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本身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也没有任何一部现行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过界定。相对于“历史”而言，“文化”为后置词汇，且更具复杂性与特殊性，因而，要理解“历史文化”，首先要理解的是“文化”的概念。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Tylor）在1871年首次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进行了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3]
在我国语境中，“文化”一词具有多重含义。第一层即古代意义上的文治教化。“文”与“化”同在一句子中最早见于《易经·贲卦》：“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词源而言，将“文化”合而为一使用的最早出于西汉。《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里的“文化”与“武兴”相对，指的就是“文治教化”的意思。第二层是教育知识意义上的文化常识，也即对个人而言的“文化水平”与“知识程度”。第三层即是生活方式与生活要素意义上的文化，突出的是人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此种含义的由来始于近代历史上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日本学者将汉语“文化”翻译为西方语境的“Culture”，亦即自泰勒以降，西方学者将文化视为人类后天习得之物，并从不同角度对文化作出的定义与理解。第四层是强调无产阶级领导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指社会的上层建筑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与组织机构。[4](www.xing528.com)
显然，《立法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提及的“历史文化”中的“文化”与前两个层面上的含义并不契合。而第四个层面的政治与阶级因素在此表现得也并不明显，更多的是与《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等法律法规中的“文化”相契合。[5]因而，我们应当从第三个层面去理解“历史文化”中的“文化”一词，即文化是人的精神活动及其活动产品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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