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嵌自由主义的妥协与现实世界的优化

正统的自由主义国际主义，这在纽约金融界是最为突出的，建议只需通过把角色由英镑改为美元，并通过结束歧视性的贸易和交换实践，来改革旧秩序。^[48]那些在美国之外普遍存在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反对力量，取决于其来自左派、右派或者中间派而在内容和强度上存在差别，但是在拒绝不受阻碍的多边主义这一点上却是统一的。^[49]正如纳克斯所察觉到的，战后制度重构的任务，就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周旋，设计一个保障甚至帮助实现国内稳定需求的框架，而同时避免导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令人困扰的相互毁灭性的外部后果。这正是内嵌自由主义妥协的精髓：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民族主义不同，它在性质上是多边性的，与金本位和自由贸易的自由主义不同，它的多边主义将是建立在国内干预主义基础之上的。

如果这是战后国际经济制度重构的目标，那么在各国之间对于下列问题仍然存在巨大的分歧：它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它需要哪种国内和国际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所需要的或者与之一致的这个目标是什么？这正是战后国际经济秩序谈判的内容。这些谈判的故事已经有人详细而且精彩地讲述过了。^[50]我在此不想再赘述。我只想简单地概括一下构成这个故事的情节的两个主题的相互结合。第一个主题是我们今天更记忆深刻的关于多边主义对歧视的主题。赢得了对于多边主义原则的坚持，特别是在贸易领域，是美国的重大历史性成就。它需要付出大量的资源。此外，如果没有一种对于内部和外部稳定之间困境的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它也不可能会取得成功，这就是这个历史的第二个主题。在此，历史看起来并不需要任何特别的行动者。事实上，从谈判一开始，美国的立场就没有英国那么“凯恩斯主义”。在美国国内，新政的社会和经济改革本来就缺乏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和纲领的连贯性，而且反对力量仍然根深蒂固。充分就业法案变成了1946年《就业法案》，表明这个国家对于国家干预一直是有矛盾心理的。这当然影响了谈判的结果。实际上，美国战后立即就开始在国外利用其影响力，例如，通过马歇尔计划、其在德国和日本的占领当局以及其参加各种跨国劳工组织，以便更直接地型塑结果，通过缓和节制劳工运动的结构和政治方向，鼓励排斥共产党参加政府，更一般地尽可能地阻止集体主义的安排，或者至少将其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51]但是，各工业国家间的这些差别只是涉及国家为了维护国内稳定所进行干预的形式和深度，而不涉及维护国内社会稳定这一目标本身的正当性。^[52]

于是，早在1941年8月通过《大西洋宪章》的同时，在英美战后经济目标的清单上，各国就联合支持多边主义，以确保国内经济增长和社会安全。实际上，多边主义进展的取得将取决于体现在1942年签署的《相互援助协定》第7条（租借）中关于扩张国内生产、就业、货物的交易和消费的进展。

然而，在货币政策方面，无论怀特的稳定化基金与凯恩斯的清算联盟之间可能存在何种差别（的确在手段上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但是它们分享了共同的目标：在多边主义的国际环境中和充分就业的国内语境中，通过各国政府间合作以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早在1943年，阿道夫·伯利（Adolf Berle）就预见到，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而做的手段的妥协，将必须“消除英国人担心他们可能不得不将使其内部社会政策屈从于外部金融政策的恐惧，并且确保美国的生产份额将不会被一种新的‘把戏’货币所索取，而且美国的黄金储备所代表的经济实力将不会被实质性削减”^[53]。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前不久发布的英美“关于原则的联合声明”中，一方面，关于提供自由稳定的兑换的共识已经形成；另一方面，用库伯（Richard N.Cooper）的话说，“双重屏障”已经树立起来，^[54]以便缓解国际收支平衡对于国内经济的束缚。自由兑换将通过废除一切形式的对于经常交易的外汇管制和限制得以实现。稳定兑换将通过设定和维护以黄金形式表达的官方平价来实现。“双重屏障”将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对于经常账户金融支付赤字的短期援助，以及为了纠正“根本性失衡”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以改变汇率的能力。政府将被允许维持资本管制。

在设计货币机制工具的过程中，最激烈的谈判是由“双重屏障”应该如何运作所引起的。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问题，凯恩斯主张设立一种国际透支便利。这将创造大约250亿到300亿美元的新的流动资金，在国际货币基金中借贷双方的总体平衡都以一个国际记账单位来表示，该记账单位将被货币化。整个安排将是自行清算的，除非一国与整个体系发生基本失衡，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借贷双方同时采取纠正措施。怀特的计划最初称需要50亿美元给国际货币基金，尽管美国最终批准了88亿美元。然而，这些基金将不得不通过认缴的方式获得。能否被允许使用国际货币基金以及贷款总额，都将根据配额来严格控制，这些配额体现在其实际缴付的认缴数额，美国最初缴纳的是31.75亿美元。而且，一个需要利用该基金的国家将不得不做出“陈述”以说明它需要这种特殊的货币来进行经常账户支付。这样，由于作为唯一的主要债权国的美国试图限制其责任，“双面屏障”的第一部分就比英国和其他潜在的债务国所期望的更加适度，也更加严格。但是，它的提供是没有问题的。在第二部分（汇率变化）问题上，在确保自动性和限制侵入国内政策领域方面，英国是更成功的。该基金组织被要求同意对于任何为纠正“根本失衡”所必要的汇率变化，而且，如果该变化低于10%，那么基金组织甚至都没有拒绝的权力。最重要的是，国际货币基金不能以这样的理由而反对任何汇率变化，即请求改变汇率的国家的国内社会或政治政策导致了这种失衡，进而才导致需要作出必要的改变。最后，最终协定的确包含了一个将某些调整负担转移给债权国的条款。这最终是通过“稀缺货币”条款来实现的，对此，凯恩斯被认为作出了重要贡献。它授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执行董事会决议，对任何已经在该基金组织中稀缺的货币进行配额供应，并授权成员国对该货币实施外汇限制。(www.xing528.com)

一旦战后商业安排的谈判开始进行了，在筹备国际贸易与就业会议的背景下，多边主义和关税削减的原则得到了确认，但是，保障、豁免、例外和限制也得到了确认，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保护国际收支平衡和各种国内社会政策。美国发现这些措施中的一些非常令人厌恶，并试图限制它们，但是，即使是在诸如使保障充分就业成为政府的一项国际义务这样非常特别的问题上，美国也只能是获得一种妥协。美国参议院随后拒绝批准《国际贸易组织宪章》（ITO），其结果是，一些更小领域的商业关系将受制于一种否则可能完全不同的国际机制权威的调整。大宗商品市场、限制性商业惯例和国际投资的调整是因此而被排除在外的最重要的领域。^[55]但是，在这些由更传统的商业政策主题组成的更小的领域内，多边主义与保障国内稳定之间的结合，在随着整个ITO谈判过程演进之后，还是没有被触动。^[56]

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总结了1947年在谈判《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时的主流共识：“在当今世界，几乎没有几个自由贸易者，没有人会关注他们的观点，没有任何地方的当权者倡导自由贸易。”^[57]美国，尤其是美国国务院，是贸易领域多边主义的主要推动者。但是，这首先意味着非歧视。减少贸易壁垒在美国的想法中自然也占有很大比重，但是这里关注的问题也主要是那些很难以非歧视的方式适用的壁垒。关税削减受到更大的国内限制。英国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他们不会取消帝国特惠制，除非美国同意深入地、线性地削减关税。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代表英国提出的商业联盟的建议，提出了这个公式，连同一套政府间贸易行为准则和保障国际收支平衡的机制。但是，美国国会必定不会同意接受线性关税削减。^[58]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使得最惠国待遇规则成为义务，但是留下了一个空白例外以允许所有现行特惠安排的存在，而且各国被允许成立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此外，数量限制被禁止，但是必须是为保障收支平衡而采取的适当的措施，明确包括因为旨在保障充分就业的国内政策而引起的收支困难。如果限制性措施与国内价格支持计划一起被使用，也可以被适用于农产品贸易领域。要求实质性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但是，这不是强制性义务，与之相伴的是，如果一个国内生产商受到由此前关税减让导致的进口竞争伤害的威胁，那么允许该国采取适当的紧急措施。该协定还提供了一个可以免除任何义务的一揽子式例外，其条件是要经三分之二以上缔约方的批准。最后，该协定还提供了解决该协定下争端和对于援引大多数（尽管不是全部）规避条款实施多边监督的程序。互惠原则被奉为一项行为准则，以指导关税削减和对所受损害的赔偿的确定。

重申一下我的核心观点：一个多边秩序之所以获得了世界的接受，这反映了美国非凡的实力和超凡的毅力。^[59]但是，多边主义和国内稳定的需求是相互结合的，甚至是互为条件的，这反映了工业化国家对于虽然步调不一但却是作为“一个单一实体”已经迈向的一套社会目标的共享的正当性。因此，将战后机制看作是自由主义的机制但在国内层面经常有许多作弊发生，这种共同的认识趋势并没有捕捉到内嵌自由主义妥协的完整复杂性。^[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