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对变迁进行比较的极限由两部分组成。第一，如果我们将货币和贸易机制的变迁同某种理想的正统自由主义作比较，那么，我们即使不是晚近趋势所震惊也还是会对其感到失望。但是，我们注定会被误导。因为正统自由主义在“二战”后的任何期间都从来没有支配过国际经济关系。当然，我的出发点是内嵌自由主义的制度纽结。在这个框架内，将被记住的是，多边主义和国内稳定是彼此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因此，国际经济中迈向更开放的运动，很可能伴随着各种旨在减缓国内经济遭受外部侵扰的措施。与此同时，这些用来落实国内缓冲的措施应该是与外部干扰的程度相称的，也应该是与国际交易的长期扩张相符合的。此外，究竟什么构成了对这个基线的偏离？这不能简单地通过结合具体文本“客观地”考察个别行为得以确定。相反，这种背离将通过在更广泛的规范性框架和主导性的环境内“主体间地”评估行为的意向性和后果而得以确定。
我的基线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美国与“二战”后随即发生的内嵌自由主义的制度化之间的特殊关系。美国既是至高无上的经济大国，与此同时，其国内的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转变又是最充满矛盾的。这导致了几个复杂的后果，对于这两个机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美国将不得不提供大量物质资源，以将谈判达成的妥协转换成制度现实。这将给美国带来影响力，它会被预期用来不仅维护美国自身的利益，而且维护美国所喜欢的对这些妥协及其如何实现的解释。贸易协定制度化的影响，一旦ITO被抛弃，总体上支持了基本的设计，因此无须我们赘述。但是，货币协定的制度化则因为美国占据的极不对称的地位而存在着严重倾斜。[94]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通过隐性和必然性的结合，美元已经等同于黄金，并且明显在凯恩斯不知道的情况下就被官方正式地承认为关键货币。[95]一旦IMF开始存在，美国就坚持IMF的职权范围和一系列的条款“解释”，以及执行董事会的决定，这都导致开启了将来所谓的“IMF正统”（IMF orthodoxy），而且，无意中或者其他方式，保证不会存在政府间替代方案来取代美国收支赤字作为创造国际流动性手段主要工具的地位。[96]因此，1950年代出现的货币机制在几个重要方面已经不同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意图了。(www.xing528.com)
随后的评估必须以此作为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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