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某某强奸案
此案是10起个案中惟一的依法不公开审理案件，特别是在刑事诉讼法自2012年大修，新增少年司法制度后，其案情信息的发布与传播经受着严峻考验。观察显示：这个依法不公开审理案件，其案件信息的披露与传播量远远大于绝大多数公开审理的案件。案情信息发布与传播的违法与无序之严重，自有刑事诉讼法以来所未见。李某某案的判决结果与主流舆论的期待完全一致，而形成这些舆论的基础却源自一系列严重违反程序法的非法发布与传播行为。
（二）药家鑫杀人案
此案审理过程中，一直有舆论主张重视自首情节，可以不判处极刑；最高法院也有法官认为“按照最高法院的标准可以不杀”。[116]事后药家鑫之父在与张显名誉权一案中两审胜诉的审判结果告诉社会，那些引起舆论极大不满与愤怒的社会舆论，与张显发布或转发大量不实之词直接相关。在可杀、可不杀的两种选择中，审判结果屈服于舆论压力。
（三）吴英集资诈骗案
本案最初并未被舆论特别关注，舆论真正发酵是在一审判决死刑，立即执行之后，关注的重点涉及民间资本借贷、死刑等重要法律制度，以及被告吴英是否“罪不至死”。由于许多具有影响力的专业人士参与讨论，观点意见激烈碰撞，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力量，以至于国务院总理出面表示关注。最终的审判结果，吴英改判死缓。2014年11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公布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117]，拟取消包括集资诈骗罪在内的9个罪名的死刑，显示出吴英案中舆论作用的正面价值。
（四）黎庆洪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此案共同被告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律师多，形成了本地舆论与外地舆论对抗的局面，特别是律师的声音通过外地媒体的报道得以较为充分地传播，客观上对本案审判信息与法律观点的平衡表达产生了积极作用，也使律师在法庭上发布庭审的微博信息的合法性问题提上日程。本案反映出目前我国案件舆论形成的复杂局面：它是本地官方媒体、外地市场媒体、自媒体共同作用的结果。它表明，媒体上只有警察和检察官的声音不足以维护司法公正。
（五）彭宇损害赔偿案
在几年时间里，此案的审判结果一直被舆论指为不公正，并产生了不良的社会效果。但直到几年后公众才得知，其实彭宇确实与老太发生碰撞，法院出于和解协议应当保密的原因，对社会舆论消极对待，对媒体的质疑无所回应。而媒体对基本事实缺乏准确把握，预设道德立场的宣传思维也是这一案件的失败传播最重要的教训。
（六）时建锋诈骗案(www.xing528.com)
此案最初受到媒体关注是在一审判决之后，媒体质疑据以定罪的“天价过路费”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却不料追问过程中发现本案被告人其实蒙冤，而真正得犯罪另有他人，最终审判结果从程序到实体均实现了正义。此案舆论种瓜得豆的结果，将媒体对案件的报道与追问的积极价值展露无遗。
（七）李昌奎杀人再审案
此案二审已经将原审一审判决的死刑立即执行死刑改判为死缓，案件已经终审，却因舆论的作用而提起再审。在案件事实、法律依据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改判死刑立即执行。考虑到我国死刑政策是少杀慎杀，在不杀判决已经生效的情况下又因舆论而改判，破坏了已经生效判决的确定性，是司法审判屈服舆论压力的典型一例。
（八）邓玉娇故意伤害案
本案在侦查阶段即舆论汹涌，警方一次次主动披露案情，促使媒体、律师均表现得极度活跃与煽情，审判尚未开始，案件早已标签化，为平息舆论，审判结果表现出司法权对舆论的明显妥协。
（九）许霆盗窃案
本案受到舆论关注是在一审做出判决之后，许霆一审判处无期徒刑是否量刑过重、罚不当罪，是百家媒体投入关注的重点所在。最终改判有期徒刑五年的审判结果表明，舆论的关注与追问在此案改判过程中具有积极意义。
（十）刘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案提审
与李昌奎案类似，最高法院的提审与改判，虽然有法律依据，符合程序，但也破坏了生效裁判的确定性。与李昌奎案不同的是，刘涌案的改判，早在侦查阶段早已埋下伏笔，与李某某案、药家鑫案一样，警方发布了有罪推定的确定信息，媒体预设了嫌疑人“罪大恶极”的立场。等到开庭时，整个社会对审判结果早已持有“必须处以极刑”的预期了。只要有点星火，便成燎原之势。
以上10起个案，其中有一起是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8起是依法公开审理的案件，一起调解结案的案件存在部分案件信息不公开的情况。一起是民事损害赔偿案件，其他9起是刑事诉讼案件，而这9起刑事案件中又有4起死刑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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