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主观主义立场。日本学者西田太一郎认为，在儒家所倡导的定罪原则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春秋之义，原情定罪，赦事诛意’‘春秋之义，原心定罪’。在定罪量刑方面，犯罪的动机和心情要比犯罪的行为重要。换句话说，根据其动机的善恶来确定是否有罪和刑罚的轻重”[21]。例如，董仲舒曾经对“殴父”进行过解释：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曰，殴父也，当枭首。论曰：“臣以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与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22]可见，“殴父”不仅是指客观的行为，还应该包括主观的罪过。这种解释比秦朝时的完全按照客观行为进行解释的做法，有了进步。只是后来春秋决狱对主观因素的强调过了头，出现“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从主观主义走向了主观归罪。[23]
2.合理性优于安定性。合理性是指刑法解释的结论应该做到罪刑相适应；安定性是指刑法解释应该严守罪刑法定原则。在现代刑法中，罪刑法定是最高原则，其地位应该优于罪刑相适应原则，各种刑法解释的运用都受到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但是，“对中华帝国刑事制度发生长期、稳定影响的原则，首推刑罚应与犯罪相适应原则”[24]。在刑法解释中，追求罪刑相符的冲动总是胜过对罪刑法定的坚守。
例如，张陈氏最初因为逼迫妇女卖淫而被判处流刑，并被允许缴纳赎金而不实际服刑。后来，张陈氏再次逼迫妇女卖淫。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张陈氏前后两次逼迫妇女卖淫的行为应该适应同一法律。该法律条款规定了两种刑罚选择：第一，对于该犯再次判处流刑，并允许以赎代刑，而这一处理已被证明没有效果。第二，对于该犯判处流刑，并规定不得收赎，这一处罚是非常严厉的，因为它将使该妇女永远地与其家庭相分离，其严厉性仅次于死刑。刑部对于上述两种法定处理方式均未采纳，而是判处张陈氏监禁三年。[25]显然，刑部认为法定的处理方法要么过轻，要么过重，从而在法定的刑罚之外选择了一种更合理的处罚。这反映了在传统定罪中，对合理性的追求胜过对罪刑法定的坚持。
3.国家法益优于个人法益。在传统的封建刑法中，国家法益与个人法益两者不是处于同一水平的，国家法益总是优于个人法益。这种刑法理念深刻地影响了刑法的解释。例如，在两个“凶器伤人”的案件中，司法官员的解释表现出与现代法官完全不同的思维。在“刘殿臣案件”中，被告人刘殿臣最初手中并无任何器械，在殴打被害人时，拾到一把铁尺，并随即用拾到的铁尺殴打被害人。审理此案的河南巡抚认为“凶器伤人”律不适合此案，并给予被告一种较轻的刑罚。刑部不同意河南巡抚的意见，认为“该犯既用凶器伤人，岂得以铁尺系临时拾获，与自行执持者另有区别”，因而应当依照“凶器伤人”律处罚。本案中刑部的意见与河南巡抚的意见相比较，更具有合理性。但是，在一年后的“张四娃案件”，刑部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该案中，被告人张四娃从被害人手中夺过铁筒，并用该铁筒殴伤被害人。刑部的意见与“刘殿臣案件”完全不同，认为本案不适用“凶器伤人”律：本案“若竟照‘凶器伤人’本例拟罪，则凶器系夺自死者之手，与出有凶器、持以伤人者无别”。刑部前后不同的解释似乎令我们难以理解，给我们以罪刑擅断的感觉。依照现代刑法思维来看，只要是使用凶器伤害他人（不管凶器是拾到的，还是夺自被害人之手），其行为对他人法益侵害性都是一样的；没有理由对使用所拾到的凶器伤人案件从重处罚，对使用夺自被害人之手的凶器伤人案件从轻处罚。美国学者布迪和莫里斯的研究揭示了这一区别解释的奥秘：“中华帝国的历任皇帝都极其关注各种造反、叛乱。而造反者一旦持有武器则更具有破坏力。立法者制定‘凶器伤人’律的意图在于惩处那些持有武器、图谋不轨的人，而不是针对在斗殴过程中偶尔使用武器殴打对方的人。”[26]也就是说，刑部是站在国家法益而不是个人法益立场上来解释“凶器伤人”法律的。(www.xing528.com)
4.论理解释优于文理解释。中国古代刑法的解释方法很多，例如在唐代时，“出现了限制解释、扩张解释、类推解释、举例解释、律意解释、辨析解释、逐句解释、答疑解释和创新解释等多种解释方法”[27]。但是，各种解释方法之间没有一个顺序，完全由司法官员方便使用。现代法律解释学都要求文理解释先于论理解释，只有当文理解释可能有数个解释结论时，才继以论理解释。但是，在中国古代刑法解释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缺乏对文义解释方法的充分尊重……文义解释并不具有这种优越地位；在很多情况下，甚至处于劣势地位。坚持法意只是刻薄小吏所为，循良长官则须深明道理”[28]。
例如，对“奸所”的解释。安徽人貊应瑞之妻张氏与王幅多次通奸，被貊应瑞撞破后受到责打，仍不思悔改。后王幅买馍送与张氏，在巷道内共坐谈笑，被貊应瑞撞见，张氏被貊应瑞殴死。安徽巡抚认为杀奸处非“奸所”而判奸夫、杀者（本夫）各杖一百，徒三年（依律，如系奸所杀死奸妇，本夫为杖责，奸夫为绞候）。刑部则认为：“平日未经和奸之人，一男一女面见然一处，亦涉调戏勾引之嫌，况王幅素系该氏奸夫，今复同坐说笑，其为恋奸欲续情事显然。是同坐既属恋奸，巷道即属奸所。律载非奸所一条，非谓行奸必有定所，亦不必两人正在行奸之时。巷道之内，奸夫奸妇同坐一处，不可不谓之奸所。”[29]将奸夫奸妇“共坐谈笑”之“巷道”解释为“奸所”，已完全超出“奸所”的文义射程。
再如，对“聚众伙谋抢夺路行妇女”的解释。清嘉庆十年（1805）贵州巡抚认为陈恩所犯之抢夺罪行，因为犯罪人“仅止二人”，在犯罪人数的界定上，“固与聚众伙谋抢夺路行妇女”律例有别，因此，贵州官员判决陈“绞监候”。刑部官员审转结果则为：“聚众伙谋抢夺路行妇女”律例的规范重点，在于“因抢夺财物，而将人妇女抢回奸污”，并不在于是否符合“聚众”的人数条件。[30]这里出现对“聚众伙谋抢夺路行妇女”条文不同的解释。贵州巡抚侧重文理解释：“聚众”必须是三人以上，本案犯罪人只有两人，所以不适用本条；刑部采取的是论理解释：本条立法原意在于“因抢夺财物，而将人妇女抢回奸污”，并不在乎是否符合“聚众”的人数条件。
又如，对身份的解释。在一般情况下，丈夫杀死妻子，无须抵命；“至本夫抑勒其妻卖奸不从故杀，例因斩候。盖抑妻卖奸，已失夫妇之义，故照凡人故杀例问拟”[31]。可见，刑部的解释是，这种情况下“已失夫妇之义”，即杀人者已经不具有“夫”的身份，而只是一“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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