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分配和社会目的结构的变化，是与从“一战”前时代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一起共变的，因此，我们不能在任何确定的程度上说，如果只有一方发生变化，将会发生什么。然而，通过在一个单一的、限定的领域里更详细地观察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或许会更加接近准确的答案。我将专门分析“一战”前金本位下的货币机制，和在两次大战之间时期恢复金汇兑本位制的努力尝试。
我首先分析货币机制的国内方面，尽管这种区分几乎不适用于“金币”本位制下的货币，在“金币”本位制下，[32]国内流通和国际结算手段主要采取黄金的形式，因此收支平衡直接而且立刻决定了国内货币供应。在“一战”前更为人们熟知的“金块”本位制下，国内货币主要体现为票据和存款的形式，以黄金作为支撑，并以黄金固定价值，因此，在国内货币供应和国际收支平衡之间仍然存在很强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是更间接的。从理论上讲，它通过黄金流动对国内信贷供应的影响而起作用：黄金接收国的信贷扩张，黄金流失国的信贷紧缩，以结束最初导致了黄金流动的国际收支平衡不一致的方式，影响了价格和收入。这在伴随而来的货币利率的变化而得到了强化，这将抵销短期私人基金的均衡运动。在实践中，主要经济体之间的黄金流动相对较少、规模也很小。临时的缺口在很大程度上被短期资本流动所填补，以应对利息差异或者黄金输送点的细微变化。[33]更根本的调整不仅是由收支平衡对国内货币存量和信贷量的影响所产生的，而且是由收支平衡通过出口收入对国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直接影响所产生的。
总之，即使是以不那么纯粹的形式，“一战”前的金本位制是建立在关于国内货币政策的根本目的和国家在国际和国内经济活动中失衡水平调整过程中的角色的假设基础之上的。关于前者，用布鲁姆菲尔德（Bloomfield）的话说，货币政策的“主导性的和压倒一切的”目标是维持黄金平价。“中央银行政策是一种便利实现和维持合理稳定的经济活动和价格水平，这种观点在近几十年来被广泛认可和接受，但是，在1914年以前几乎没有被想过，而且肯定不会被接受作为一种正式的基本政策目标。”[34]同时，就调整过程的启动最终是为了获得外部稳定而言，国家的节制就是必需的，以免破坏国际收支平衡、黄金储备和国内信贷供应、收入和需求的变化之间均衡联系。这与试图冻结黄金的局部努力并不是不相容的。正如纳克斯（Ragnar Nurkse）所言：“为此目的所要求各国不应通过人为的措施去试图控制他们国民的收入和支出，这一要求在自由放任的时代被普遍满足。”[35]
要想确切地说出这些假说是什么时候开始不再起作用而相反的假说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受到认可，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很显然，在“一战”以后，日益增长的趋势是，“使国际货币政策顺应国内社会和经济政策，而不是与之背道而驰”[36]。以外汇形式体现的货币储备比例在1913年至1925年间增加了1倍以上，达到了27%，到了1928年，又增长到42%。而且，国际储备越来越开始成为抵御外部经济力量的“缓冲器”，而不是作为它们的“传送器”。纳克斯发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各国中央银行的国际和国内资产更多是向相反的方向而非向相同的方向流动。[37]在1931年金汇兑本位制解体后，外汇平准基金成立，旨在提供比“中立化”更多的缓冲。在很多情形下，单纯的稳定化是通过直接的外汇管制，而黄金集团国家则试图通过进口配额实现类似的隔离。各国政府都已经发展出了越来越积极的干预国内经济的形式，以影响物价和就业水平，以保护它们免受外部混乱因素的冲击。[38]国际货币秩序分裂为五个或多或少有所不同的集团，每个都有自己主导性的货币安排。
在国际层面，毫无疑问，“一战”前的金本位制度在一如既往地运作着，因为英国在其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一般地说，“如果保持一个自由的进口市场，维持投资资本的流动，并作为最后的贷款方而行事，是作为一个国际体系‘担保人’的标志，那么英国满足了它在19世纪国际经济中的这种角色”[39]。更具体地说，在货币政策领域，正是英国货币作为外国企业、银行甚至中央银行持有的主要交易通货的地位，赋予了英国央行的影响地位，以塑造与其根本承诺和机制动力相一致的国际货币条件。然而，这个机制稳定的关键问题，不仅在于英国自身的某种程度上的物质至上地位，而且在于“各国货币当局倾向于‘遵循市场’进而间接地遵循英国央行，而不是声称坚持它们自己的独立国家目标”[40]。因此，国际金本位制建立在英国的特殊地位和关于国家在国内货币政策中的角色的主流态度基础之上的。它反映了一种真正的如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说的“霸权”。(www.xing528.com)
那么，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又如何呢？反事实的历史编纂学并不比一个理想环境下的室内游戏更好。当一个结果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经济中的制度失败一样是被过度（overdetermined）决定的，它就特别值得怀疑。[41]但是，还是可以合理地假定，随着放任自由的货币政策的终结，“除了在其自己的帝国体制内，（新的）货币领导者将需要拥有比英国曾经拥有的更多的货币影响力和政治权威”[42]。而且，在英国霸权苟延残喘的情形下，正如在国际联盟金融委员会的情形下，这种结果并不是有益的。例如，那些使其货币被国际联盟所稳定化并且在主要国家固定了其货币利率之前被置于金汇兑本位之下的东欧国家，这么做是付出了很大的国内社会代价的。[43]而且，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几乎每一次尝试构建一个由英国扮演主导地位的可行的国际货币机制的努力，都谴责当下流行的国家政策的社会目标，同时呼吁尽快回到“健康金融”的原则[44]。后果当然是适得其反的：就像国际联盟所追求的集体安全和裁军修辞一样，在某种程度上被用来在道德上破坏了权力平衡体系，但却没有提供可行的替代方案，国际联盟和随后陆续召开的货币领域的国际会议都在努力否定国内稳定政策的正当性，而同时却仅仅提出了不可接受的金汇兑本位制取而代之。[45]
因此，毫不令人惊讶，除了英国受到其自己的意识形态、制度经历并且愿意付出国内社会稳定的代价之外，在主要国家之中几乎没有国家接受这种做法。[46]总之，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构建国际经济机制努力的失败，并不是因为缺乏一个霸权国家。它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即使曾经存在一个霸权国家，它们也是与国家在市场和社会之间的中介地位存在矛盾的，这种中介地位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内和国际政治权威的社会目的。正如纳克斯在1944年注意到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存在着不断增长的趋势是，使国际货币政策顺应国内社会和经济政策，而不是相反。然而，这个世界在经济上仍然是相互依存的。一个适合于货物和服务多边交易的国际货币机制，而非原始的双边易货贸易，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仍然具有根本的必要性。问题是需要找到一个与国内稳定相一致的国际货币关系体制。如果这个时期不只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停战，将会演进出来的解决方案无疑一直是具有妥协性质的。[47]
最终，的确如此。“二战”以后恢复的自由主义在性质上是不同于我们之前所知道的自由主义的。我给它的术语是“内嵌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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