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见证了战后货币和贸易机制的主要特征的重要变迁。在政治学家和某些经济学家中，美国霸权的衰落经常被举例证明是这些变化的直接原因（causa causans）。诸如“侵蚀”甚至“崩溃”等词语被最经常用来描述这些变化。特里芬（Robert Triffin）将牙买加协议形容为“闹剧”而不是货币改革，而对于一个前美国贸易官员来说，东京回合给了自由贸易“致命的一击”。[92]这种根本断裂感是普遍存在的。但是这有正当理由吗？
我再次采取暂时假设的方式。如果我们承认，国际机制不是简单的国家间权力的基础分配的外化表现，而是代表了一种权力和正当社会目的的结合，那么我们的因果推理将变得更加复杂。鉴此，因共享的社会目的保持不变，则霸权的衰落并不必然导致机制的崩溃。相反，我们应该发现机制工具（手段）的变化，这些手段，在霸权之下，很可能依靠霸权国不成比例的巨大贡献，因此也反映了霸权国的偏好。[93]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发现机制的规范性框架的连续性，它仍然反映了共享的社会目的。而且，新的工具手段应该更适合于新权力分配格局，而同时仍然与现有的规范性框架相符合。总之，其结果将会是“规范管理下”（norm-governed）的变迁。
让我们回到现实世界中1971年后的货币和贸易机制中的变迁。在货币政策方面，争议中的主要变化是，美元兑换黄金的终结和浮动汇率的采纳，这两项都违反了最初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条款。在贸易政策方面，没有任何孤立的事件能够完全表征这种被感知到的断裂性，尽管它们被一般地描述为“新保护主义”、非关税贸易壁垒的扩散和以国内干预和国际谈判达成的出口限制的形式违反非歧视原则。在这两种情形中，IMF和GATT这两个核心制度的削弱，都被认为是反映了同样综合并发症。(www.xing528.com)
我的观点是，总的来说，与根本断裂的假设相比，规范管理下的变迁的假设能更好地解释这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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