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机制的演变与国际贸易限制措施的影响

关于国际贸易机制的断裂感从《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题为《贸易保护主义忧虑的激增和各国领导人的困惑》）的摘要中体现出来：

在世界贸易和生活水平经历了30年的提高之后，进出口正在几乎所有国家和最好的盟友之间引起紧张的压力。美国对日本的钢铁设定了价格底线，欧洲指责美国削弱了其造纸业，日本谴责来自韩国的廉价纺织品，法国农民捣毁了成卡车的意大利酒，美国劳联—产联（AFL-CIO）主席乔治·米尼（George Meany）通过将自由贸易称为“一个笑话”来喋喋不休地嘲弄世界各地的出口商。^[101]

如今，即使是最严厉的评论家也认识到，“新保护主义”并不是简单的“旧式”保护主义的最新表现。“新保护主义在西方世界的兴起，反映了干预主义或福利经济对市场经济的胜利。”^[102]然而，他们仍然很难认识到，新的保护主义并不是对战后自由化规范的脱轨，而是它的一个内在特征。

今天，工业品贸易关税在工业化国家之间已经是微不足道的贸易壁垒。东京回合努力以进一步削减了关税，并且第一次开始处理非关税贸易壁垒。它通过了几个守则，旨在对于来自诸如国内补贴与反补贴税、政府采购、产品标准、海关估价和进口许可证等的壁垒实施自由化。所有的民用航空器和飞机零部件的贸易壁垒被取消了。而且，为新一轮GATT回合所作的准备，涉及投资和服务贸易，已经开始了。此外，世界贸易额继续增加，其增长率尽管有所下降，但仍然超过了几个OECD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总之，尽管战后的繁荣遭到了侵蚀，尽管美国吸纳不成比例的自由贸易额度的意愿有所削弱，但自由化和经济增长仍在继续。^[103](www.xing528.com)

贸易限制措施也在增加。在大部分时期，它们采取了两种方式：国内保障措施和“自愿地”或者协商的出口限制措施。在GATT下，国内保障措施可以基于国际收支平衡原因而被采用（第12条），或者是为了防止因为过去的关税减让导致的进口突然激增而引起的对国内生产商的损害（第19条）。尽管与被允许的程序有所偏离，但是第一类措施没有造成什么困难。^[104]第19条本身就导致了更大的滥用。它允许以非歧视的方式改变或者终止过去的关税减让，只要经与有关各方进行协商。它已经被越来越频繁地援引，尤其是被美国和澳大利亚。然而，这种方式是很不得当的，因为旁观者可能会受到影响，也因为它可能会引起重新谈判甚至引起报复性的终止减让。其结果是，“大多数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导致了第19条的完全短路，通过与本来已经在GATT下的紧急行动威胁所‘软化’了的不情愿的出口商，谈判达成最低价格协议，或者达成‘自愿’出口限制，来直接解决核心问题”^[105]。这些协议许多都根本不涉及政府，而是在有关进出口的产业之间直接达成的。它们的发生超出了GATT的范围，因此也不受官方多边监督的约束。尽管有关的谈判仍在继续，但是，在东京回合期间试图达成一个打算提供详细规则和程序的保障措施守则是不成功的。然而，这些问题不会推翻整个贸易秩序，而只是针对特定行业的，并且仔细分析发现，不存在“任何决定性的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的运动……”。^[106]最后，所谓的有序销售安排也在大大地扩展，1962年的长期纺织品协定就是这种形式的一个多边的变体。然而，所有这些安排都提供了常规的出口扩张，尽管（当然）比在“自由”贸易条件下所取得的更有限。总之，这些国际贸易限制措施的影响，即使是根据GATT自己的计算，也一直是比较有限的。^[107]而且，它们的目的始终不是为了冻结国际分工，而只是放缓结构变迁，以及最小化国内调整的社会成本。

至于GATT的机构作用，法律学者尤为痛惜“有效且公正”的争端解决机制的消逝。^[108]然而，这些机制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弃置不用了，当时，随着生产和贸易开始飙升，严肃的关税削减也在被考虑之中。争端当事方指定的代表之间的双边磋商和谈判自那时起就已经成为常态了。^[109]它要求一种极端乐观主义的态度，来看待通过国际法和调解来预期干预主义的政府改弦易辙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