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政治的发展看，19世纪的世界中心在欧洲。18世纪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的进程洗礼了人们的道德意识，提升了全欧洲的理论水准。[22]在政治结构上，西方国家形成了较为妥当的合作机制，由此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维护欧洲总体和平的局面。中世纪前期的欧洲是一片令人沮丧的景象，罗马帝国衰亡，土地贫瘠，气候寒冷，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宗教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但是，在商业和知识的推动下，中世纪后期的欧洲迅速在10世纪步入黎明、走向春天，[23]以宗教改革确立了新的政治体系，并通过文艺复兴、大学建立、罗马法的复兴形成了新的法律文化，[24]1625年格劳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以及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及其后的欧洲条约体系，奠定了西方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基础。[25]如果说欧洲政治发展是一部野蛮和诡诈相交融的历史的话，其国际关系、国际法就更是充满了战争的色彩，国际秩序是战争之后的秩序，国际和平是战争获取的和平，[26]国际法是战争与和平的法律。
虽然有一些西方国际法学者（特别是卡尔·波兰尼）认为，从1814年的维也纳会议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社会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和平时期，[27]国际法也得到了长足进步。不容否认，在这个阶段，不仅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而且实证法层面的国际法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形成了一系列的国际条约，条约数量增多，处理的事项范围也日趋广泛；[28]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初步形成，以仲裁为主的争端解决方式获得了广泛的认可；[29]在知识产权、跨国水域等方面还形成了一些初步的国际组织。同时成立了一些致力于国际法编纂的研究机构，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30]
百年和平的说法从欧洲和北美的角度来看大体正确，但可能仅仅是对西方文明史不完全的判断。如果从全球的角度观察，就会发现它掩盖了殖民逻辑的延伸：因为与西方和平同时发生的是“持续不断的战争伴随着工业文明的步伐侵入古老文化或原始民族的领域”[31]。无论是在非洲还是在拉丁美洲，都存在着殖民剥削和压迫，也存在着大规模的反殖民运动。[32]特别是在亚洲，列强争夺殖民地的行径一直在持续，在文明口号的掩盖之下出现了很多大规模烧杀抢掠的情况。这是一个由于均势而获得和平的时期，同时也是欧洲高度扩张的时期。继14世纪欧洲各国的海上霸权和征服活动之后，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在欧洲列强和美国的剥削、压迫下，输出了大量财富和劳动力。[33](www.xing528.com)
国际法的表面繁荣不足以支撑乐观的态度，当时的国际法顺应了西方列强进行殖民掠夺、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形成了对于强国的依赖，通过一系列的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对于弱小国家的权利予以压榨。因为国际法的规范被认为仅适用于“文明国家”之间，实际上仅仅是“欧洲公法体系”（Public Law and System of Europe），[34]是大国之间彼此礼让的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法的公正实际上仅仅是表面的，它更多是强权政治的外衣，本质上以强凌弱，是殖民体系的代言和维护者，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群体则仅仅是被宰割的客体，[35]这种帝国主义的国际法使得其内部危机四伏、外部霸权掠夺的色彩十分明显，而远远没有达到实质正义的程度。[36]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