面了，就这样，在以后的短短几天内，张学良苦苦经营多年，耗资巨大而亲手建立起来的东北军航空队对抗战未起丝毫作用就消亡了。占全国半数的飞机（近300架）还没有升空，更没放一枪一弹，就全部落入了日军之手。这些飞机此后频频出现在中国军队的上空，使中国军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来常听在东北坚持抗战的东北军旧部官兵说，他们从没见过这些飞机这么邪乎、厉害，令人胆寒。

就在荣臻疲于应付接踵而至的电话时，密电处处长张志忻冲了进来：“参座，南京急电。”

荣臻一把抓过，急忙展开来，上面写道：“倾准日本公使馆照会，内开：陆军省奉明天皇旨，准予关东军在南满附属地内自由演习。届时望吾军固守防地，切勿妄动，以免误会，切切此令，军事委员会筱。”

呃？这么看来日本人是在演习。屋里众人长吁一口气，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刚才还是紧张、沉闷的气氛，现在像是突然间云开雾散，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

一直惊慌地站在一旁，看着这混乱场面的辽宁省主席臧式毅，这时感到了一种卸下千斤重负般的痛快感。作为文职最高官员，他这时是最关心事态的发展、可也是最说不上话的人。一见局势转向平缓，他又摆出了作为地方主人而应有的姿态，脱口道：“唉，这些日本人真没办法。下半夜了，他们的演习估计也快收场了，各位是不是休息休息，吃点东西？”

谁知话音未落，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又把这些文武大员的美梦击得粉碎。

“参座，我是赵镇藩，现在大营内乱成一团，满院子都是日本人，还到处开枪，他们已砸开枪库，抢夺枪支，而且还打死我中校军械官一名，士兵数名。王旅长在你那儿吗？请他火速回营。”

放下电话，荣臻默默无语，一颗心彻底地沉了下去，这个电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这不是演习，日本人真的动手了。

这时，王以哲上前一步进言道：“参座，在这么严重的情况下，是否‘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难道我们还不能还手吗？”

此刻，荣臻心里乱成一团，他已经不可能再有什么好的办法了。在一场对他来说毫无准备的较量面前，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意志上，他都极惨地败下阵来。

半晌，他抬起头来，对王以哲未置可否地说道：“鼎芳（王以哲字），你回去吧，随时来电话。”

“好。”王以哲转身出了公署。

汽车驰进夜幕，呼啸着向城外冲去。刚出城门没多远，一阵乱枪打来，汽车一阵急刹车，随后一头栽到路旁。钻出汽车，王以哲看到前方一片散乱的人影和子弹出膛冒出的阵阵火光，心里骂道：“妈的，路被封锁了。”突然，又是一阵乱枪向这边打来，王以哲一惊，转身向回跑去。

北大营内外，此时枪声已像开了锅似的响成一片。赵镇藩带着传令兵来到了621团3营，眼前的景象使他的心情更加沉重。3营官兵眼看着日本人毫无阻拦地狂呼乱喊，乱冲乱打；眼看着前面的弟兄不断倒下，急得顿足捶胸、声泪俱下。一片喧沸声中，一个粗壮的汉子脱口大骂：“这狗日的小鬼子打到眼前了还不让开枪，待在这里等死啊！哪个混蛋说的不让打，我真想杀了他。这当的什么兵，丢祖宗的脸啊！”边说边撕打着自己的胸口，一颗硕大的头“咚、咚”地向墙上撞击，血水渗了出来，染红了褐色的墙壁。

赵镇藩看着这些焦虑、恐惧、绝望无助的士兵，内心翻江倒海，不能自持，他没敢走进屋就扭头向回转去。

“参座，你就救救弟兄们吧！”一个浑身血污的士兵从旁边闪了出来，“扑通”一声跪在了赵镇藩面前。

“参座，狗日的小鬼子不是人啊！连长吩咐不准开枪，弟兄们没法子，躲在屋里不敢出去。可他们冲进屋来，见人就扎，有的弟兄心里害怕躺在床上装睡觉，可让小鬼子活活地用刺刀挑了下来。我们一跑，他们追着屁股用枪打。参座，我们追随你多年了，你一定要救救我们，救救7旅啊！”说罢，伏在地上号啕大哭。

赵镇藩觉得自己的头颅像是要炸开来，热血阵阵，顶得他不能自持。妈的，老子今天豁出去了。我不能让7旅这8000余名将士像一群捆着的绵羊一样被送上刀板。他心里发着狠，转身叫道：“传令兵，传我的令，日本人敢拦着，就让卫队连反击，把突入大营的敌人给我打出去。再传张团长，让他们断后，其他部队火速撤往东山咀子。”

传令兵眼睛一亮，激动地跳了起来，“放心吧，参谋长，保证传到。”

卫队连突然开火，实施反击。日军一阵混乱，随后停止了无目的地乱冲。火力一下子集中到了大营西北卫队连身上。

各团、营东北军官兵突然听到自己队伍的还击声，一阵振奋，一片欢呼、沸腾。“嗨！咱们的人开火了，好样的，打他个王八犊子。”“咱还卖什么呆？快操家伙，打啊！”听着还击的清脆的枪声，红了眼的7旅士兵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群情激愤地涌向了自己的长官。

“撤！快向东门撤！”这时命令已到，各部长官下达了最后的命令。

19日凌晨4时，赵镇藩率7旅绝大部分官兵撤出了北大营。可日军还不罢手，步步紧逼，延伸的炮弹“咣、咣”地落在7旅溃退的路上。团团火光，掀起黑色的泥土四处飞散，不时有人惨叫着倒在黑沉沉的夜路上。7旅狼奔豕突，溃不成军。

站在路旁，看着低垂着头乱哄哄地从自己面前走过的部队，赵镇藩心情沉重，悲哀不已。违抗军纪，我甘愿受过，要杀要贬随你们便。可我赵镇藩上对得起苍天，下对得起3000万东北父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但看着眼前这支疲于奔命的溃败之师，再看看身后火光冲天的北大营，一阵悲哀、委屈涌上心来。大帅、少帅，我赵镇藩对不起你们！这东北军几十年的一方大营今天毁在了我的手中。滚滚热泪禁不住夺眶而出，洒向了脚下的黑土地。

凌晨5时30分，区区300名日军占领了北大营。

就在进攻北大营的同时，日军第29联队在平田幸弘大佐的率领下，兵分3路进攻奉天。同样的不抵抗，更进一步的退让，使日军没费几枪几弹，堂而皇之地从城门开进了奉天城。6000多军警，除少数做了零星的抵抗外，大都是睁着双眼、目瞪口呆地被日军缴了械。至19日凌晨8时30分，奉天全城重要的军事目标、党政机关、金融、交通、通信机关、学校、社会团体、机关几近全部沦入日军之手。一场令国人、令世界震惊不已的事变，就这样不可思议地爆发了，又以不可思议的结局结束了。

日军兵不血刃，拿下奉天。

9月18日这一天，南京也发生了一件颇有影响的事。蒋介石在周佛海等的陪同下，登上了海军“永绥”号战舰，亲赴江西，督师“剿共”。在当时报纸舆论的一片吹捧声中，蒋介石身着戎装，登上战舰，向前来送行的国民政府军政要员频频挥手致意。这时占据他头脑的，恐怕只有早日“剿灭共匪”，凯旋回朝。东北，对他来说是一个太遥远、甚至有些虚化的地方。

1931年9月19日，又是一个朗朗晴天，太阳吐着血火，烧灼着肥沃的辽河大地。清晨，50万居民一觉醒来，吃惊地发现奉天城已面目全非。巍巍的古老城墙上，竣工不久的高楼大厦上，路旁高挑的电线杆上，醒目地飘扬着日军的太阳旗。那“太阳”燃烧得如此灼热，如此刺眼，如此令人难以抬头相望。一队队威风凛凛的日本兵步伐整齐地踏过街区，令脚下的大地颤动不已。寒光闪闪的刺刀，在太阳的直射下那么耀眼，令人胆寒。这些可怜无助的中国父老乡亲哪里会想到，睡梦中的他们已成了令人哀怜的亡国奴，开始了长达14年置身于日寇铁蹄蹂躏之下的悲惨生活。更令他们痛苦不解的是：我们的军队呢？我们用血汗供养的东北军呢？我们的子弟兵都哪里去了？

9月20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临时会议决定发布《告全国同胞书》，定9月18日为中国国耻日。并决定于9月23日全国下半旗，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一天，哀悼奉天陷落。

资料表明，“九一八”事变，中国官方损失178亿元，公、私总损失不下200亿元。仅沈阳兵工厂，即损失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重炮、野战炮250门，各种子弹300余万发，炮弹10万发。东北军的300余架飞机，尽为日军掠去；其唯一金库所存现金7000万元，亦被洗劫一空。

“九一八”，一个令中国人难以接受却又必须接受的“国耻日”。从这一天起，9月18日便成了张学良及东北军数十万将士每每谈及便羞愤难当的日子。这一天，也成了4万万中国人感到耻辱而无法忘怀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