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模式”在国际机制中的效果如何？丹尼尔·德瑞兹纳在《经济制裁的隐藏之手》中指出：即使将制裁作为实现外交政策的工具，决策者倚赖于制裁的想法也非常可疑，因为研究已经表明，制裁无法压迫目标方同意决策者的要求。断定“制裁无用”的著名学者的名字可以开列一张长长的清单。并且这种负面评价在“冷战”结束以后更加强化。[69]安东尼奥·卡塞斯则在其《国际法》中认为，经济制裁以及其他和平制裁的目的并非为了在经济方面给不法行为国造成损害——国际关系的历史已经大量表明经济制裁在实践中不起作用。[70]研究联合国武器禁运的艾利克斯·维纳斯也称，虽然“冷战”结束以后，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关系的缓和促使它们共同批准的制裁增加，但对这些制裁的学术评估表明，制裁的效果多为宣示性的，而非实际的。[71]根据伊利沃特的统计，在1914年到1998年的170多件国际经济制裁的案件中，有150多件发生在“二战”之后，其中“冷战”结束的1990年到1998年间就发生了50多件。与数量增加形成对比的事，经济制裁的成功率在下降。1938年到1972年间，迫使对方做出行为改变，达到制裁目标的成功案件为67%，1973年到1990年则下降到22%。[72]
这大概是“执行模式”在国际机制中运用始料未及的效果。按照它的设计，通过“执行性”的制裁增加违法国的行为成本直至超过违法收益，是可以促动他们放弃个体违法，解决国际法遵守中的“协作性博弈”困境的。“使用经济制裁的逻辑很好理解。目标国家遭受来自制裁实施国的不利益。由此造成的成本，或者对此成本的恐惧导致目标国按照制裁国的要求调整自己的行为。”[73]那么，为什么国际制裁在实际运用中并非如其设计的那样，强制越大，效果越大。“执行模式”是否能够有效解决国际法遵守中的“协作性博弈”？可以从国际制裁成功的三个决定性因素——制裁的程度，目标国承受制裁的能力以及制裁国施加制裁的意愿和能力出发，探讨“执行模式”的实际效果及其机理。[74](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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