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原心定罪，是指董仲舒等人依据《春秋》等儒家经典为决狱指导思想，从中总结出的审判原则，要求审理案件时，分析案情、定罪处罚，必须考察行为人的动机、目的等主观方面，以契合现实的政治需要。董仲舒是将儒家的经义应用于法律的第一人，以儒为体，以法为用，德刑不偏废，是真正沟通德治、法治，融会儒法两家思想于一的实行家。[1]《晋书·刑法志》载：“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折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其后，引经决狱者甚众，散见于《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列传中。如《史记·儒林列传》载：“（吕）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春秋繁露·精华》载：“《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罪同异论，其本殊也。”即依据《春秋》的精神审理案件，应当以犯罪事实为根据，考察行为人的动机、目的等主观方面。若行为人动机不纯、目的邪恶，即使尚未着手犯罪或犯罪未遂，也要予以处罚；对共同犯罪的首要分子，更要从重处罚；若行为人的动机、目的纯正，即使犯罪既遂，也可以“赦而不诛”或减轻刑罚。又载：“《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2]而“志善”与“志恶”的分水岭为基于现实政治需要、取舍后的《春秋》等儒家经典的精神。凡符合现实政治需要和儒家道德准则的，便是“志善”，违背的则为“志恶”，即舍弃功利主义，而采取伦常主义。
在汉代，可用来作为判案依据的儒家经典主要有《诗》《书》《礼》《易》《春秋》等，其中以《春秋》最为常用。这大体上是由《春秋》的功能决定的。“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3](www.xing528.com)
任何一种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思想和制度，都不会是脱离时代的凭空设想。尽管自汉朝以来对“原心论罪”的评议褒贬不一，但置于特定的时空下，是批判还是还正，结合定罪制度，值得思考。笔者以为，原心论罪在扬弃客观归罪倾向的立场上，是值得褒扬的，但需警惕其过分强调“原其志”、弱化甚至虚化“本其事”易滑入主观归罪的危险，应还正“本其事”基础上的“原其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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