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夜，一轮弯月高挂清澈的夜空，点点疏星无力地眨着眼睛，俯视着广袤的东北大地。白山、黑水、一望无际的高粱地，像往常一样，静静地躺在东北大平原的怀抱中，似乎根本没有觉察到身边将要发生的事情。
奉天（今沈阳）城外七八里处的东北军兵营——北大营，此时已被浓浓的夜幕笼罩。蛙虫的低鸣声催得北大营中7旅8000余名官兵渐渐进入了梦乡，只有哨兵抱着枪站在四门的哨卡上，疲倦地抵御着困意的袭扰。然而此刻，几百双充满敌意的眼睛，从四面八方紧紧地盯在了这些沉沉入睡的官兵身上。这眼光，闪现着恶虎跳跃扑击前的焦灼、紧张、兴奋和贪婪。
北大营西南侧七八百米处的柳条湖村附近，八九个人影在暗夜中晃动着，其中有人叽里咕噜地用日本话说道：
“河本长官，怎么就这么点儿炸药？多放些保证能让这段铁路飞上天。”
“闭嘴，笨蛋，你懂什么？！”
数月前刚调任柳条湖分遣队队长的河本末守中尉低低地呵斥了一声。这位关东军中精通爆破技术的年轻中尉打心眼里瞧不上这些守备队的军士，“一群从不知动脑子的笨蛋。”河本心里嘀咕着，懒得再搭理身边的这些人，只管自顾自地忙着把一包包骑兵用的、精巧的小黄炸药包，塞进两节路轨接头处。他确信，经他亲手测算的这些炸药足以使这段铁路路轨断开，枕木飞离。此刻，使他有些担心的倒是，即将开来的火车千万不能因这段路轨的炸断而发生颠覆。他心里清楚，这铁路可是大日本帝国在满洲的重要交通线，一旦发生火车倾覆，将会给以后的行动带来许多麻烦。为此，他的顶头上司今田大尉不止一次向他交待过，而他也认为这正是他显示爆破技术的一次良机。
“一定要干好啊！”一声轻吟从河本末守心底涌出。他颤着手点燃了导火索，几条黑影迅速闪向了路边。
“轰”的一声巨响，火光飞舞着划破了黑沉沉的旷野，炸断的路轨和枕木向四处飞散而去。此时，时针指向9月18日夜间10时20分。几分钟后，一列由长春开往奉天的火车在断口处颠了几颠，左右一阵摇晃，却奇迹般地冲了过去。
精明的河本末守轻松地嘘了一口长气，嘴角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细小的眼睛更紧地眯在了一起。
“撤，快撤！混蛋，往哪儿跑？向北，回分队！”
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几乎与此同时，这一消息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迅速传遍了正在参加夜间“演习”的日军。顷刻间，这些满脑子“大日本皇军至高无上”的日本兵士陷入一股疯狂的躁动中。本来，“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被‘侮杀’”的事儿已令这些满是帝国优越感的士兵蠢蠢欲动。眼下的消息，不啻将一把熊熊火炬投入堆堆枯柴之中，立时引来一阵狂躁、喧嚣。
“不能让支那（中国）人如此猖狂！”
“大日本皇军不可辱！”
“打进奉天城！荡平北大营！”
“摧垮支那军队！”
奉天城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的一间作战室内，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此刻内心极度紧张。这位日后闻名中国和太平洋战场的日本战争狂人，对此次行动的成败并无把握。板垣虽说从军已30多年，经历过日本士官学校、陆军大学的严格培养，更接受过日俄战争炮火的考验，但像今天这样以一个最高指挥官来策划一场可能震惊世界的冒险行动，他又感到有些底气不足。更何况这次行动完全是“以下克上”式的先斩后奏，而中国军队又有绝对的优势，一旦起来还击，那可如何收场？这时，他又想起了酒馆里的那场赌博。当4个年轻的参谋酒酣耳热，对到底干不干争吵不下时，石原莞尔提议掷筷子定天命。结果投掷的结果是3∶1，不能干。但花谷少佑一口饮尽杯中的酒，说：“你们不干，我干！”
众人一起干了杯中的酒，嚷道：“那就干吧！”其实在座4人的心里，都实在想干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他们也知道，这实际上是一场胜算很小的冒险。一股难以驱散的阴影笼罩在板垣征四郎的心头。但他作为一名军人，一个受过日本武士道精神熏陶的中年官佐，有着自己仕途上的追求，想到自己多年来苦心追求的“满蒙战略”，想到日本军魂可能将由自己来进一步“光大”，心中竟涌起一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豪迈之感。
“人生之途，当全力以赴。”他又想起了自己的这则座右铭。
“丁零零……”桌上的电话猝然响起，把一屋人的目光都引了过去。
板垣征四郎疾步走到桌边，接过电话，一个急促而兴奋的声音使他的精神为之一振：“大佐阁下，柳条湖计划已顺利完成。各部队状态良好，等待您的命令。”
出师顺利，好兆头啊！一阵喜悦从板垣征四郎心头泛起。放下电话，他转向众人，表情又恢复了往日的凝重，但声音中却有种掩饰不住的激动：“各位，一切顺利，按计划行动吧！”
一道道攻击令随着电波的飞荡，传向沈阳四周的日军中：
关东军独立守备第2大队即刻攻击北大营。
第5大队从北面攻击北大营。
步兵第29联队攻占奉天城。
“轰，轰！”两门280毫米的巨型榴弹炮在惊天动地的巨响声中，将炮弹送向北大营。北大营立刻震颤不已，火光冲天。300名红了眼的日本兵弹上膛、枪上刺，像开了闸的洪水，呼啸着冲向北大营。
隆隆的枪炮声划破了北大营，划破了奉天城宁静的夜空。
北大营中，东北军第7旅参谋长赵镇藩此刻正心绪不宁地在屋里来回踱着。几个月来，一种不祥之感总是萦绕在他心头，连续发生的两件事更加深了他的这种感觉。“万宝山事件”，日本人明明占了便宜还纠缠不休，时不时就在各种场合提一提。好像东北军在仗势欺人。更甚的是，中村震太郎大尉竟擅闯我东北军屯垦区刺探军情，人证、物证俱在，谁是谁非一目了然，即使中村死了，按理日本人也说不出什么，谁知日本人却抓住此事大做文章，硬是胡搅蛮缠，强词夺理，以至东北军将团长关玉衡撤职查办也不能平息事态。赵镇藩当时心里就有种感觉：日本人纯粹是在找碴儿！
“弱国无外交”，赵镇藩深深体会到这句话的沉重。
“万宝山事件”中死的中国人又何止一个，到头来还不是中国人吃哑巴亏！他的心里充满了压抑、愤懑。他虽算不上东北军老人，可他好歹也随东北军关里关外四方征战数年了，早已养成了那种无羁无绊、天不怕地不怕的气概。可每每与日本人打交道，就总有种被一条无形绳索紧紧捆绑的感觉。唉！在中国的土地上竟找不到替中国人说理的地方，这使他感到了莫大的悲哀和羞愤。
军人就是要守土保国，为民分忧。可如今我算个什么军人啊！吃着东北父老的血汗俸粮，却眼看着他们遭受日本人欺侮，吞咽自己屈辱的苦水，这还算个军人，还算个堂堂七尺的男子汉吗？！这种感觉每时每刻都在啃啮着他那颗痛苦的心。
痛苦之余，赵镇藩又时常陷入深深的思索中。为什么日本人能如此张狂？泱泱中华大国为何在弹丸小国日本面前畏畏缩缩？为什么几千年来处处向中国学习的小日本，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却能如此之快地跑到前头去。眼下日本军队不过几十万，可中国有几百万军队，为什么日本人能把枪口指向外面，而中国人却总是在内战中你死我活地挣扎？
眼下的东北，日本关东军也就一两万人，可我20余万东北军却一再退让，这究竟是为什么？他越想越感到茫然，而茫然又更加重了他的痛苦。
近两个月来，日本人从东北军眼皮底下频频向奉天调入军火，一车车用篷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从奉天南站卸下，运进日本兵营。而且白天、黑夜不停进行攻击演习，矛头直指奉天城和北大营，使奉天四周充满剑拔弩张、大战在即的火药味。赵镇藩心里很清楚，这绝不是日本人在向东北军示什么威，日本人早已认为他们够威风的了。那么日本人究竟想干什么？
这么细细地一想，他那颗空落落的心就更不踏实了。随之而来的焦灼、忧虑之情常使他彻夜难眠。
上个月，7旅上校以上军官和情报人员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研究当前的局势和可能对策。一天会议下来，结果令人堪忧：奉天一定有大事发生。为此，旅长王以哲带着材料，亲赴北平，向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请授对策。
王以哲心急火燎，一下火车就直奔少帅养病之处、协和医院一间宽敞奢华的病房。
张学良一语不发，静静地听着，又像是在思考着。“……少帅，综合来看，奉天事变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现在关外兵力空虚，关内各部却拥兵自重。一旦事变发生，日本由朝鲜、日本海运兵力，恐我东北军各部难以抵抗，甚至有兵败之虞。果真如此，那我们岂不有负国家，有负东北父老？所以请少帅考虑，是否可由关内调回一部分部队，以解燃眉之急。”
沉吟良久，病容满面的张学良才开口道：
“以目前时局看，日本人尚不敢如此。现在中央的意思是避免冲突，调兵恐怕不妥。还是那句话，遇事别抵抗，避免和日军发生冲突。”
一瓢冷水把王以哲浇个透心凉。他原以为千里之外跑来陈情，少帅起码能给个灵活的应对之策。谁知少帅不但一兵一卒不发，扔给他的还是那避之唯恐不及的紧箍咒。一阵绝望、怨艾从心头升起。
王以哲弄不明白，自进驻北平后，少帅怎么像是变了个人。东北基业可是老帅几十年风风雨雨打下的啊！难道你少帅愿意看着它沦入日本人之手？更何况你少帅当初归服南京国民政府，不就为抵抗日本人插手东北事务吗？而且老帅死于日本人之手，东北人谁个不知，哪个不晓？
张学良似乎看穿了王以哲的心事，轻轻地叹了口气，解释道：“既然我东北已归顺南京，我又身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学良就得顾全大局。如果有事，一切先从外交解决。”
张学良当时的不抵抗是有着相当复杂的原因的。(www.xing528.com)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最后采取“不抵抗”政策呢？首先是他对时局判断的错误。当时的少帅年轻气盛，如日当空，正处在人生、事业的顶峰，这虽对他巩固自己在东北的大权起了重要作用，但也掩盖了他的一个极大弱点，即对外交、政治上的复杂、艰险缺乏清醒的认识，很多观点显得稚嫩。尤其当他看到日本国内的政局出现动荡，而关东军兵力又显得单薄时，便一相情愿地拿日本与中国的情形作比较，因而也更轻信日本人还不至于在整个东北大动刀兵，实行全面的武装占领。此时尽管已有人向他指出，日军有可能以占领奉天为开端，逐步实现对东北的占领，但他听不进去了。其次，他在享受着蒋介石这棵巨树的荫庇。想当初东北易帜，南京在道义上和舆论上都大力支持了他。再加上他的果敢专断，及时处决了杨宇霆和常荫槐，使一度飘摇动荡的东三省稳稳地掌握在了他的手中。对这些，蒋没有一句责难之词，仍旧一如既往支持着他。到了蒋、阎、冯中原大战，他慧眼观时局，巧辨利弊，在三方打得精疲力竭时，及时进兵关内，把东北军的砝码重重地压在了蒋介石的一边，不出两个月，中原大战以蒋的最后胜利而告终。正是由于他的入关，帮助蒋介石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使蒋介石对这位刚入而立之年的少帅除了敬重、感激外，甚至有再生父母之感。于是南京政府的高官任命、赞誉褒奖、特邀赴京等荣誉接踵而至。蒋介石甚至专门为他在北平设立军事委员会分会，委任他为代理委员长。这样，东北军的势力范围就不再囿于白山黑水之间的东三省，而且囊括了河北、热河、察哈尔及北平、天津共6省2市。从此，他独霸北方这半壁河山，成了名副其实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风云人物。年轻气盛的张学良真可谓春风得意、前程似锦，他实实在在地感到自己当初改旗易帜，投靠蒋介石这步棋走得太妙了。
1930年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三届四中全会。张学良尽管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但凭他挥兵入关，助蒋胜阎、冯，平叛石友三，实现了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多年夙愿，蒋介石竟派出专列，特邀他进京赴会。
沿津浦线南下，而立之年的少帅不但被秀美的中华大地所吸引，更使他难忘的，是蒋总司令对他此行的重视和厚待。蒋除派国民政府要员张群等人亲往济南车站迎接外，铁路沿线各站，都有地方政府官员主持欢迎的场面，大标语“欢迎拥护中央、巩固统一的张学良将军”“欢迎维护和平、效忠党国的张副总司令”引人注目，这些令张学良激动不已。而这仅仅是个序幕。车到南京，张学良更陷入了一片赞美、恭维、令人倾慕的欢乐海洋中，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那天车到下关，蒋介石早已派来了专车迎候在那里。张学良在十几辆小车的簇拥下驶上了通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院的道路。
一路上警车开道，众车相随，好不威风。沿途彩旗招展，人海如潮，南京市万人空巷，都来一睹少帅风采，这更令张学良陶醉。当晚，蒋亲自主持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张学良再次成了中心人物。人人争相与他握手、碰杯，对他表示祝福、恭维，各种鲜花、美酒令他应接不暇，那一刻，他可谓春风得意，容光焕发。会后，蒋介石主动与他换了帖子，义结金兰。而他的夫人于凤至不但成了宋美龄的母亲宋老太太的干女儿，也与宋美龄成了异姓姐妹。
讲义气、重感情的东北少帅张学良对这些自然不会无动于衷。
第二天，蒋介石亲率南京众大员陪同张学良拜谒中山陵。其间，蒋介石很自然地把话拐到了两人的关系上。他十分动情地对张学良说：“咱们是兄弟，今后要患难与共，不分彼此。从今天起我的卫队就是你的卫队。”这不但让众人对张学良更为刮目相看，也使为人仗义的张学良认识到：蒋公有恩就报，够义气，是个领袖人物。
如果仅把张学良当初听命中央完全归结为从蒋介石手中获益及对蒋的信赖，似乎还缺少些什么。对坐镇6省2市，统兵数十万的实力人物张学良来说，他对他自己的故乡，也是自己命根子的东北，不会没有自己的观点。当时的张学良认为：日本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如要挑起争端，则可能导致大的战争。而日军虽然在东北兵力不多，但其国内兵力源源而至，则绝非东北一隅之力所能抵抗。当初改旗易帜，他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如今东北既已听命于中央，则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问题，应有个整体考虑。此外，当时的张学良对国联也抱有较大幻想，认为国联绝不会听任日本一家独大，有碍机会均等的原则；如果国联放纵日本使东北问题无法解决，则世界各国会怎样对待《国联盟约》《凯洛格非战公约》和《华盛顿九国公约》？因此，无论如何国联是不会坐视不管的。这些，都使拥有重兵却犹豫未定的张学良严重误判，造成了令他终身难以挽回的遗憾。
对这些，王以哲当然无从知晓，他只觉得这种事靠外交解决简直是天方夜谭。何况他是一个军人，一个领兵打仗的将领，他所需要的，只是军队力量的强大和命令的合理、可行。
张学良最后神情黯然地对王以哲说：“我原想回关外一趟，可有些事又使我未便成行。你还是快回奉天吧。遇事多和张辅帅、臧主席商量。”
走出协和医院后，王以哲一阵失望。东北军坐镇一方，几十年征战，上不怕天，下不怕地，今天却要外国人来保护。老帅要是地下有灵，能咽得下这口气吗？唉，让我回去怎么向弟兄们交待？
果然，军官会上，王以哲话没说完众人就先炸了锅：“遭受日本人攻击，不抵抗怎么能成呢？这不让我们睁着眼等死吗？”
“军人打仗就是要尽用手中武器。不还击，不抵抗，那还要我们干什么？”
见众人群情激奋，王以哲站起来摆了摆手，重复道：“这是少帅的命令，有什么法子？我们要绝对服从，不要再为难副司令了。”
年轻气盛的旅部朱参谋站起来说道：“命令固然要服从，可也不能坐着等死啊！根据上峰的指示，敌军不来我们不能走，可敌人来了，我们还走得了吗？走不了只有起来应战，应战又哪有不抵抗之理呢？”
……
王以哲认为众人说得有理，一时颇感为难。他沉思良久，咬着牙说道：“不行的话，我们就见机行事。敌人来了我们就跑，实在不行也可以开枪迎击。但要保证衅不自我开，做有限度的退让。必要时全军退到东山咀子附近集结，候命行动。”
众人一时相对无言，表情复杂。既然旅长已经担了责任，做了退让，还能再说什么呢？命令总归是命令，军人对命令是没什么价钱可讲的。
会议就这样有些沉闷地散了。
可旅参谋长兼619团团长赵镇藩却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眼下，奉天城的日本人不但急运军火，大搞演习，还给在乡军人及日侨发放武器，大肆训练，颇有些蠢蠢欲动之势。而7旅却被这道命令捆得死死的，连个整体计划都搞不出来。战事在即，何谈动员战备、筹措物资，更别说进入戒备状态了。看着周围的日本人像憋足了劲轰然鸣叫的坦克，再看看7旅和东北军各部队太平无事的样子，看看奉天城一片祥和、毫无大战在即的气氛，赵镇藩心中是千般焦急，万缕悲哀。
越想越烦，赵镇藩索性出了屋子，信步来到了院里。
脚还没站稳，大营西南方“轰”的一声巨响使他一惊，一种不祥之感涌上心头。
听声音像是在铁路方向，怎么这么响？凭着他多年的战场经验，他立刻辨别出这不是炮声。旅长不在，今天可大意不得。
自上次会议后，赵镇藩时刻都有种惴惴不安之感，担心着哪一天一场横祸会突然降临到7旅头上。他心里清楚，一旦有事情发生，北大营和7旅必然首当其冲。尤其是今晚，他的这种感觉更强烈了。现在关外兵力空虚，东北的军、政、财根基在奉天城，奉天城几十万东北父老和7旅近万将士的身家性命今天可都攥在我赵镇藩的手中，他感到了自己肩头的分量。想到这里，他转身快步进了屋里，抓起了桌上的电话：“值日官，我是赵镇藩。派人出去查一下，外面的爆炸声是怎么回事？”
放下电话，赵镇藩思忖道：想来日本人还不会这么快就动手吧？上午日军第2师团33联队长村田大佐来探访的事又浮现在眼前。
村田与赵镇藩已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听说村田的到来，赵镇藩止不住心里一阵嘀咕：“现在日军调动繁忙，演习频频，他此刻怎么会到大营来？”
会客室里，村田屁股还没落座，就似有所指地问道：“赵参谋长近来很忙吧？”
“哪里，还是老样子。近来贵军倒是活动频繁。不知联队长今天忙中得闲，到此有何贵干？”赵镇藩心里明白，村田此刻是绝没有闲心出来访友叙旧的，所以也懒得跟他兜圈子。
“啊，敝人有些事想跟王旅长商量商量，王旅长呢？”
“噢，王旅长有些公事出去了，联队长有什么事可否先跟我赵某说说？”赵镇藩点了村田的将，两道锐目直视对方。
村田干笑了两声，给自己顺了个台阶：“哪里，哪里，赵参谋长见外了。是这么回事，这些天来咱们之间多事，容易产生误会，发生些不友好、不信任的问题。咱们历来相处得还是不错的嘛，所以一旦发生什么事故，我希望事态不要扩大。”村田高深莫测地盯着赵镇藩说道。
……
想到此，赵镇藩心里踏实了一些，与其说踏实，倒不如说是一种自我安慰，此刻，他只希望日本人行动不至于太快。
突然，又是“轰、轰”两声巨响把他从沉思中惊醒，望着窗外的火光和涌起的团团浓烟，赵镇藩的心忽一下沉了下去。不好，像是军士队营房被炮火击中了。他妈的这些小鬼子，来真的了。
这时，传令兵冲了进来：“参座，日本人炮击大营了，另得报，日本人越过铁路，向大营冲来。”
赵镇藩一时急火攻心，不知所措。他想了想，认为还是先叫旅长速回大营再说。转身进屋，抓起了桌上的电话：“喂！要三经路王旅长家。”
“旅长吗？我是赵镇藩，日本人动手了，对！我刚得到消息，日本人炮击了大营，似又有步兵向这边冲来，你看怎么办？”
“老弟，沉住气。你把队伍先集合起来，等我的话。在事情没弄清楚前，千万别随便开枪。我这就去找荣参谋长。”
“旅座什么时候回来？”
“等我见了荣参谋长后再说。”王以哲说完扣上了电话。
赵镇藩就觉得心底一股无名火在往上蹿。沉住气？说得轻巧，现在火烧眉毛了，却连打不打都定不下来，叫我怎么沉得住气？你旅长向全旅官兵规定过：非常时期，官兵一律不得在外宿夜，可你倒溜回家里。“不准开枪”，现在开枪开炮的不是我而是日本人。
尽管委屈，但他知道现在抱怨起不了丝毫作用。放下电话，他急忙喊道：“传令兵，传我的令，各团立即集合。不准开枪，等候命令。”
他点上一支烟，急急地抽了两口，头脑冷静了一些。他感到与其在这里等着，不如自己直接联系，他操起了桌上的电话：“喂，要司令长官公署荣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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