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以恢复联合国席位为转机，不仅与欧共体（欧盟）、东盟、阿盟、非统（非盟）等组织展开了频繁的交往，更积极加入了国际电信联盟、万国邮政联盟、国际海事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国际货币金融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等机构。[167]但是，早在1995年的时候，James V.Feinerman就指出，中国对于国际法的态度是混合的，各个领域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未来的趋势则必然是对国际秩序的进一步参与。[168]人们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广大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和主权国家，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21世纪国际法律秩序的维护与发展”应当具有重要的作用。[169]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加速了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参与国际事务日渐增多。其中不仅包括密切参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等多边国际法条约的谈判，也包括迅速签署了一批多边条约，而且和很多国家谈判，签署了经济贸易、司法和对等双边条约。在融入国际体制的诸项努力之中，最令中国人印象深刻的是加入WTO，在WTO中遵循国际法规范，并积极参与争端解决。在经济和邻国关系领域，积极发展与东盟、G8、G20的关系。[170]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在收回香港、澳门的谈判中，尝试了领土收复的新办法，推进着国际法的发展，丰富着国际法的内容。中国还制定了《领海及毗连区法》《缔结条约程序法》《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等一系列国际法领域的规范。[171]在21世纪初，提出了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的主张，绘制了中国版本的国际秩序新图景。[172]
当然，仍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不仅感受到了国际法治自身发展的诸多障碍，例如在武力使用、反恐活动和对外干涉中所存在的大国政治的痕迹，2001年启动的WTO多哈回合谈判久拖不决、陷入僵局；而且经常感受到一些大国所存在的遏制中国的态势。例如，2013年，美国与欧盟以多年的商讨为基础，开始就名为《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的自由贸易协定开展谈判，这一协定拟建立一个占世界GDP 40%的经济区，成为1994年WTO成立以来最大的贸易协定。与此同时，美国与新加坡、澳大利亚、越南和日本等亚太地区几个最活跃的经济体进行《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的磋商，提升美国与这些经济体的贸易关联程度。美国和诸多经济体磋商、形成自由贸易协定，不仅存在排除多边贸易协定的问题，而且其排除中国的立场也显然对国际贸易体制的公正性产生冲击。(www.xing528.com)
由于国际关系中的大国政治特质，由于中国长期属于弱小国家的境遇，由于国际法属于弱法的状况，中国与国际法交往的长期经历无法让中国人树立起对国际法的信任。国际法给予中国的大多是一种“负反馈”，中国常常是抱着对国际法的一腔信心和热情而来，却不得不满腹失望地离开。这种经历使得中国增强了对于实力的关注、对于政治与经济博弈的重视，而不是对于法律规范的期待。中国在国际制度中所信奉的格言大略可以总结为：落后就要挨打，求人不如求己，指望法律制度不如自力更生、奋斗自强。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虽有认同国际体制的趋势，但真正发展起对于国际法律机制的信赖为时尚远。当代的国际法仍然主要是西方文化的一种表现，存在着一些文化倾向性和制度公正性的问题。如果说中国对于西方文化的心态是既欣赏又防范，既喜爱又抵触的话，那么对于国际法则是既期待又防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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