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贸易和货币机制有了一个缓慢的开局。早期的GATT多边回合关税谈判取得的效果是适度的。作为领衔的信贷机构，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蛰伏到20世纪50年代。同时，20世纪40年代晚期和50年代初期的双边货币安排远比20世纪30年代更加广泛，在1947年至1954年间翻番达到了大约400个。[61]但是，到了50年代后期，欧洲人“遭遇了他们背后最严重的战后问题，而新的问题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欧洲和美国都站在“一个十年非凡扩张的边缘，迫切地需要通过自由贸易来打开更广阔的市场”。[62]这就需要取消往来账户的外汇限制。贸易和货币的自由化随之而来。
专注于随后的自由化的事实往往会让我们忽视其确切的特性，至少对于政治学家而言是这样。[63]主导了整个讨论的问题是关于自由化对于国际经济交易扩张的影响，或者直接地通过美国国家权力的行使或间接地通过美国资本的国际化而对美国霸权产生的影响（在时间上有滞后）。这些当然都是有趣的问题，但是它们都不是我这里所关心的问题。已经论证了战后贸易和货币机制制度化了内嵌自由主义的规范框架，我现在来考察，当立即出现的扩张“迫切地”需要自由化时兴起的国际经济交易的品格是否以及如何反映了这个规范框架。
我先从假设开始。试想一下，一个被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强有力的逻辑所牢牢抓住的各国政府组成的世界，随之与重商主义交锋，这个世界站在自由化的“边缘”。那么，各国政府可能会鼓励什么样的国际经济交易呢？
在一个完美的自由贸易体系中，每一个国家自然会将他们的资本和劳力投到对每个人都最有利的使用中去。个人利益的追求令人羡慕地与整体的普遍的善联系起来。通过刺激产业，奖励创造，通过最有效地利用天赐的世俗权力，它最有效地、最经济地分配劳动。同时，通过提高总的生产规模，将扩散普遍利益，并且通过一个利益和交往的共同纽带，将整个文明世界普遍的各国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是这个原则决定了葡萄酒应该在法国和葡萄牙酿造，玉米应该在美国和波兰种植，五金器具和其他货物应该在英国制造。[64]
简而言之，我们的政府很可能会鼓励根据国家的功能差别所作的国际劳动分工，这种分工反映了它们的比较优势。因此，它们之间的贸易在社会的意义上将是有很高效益的。
现在，想象一下，同样的政府，在相同的情况下，唯一的区别是，它们都致力于内嵌自由主义而非自由放任主义。我们会期望它们将赞成哪个种类的国际经济交易呢？记住，内嵌自由主义的实质，是设计一种与国内稳定的需求相符合的多边主义。那么，假定，有此种追求的各国政府将寻求鼓励国际分工，尽管其在形式上是多边主义的并且反映了某种比较优势的概念（因而从贸易中获利），但也承诺最小化具有社会破坏性的国内调整成本以及任何由国际功能分化引起的国内经济和政治脆弱性。他们将根据这些目标的实现程度来衡量集体福利。然而，按照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定义来看，这种分工的社会整体获利水平将低于自由放任主义的获利水平。
让我们从假设的世界中回到现实，并简要评估战后交易流动的性质。[65]
20世纪50年代以后，大量的国际经济交易显示出非常明确的集中模式。贸易的增长已经超出了全球产出的增长，而增长最迅速的贸易部门是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制造业产品。在这个一般范畴内，1955年至1973年间的约2/3的贸易增长被“洲内”（intracontinental）贸易所占据，也就是说，西欧内部和北美内部的贸易。[66]更重要的是，看起来，源于同一部门的产品之间的贸易，或者“产业内”贸易，所呈现出的增长远远快于涉及不同部门的产品之间的贸易。[67]这反过来又反映出工业化国家之间不同部门制造活动的专业化在持续下降。[68]最后，有证据表明，关联企业各方的贸易，或者“公司内”（intrafirm）贸易，占据了世界贸易总额越来越大的部分。[69]在金融方面，国际投资一直在增长，甚至快于世界贸易的增长，它们遵循大致相同的地域、部门和机构集中模式。[70]这也是国际短期资金转移的真实情况。[71](www.xing528.com)
这些模式描述了哪一种类的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劳动分工呢？用库伯的话说，是那种建立在“缩小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国际交易。[72]他想以此表达的是，国际经济交易日益反映类似活动和产品的边际成本和价格差别的效应，而不是差别性、发散性的投资、生产和出口结构的双赢结果。此外，在这种劳动分工中，存在着一种从国家和部门层面向产品和公司层面的功能分化的关键转变。而且，从贸易中获得的经济收益也相应地更小了。[73]
所有这一切与1914年前的半个世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74]洲内贸易量更高了。[75]部门内贸易占据了主导地位。长期资本流动青睐资金紧缺的地区，并压倒性地集中于借款国的社会基础投资领域。[76]边际成本和价格差异看起来对贸易和投资流动模式只有有限影响。[77]国际功能分化的需求，以及后来的吸收能力，解释了大部分这种变化的原因。[78]最后，比较成本结构的巨大差异意味着贸易在社会上是非常有利可图的。[79]
要完全解释1914年之前和1950年代之后国际分工的差异，需要将它们与许多潜在的因果要素联系起来。在这些因素中，最经常被援引的因素是：有关主要国家经济和技术发展的相对水平差异；[80]在过去的一个世纪资本全球组织的演变；[81]在这两个时代国家间权力结构差异的影响；[82]各国国内的国家和社会间关系转变的各自外部后果。[83]因此，国际机制并不决定这些结果。然而，与此同时，在我们假设的放任自由主义和内嵌自由主义的预期效果和实际的交易流动模式之间的很大相似性，表明机制的确起到了中介的作用。
战后贸易和货币机制的中介作用以及它们所引起的互补性交易流动，甚至已经被那些最坚持拥护传统自由主义正统学说的人所逐渐认可。正如查尔斯·利普森（Charles Lipson）指出，GATT的贸易谈判已经强烈支持了产业内的专业化。[84]一项近期的GATT研究指出，自由化在工业化国家之间已经产生了“令人惊讶的极少的调整问题”，因为始终“不存在放弃整个产业部门的现象”。相反，专业化“主要是通过每个公司缩小它们的产品范围……而实现的”。[85]结果，各个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国家出口结构变得越来越相似。[86]然而，细想起来，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对于追求国内稳定的政府来说，这种类型的贸易的自由化是相当安全的。它的调整成本很低。它没有造成任何一个真正的李嘉图式的跨部门专业化所造成的脆弱性。无论由此可能产生的任何政治脆弱性都或多或少被它的所有参与方所分担了，因而，它不太可能在它们之间导致政治优势的竞争。而且，它始终提供了因贸易而得来的收益。进而，在工业产品贸易是基于更古典的比较优势概念的情况下，正如来自所谓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进口的情形，这个贸易机制就遇到了困难。[87]除了石油，南北原材料贸易也几乎没有给工业化国家带来什么问题，既是因为它们对世界贸易的总体控制，也是由于原材料部门自身的特点。[88]
国际资金流动可能会被预期紧紧追随生产和贸易模式的演变。由于1950年代末支付手段的自由化和1960年代初资本管制的放松，情形的确如此。国际金融流动的两个额外特征与我的论断有关。首先，社会基础资本领域的国际投资，在1865年至1914年间本来是大量的私人资本流动的投向，现在几乎是国家和国际公共机构的专属领域，它们单独或者与私人资本共同筹措安排资金。[89]这意味着一个受欢迎的补充机制，以应对借款国市场机制的变幻莫测，对贷款国也是如此，尽管是在不同的意义上。对于贷款国，与19世纪政府所享有或者追求的相比，这意味着在其政府对于主导部门的投资决策模式具有了更大的决定权。其次，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国际金融市场，首先是欧元市场，为政府提供了对于货币机制的重要补充。在凯恩斯的清算同盟方案下，资本管制是与慷慨的透支额度和根据需要的平价变化相结合的。在它们不存在的情形下，或者，更准确地说，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盛行的更节制的形式中，这些市场提供了缓冲盈余国和赤字国（至少在短期内）的调整机制的前景。因此，政府很少去控制，更多的是鼓励这些市场的形成和成长。[90]如今，它们构成了收支平衡融资的主要来源。[91]
总之，国际经济机制并不决定国际经济交易。对于决定因素，我们必须更深入地审视世界政治经济的基本结构特征。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国际经济机制与国际经济交易也不是不相关的。它们充当的是中介的角色，通过为特定种类交易的出现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尤其是被视为受到机制影响而对机制的规范性框架又具有补充作用的交易。这个结论并不意味着这些认知绝不会出错、“好仆人”永远不会成为“坏主人”、互补性绝不会伴随着矛盾性或者实际上国际机制影响了整个国际交易。这也并不说明国际机制的有效性不会被这些失调因素所破坏。对于这种二阶后果的可能反应的问题，将我们带入了一个不同的分析领域，即机制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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