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述标准存在的问题之一体现在，未能有效解决地方立法实践所遇到的问题，集中表现在地方性法规与上位法具体条文、上位法立法精神和原则之间关系的判断方面。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方性法规扩大上位法规定的权利范围。如《大连市法律援助条例》扩大了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所规定的援助范围，将工伤、环境污染、食品药品安全等造成的人身伤害列入法律援助的范围。在这种情形下，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虽然与上位法的具体条文不同，但是与上位法的立法目的和精神是相同的，因而不宜据此将地方性法规判断为与上位法相抵触。在这一方面，似乎只要地方性法规遵守法律保留原则，尊重中央专属立法权，则适宜做出不抵触的判断。
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第二方面，即地方性法规增加了上位法未规定的处罚等不利后果，增加公民义务。例如，《三明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规定，对一些影响环境卫生的行为，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而《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则规定对这些行为处以10元至50元罚款。很明显，下位法与上位法的具体条文相抵触，却又与上位法治理城市环境的立法精神和目的相一致。面对这样的情形，有观点明确提出，应该恪守严格形式主义立场，判定其为抵触。而立法实践中，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则基于现实合理性批准了这件地方性法规。[36]是否可以由此推断，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并不认为这种情形是抵触？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地方立法实践中的另一种典型表现形式是，在上位法仅规定义务性规范，但未作出相应处罚规范的情况下，地方性法规能否自行增加行政处罚规范？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37]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行政法室对其的释义来看，地方性法规不得自行增加公民义务。[38]而实践中，地方人大常委会则认为，上位法并没有规定对相应行为的处罚，也没有规定处罚的种类和幅度，因而这种情形不属于抵触。[39]其中存在的分歧，自然可见。(www.xing528.com)
由此可见，现有地方性法规抵触上位法的标准，并未为立法实践提供确定的依据，并且似乎与实践中的做法相矛盾。因而亟须转换思路，重新划定抵触标准，以更好地指导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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