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我国地方立法权主体的扩容过程，可以发现经济因素始终与之相随。以“较大的市”为例，其享有地方立法权与它们的工业地位、区位优势是密切相关的。在19个“较大的市”当中，鞍山、大同等地具备煤炭、钢铁等资源优势，是重要的工业生产基地；青岛、宁波等地是沿海城市，具备良好的对外开放优势；重庆等地则是西南重镇。我国改革开放带来市场经济的繁荣，随之而来也产生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利益诉求的多样化。而改革开放政策一开始就不是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或者说全国并不是同步开放的，一些沿海地区因为具有区位优势而率先获得政策优势，东部沿海地区得以率先发展。在这种情形下，全国范围内尚未形成统一的市场，各地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自然存在差异，对立法资源的需求自然也各有侧重。改革开放初期，沿海地区对于引进外资、中外合资、合作经营等方面的需求更加突出，而其他地区在这方面还少有甚至基本没有什么需求。对于这种情况，因地方立法主体更贴近当地的利益主体，也更易听到相应的利益诉求，从而能够将多元利益主体的诉求通过法律表达出来，平衡不同利益主体的冲突，确认合法利益，由当地的权力主体来制定规范无疑更为合适。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全国统一的市场基本形成，城市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城市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因此越来越多的经济发达城市申请成为“较大的市”。温州、南通、东莞等城市追求成为“较大的市”的动机之一，无疑是为了获得地方立法权，从而为解决社会治理新问题、促进经济转型发展提供法律依据。2015年修改后的《立法法》赋予“设区的市”一定程度的立法权，无疑也是正视了现实中越来越多城市经济总量、城市规模、人口数量等方面的发展对立法权的需求。(www.xing528.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