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权威关系的国际化研究与优化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因其著作《大萧条》，而在确立“霸权稳定”模式的功效方面刚刚取得了领衔地位。^[23]他后来设法写了一篇分析自由贸易在西欧崛起的论文，但却甚至都没有提到英国的经济霸权作为一种可能的解释来源。^[24]相反，他更关注国内政治权威与经济过程之间关系的秩序重组。他提醒我们，自由贸易首先应归因于庄园（采邑）制度、行会制度和所谓的供应政策的普遍崩溃，通过这些制度，一种复杂的社会规制结构而非市场交换，决定了国内和国际经济活动的组织。实际上，为了自由贸易而采取的最初措施，就是取消出口禁令，这些禁令限制了原材料、机器和手工业者的向外流动。直到1820年代和1830年代，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更晚，这些禁令才大部分被取消。其次，这种刺激“来自于特定优势群体的直接自私利益……”。^[25]在荷兰，这些人是商人、船主和银行家。在英国，则是受到曼彻斯特学派知识霸权支持的制造业部门。在法国，主要是采用进口材料和设备进行生产的工业部门，尽管如果不是路易·拿破仑出于与此无关的国际外交而实施了自由贸易，这些部门就不会胜过与之相反部门的力量。在普鲁士，是谷物和木材的出口商，尽管俾斯麦并不反对利用贸易条约来追求更广泛的目标而且自由贸易条约看起来也很流行。在意大利，是加富尔（Cavour）地区的努力胜过了缺乏组织的反对力量。同样的特殊因素也在比利时、丹麦、挪威、瑞典、西班牙和葡萄牙发挥了作用。但是，这些不同的力量是如何汇聚成了一种自由贸易的政策回响呢？金德尔伯格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这个时期的欧洲不应该被视为各个分立的经济体的组合，而应该被“作为一个因为意识形态或者也许是学说上的理由，而迈向自由贸易的一个单一实体”^[26]。市场的形象越来变成了一种迷惑人心的社会隐喻，而且被用来集中各种不同反映来达成自由贸易的结果。而且，除非认为意识形态和学说存在于社会真空之中，否则，市场理性的权势就必然与中产阶级的政治和文化权势相关。用波兰尼的别人无法模仿的话来说，“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是被计划出来的……”^[27]

总之，这种我们称之为“权威”和“市场”之间的平衡的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重新界定了国家权力被期待用来在国内经济中追求的正当的社会目的。国家的角色变成了建立和保障自我调节的市场。这种转变在西欧各地同时出现，并以不同的进度各自发展。当然，这种转变的发生在整个西欧程度是不完全相同的，节奏也不是一致的。而且，当然，在其他地方，这种转变并没有像在英国那样深深扎根并持续这么长时间。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与这种新的经济秩序的全球扩张有关，也更得益于其稳定性和持久性。然而，建立在货币和贸易国际机制中的这种权威关系，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的平衡。

这些关于政治权威在经济关系中的适当范围的预期没有能够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存活下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末期，尽管有过恢复的尝试，但是，毫无疑问，它们已经被彻底毁坏了。波兰尼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有利视角，回顾了这“‘二十年’危机”的时期：席卷整个欧洲的来自左派和右派的各种群众运动，在1917年到1920年间中欧和东欧的革命运动和反革命运动的动荡，英国1926年的总罢工，尤其是，相继而来的，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制，苏联发起了五年计划，美国推出了新政，瑞典的非正统预算政策，法西斯意大利的法团主义（corporativismo），和德国与纳粹“新经济秩序”的国内国际变种伴生而来的经济引导（Wirtschaftslenkung）。通观这些纷繁多样的事件和事态发展，他看到了反抗市场理性的社会运动的共同主线。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再一次经历了深刻的实际上是巨大的转变，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已经全部牢牢抓住了国家，努力谋求对市场力量重新施加更广泛、更直接的社会控制。19世纪晚期，一旦国内的转型开始了，正统的那种国际自由主义就注定气数已尽。因此，波兰尼感觉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期间，那些在国际层面试图恢复自由主义的种种努力，尤其是以金汇兑本位制的形式，注定是一场悲剧，因为它们早已经不再具有相应的国内社会基础了。波兰尼认为，将“二战”之后出现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一方面标志着“资本主义国际主义”的终结，因为各国政府吸取了教训，国际层面的自动自由（automaticity）与国内层面积极（干预）的国家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和潜在爆炸性的矛盾；另一方面则预示着通过各国政府间合作的方式有意识地管理国际经济交易的转变开始出现。^[28](www.xing528.com)

波兰尼对于未来的一些想法受到了将要直接负责谈判货币方面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那些个人的欢迎。在大萧条深重之际，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已经在思考如何缓解国内经济免受外部不稳定的冲击而与此同时又不牺牲国际经济关系带来的好处的问题了。“我猜测，这道路可能在于集中化控制外汇和贸易的方向上。”^[29]实际上，怀特在1934年向莫斯科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调查研究所申请了一笔学术资助用于从事规划技术的研究。不过，相反，后来他接受了邀请，来到了华盛顿，开始从事美国新政的工作。对他而言，凯恩斯（Keynes）在1940年加入英国财政部后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起草一个广播讲话文件，旨在反驳柏林的德国经济事务部部长和国家银行总裁瓦尔特·冯克（Walther Funk）关于“新秩序”将带给欧洲和世界的经济和社会好处的宣传主张。凯恩斯奉命宣传强调传统的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度的优势。但是，他觉得，这“将不会有太大的宣传价值”。英国不得不提供“与冯克博士所提供的一样的东西，只是我们应该做得更好而且更诚实”。^[30]他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只有一个完善和改进了的沙赫特的策略才能在战后恢复平衡。“假定存在某种运行平稳的自动调节机制，只要我们相信放任自由的方法，它就能够保持均衡，这是一种学说的幻象，它无视历史经验的教训，而其背后又没有健全的理论支持。”^[31]

波兰尼关于资本主义国际主义的终结的预言在后来出现的生产和金融国际化中已经站不住脚了。怀特的观点在他因反共政治迫害而被赶出华盛顿之前，就已经因官僚内部的谈判和在国会中的对立过程而大大改变了。美国的阻力进而削弱了凯恩斯雄心勃勃设想的多边变种。然而，关于市场和权威的平衡的门槛已经被跨过，政府将对国内社会安全和经济稳定承担更大的直接责任，在这个关键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是对的。选举权的扩大和工人阶级的政治选民、政党甚至政府的出现是其部分原因。但是，对于社会保护的需求几乎是普遍性的，它来自所有政治派别和所有社会等级，只有正统的金融圈子可能是例外。不管怎么样，要想避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灾难的重演，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将不得不反映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这种变化。在这一点上，波兰尼、怀特和凯恩斯的前提也都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