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特色”是地方立法的主要特点和立法质量的重要衡量指标之一。从可查找到的文献来看，早在1996年就有立法实务界人士提出:“地方立法就应该体现‘地方特色’……‘地方特色’是地方立法的精髓、核心，没有地方特色的地方立法是违背国家赋予地方立法权的本意的。”[18]
以浙江为例，早在1963年，浙江基层社会治理的“枫桥经验”就已经闻名遐迩于全国，毛泽东曾在当年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19]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枫桥经验”再作出重要指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20]再比如，浙江可以说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桥头堡、“互联网+”的先发地。数据显示，浙江省移动支付总额及人均支付金额均居全国第二，全国电子商务百强县和淘宝村的数量均居全国第一，电商专业村数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21]
这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改革成果和经验亟须通过立法加以固定，但它们涉及乡村振兴的诸多方面，如何融入立法文本，并不容易抉择。因为，具体到法律法规文本中，体现地方特色又可分为专章体现与分散体现两种方式。专章体现让人一目了然，更能凸显本地特色；分散体现虽将地方特色埋没于众多法条之中，但可精简立法文本篇章结构，内容也更加协调。(www.xing528.com)
笔者认为，例如“枫桥经验”属于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内容，适合放入“乡村社会治理保障”一章；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工程属于农村文化建设方面的内容，适合放入“促进文化振兴”一章；而“互联网+农村物流”“电子商务进农村”“电子政务进农村”“互联网金融服务”等均为依托互联网、大数据平台为农业产业、农村金融、乡村治理等诸多方面提供便利化服务的内容，不宜放入前述“五大保障”“五大振兴”章节当中，宜另外设置专章——“智慧乡村建设”，来凸显地方特色。
通过加强地方特色条款内容的设计，科学合理地将地方特色融入“振兴条例”，可最大限度避免对现有中央政策规定、未来国家“乡村振兴法”的重复性立法，可增强地方立法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提高地方立法的精细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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