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就在苏联、印度等国的帮助之下，从第四届联合国大会开始，寻求驱逐国民党在联合国的代表，确认来自北京的代表的合法席位。但是，这种努力由于美国等代表的阻挠，却迟迟没有成功。[142]此期间，中国到联合国参与了关于台湾问题的辩论，伍修权表达了中国的主张，但主要是一种政治话语，而不是法律分析。在第六届联大上，美国更以“中国侵略朝鲜”为借口，操纵大会通过决议，延期讨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的问题，并持续了十年。[143]中国被迫参与到朝鲜战争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进行的第一场大规模武力行动，虽然朝鲜战争背后有着复杂的国际背景，[144]但名义上毕竟是中国与打着“联合国军”的英美军队进行作战。[145]1950年10月，中国向联合国安理会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要求出席会议，并参加讨论。伍修权、乔冠华等代表虽然在会议上慷慨陈词，但中国代表的提议仍然被拒绝。[146]在这种情况下，认为中国对国际体制有好感和信任，而不是怀疑和抵触，恐怕也是不可能的。这种关系至今对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外交立场仍有影响。[147]因为联合国对中国的不公正待遇，周鲠生教授在《国际法》中说：“联合国[前]20年的历史是不光彩的。联合国组织自成立以来，一直在美帝国主义控制和操纵之下，违背宪章规定的宗旨和原则，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做了很多坏事。”[148]
如果再考虑中国被隔绝于国际法的主要场域之外，无缘得到绝大多数的国际法资料，无缘知悉国际法的发展进程；再加上与苏联闹僵，对苏联的国际法主张、实践也变得疏离，所以中国在20多年的时间里，确实成了名副其实的法外国家。[149]在此期间，中国基本处于国际体制之外，作为国际法的观察者和批评者，而非参加者、践行者。但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并没有被降低和削弱，依然作为东方大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被认为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其中很大一部分应归因于核武器尝试取得成功。(www.xing528.com)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国际法实践主要体现为废除旧有的不平等条约、肃清列强在华特权、收回外国兵营、恢复关税自主等。当然，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中国也仍然参与了一些国际法律事务，例如参加日内瓦会议、亚非会议等等，并明确表达了遵守国际人道法规范的意愿，特别是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于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具有重要的影响。[150]此后，中国又支持了越南人民的战争，反对美国；与美国在日内瓦进行了会谈。1971年，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所替换，继而，中美、中日的关系开始解冻。[151]1974年，邓小平赴联合国参加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讨论，中国走向了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历史进程，与国际法的关系也日趋贴近。[152]这些实践丰富了国际法、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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