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曾经指出：“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1]这种论断可能有失全面，但无疑强调了文化对于事物发展变化的绝对重要性，一切问题的始源与根结都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考察文化之大义对于问题的解决大有裨益。就法律问题而言，文化的作用举足轻重，某一特定社会中植根于历史的法律价值和观念即法律文化对于法律体系的创制、法律思维的形式、法律规范的运行等，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有文化即有法律文化，即有刑法等部门法文化。刑法是法律系统中的公法部门法之一，在直接体现统治阶级治理犯罪的意志的同时，刑法本身的运转无不受制于一国历史地形成的法律传统、法律思维等文化因素，并且这种影响体现在刑法实施如立法、司法、刑罚执行的各个环节。基于刑法教义学的立场，定罪问题向来是刑法学理论与实践的核心，公正、合理的定罪是刑法理论和实践追求的目标，也是合理量刑的前提，因而研究刑法文化与定罪机制的联系是刑法学的重大基础课题。另一方面，研究中国刑法文化和定罪机制并不应仅仅局限于中国域内文化，因为认识自己比认识别人更难，只有与别人比较才能认识自己，不考察西方刑法文化和定罪机制，就无法全面认知中国刑法文化对定罪机制影响的定位和偏差。最重要的是，当今中国刑法学日益受到德日等西方刑法学的制约，“西学东渐”蔚为壮观，中国的定罪制度甚至有成为中西“混血儿”之嫌。其中引出的一个基本问题便是西方刑法理论的中方本土化，某些西方定罪制度或理论体系是否有仅限于西方本土文化及其环境的独特性？中国文化对此该如何反应？所以，刑法文化和定罪机制的落脚点在于研究如何优化中国现行的定罪制度问题，但研究视野必须放眼于中西刑法文化及其定罪机制的比较研究上，只读懂一面意味着什么也读不懂，理解中西刑法文化的两个基本面相，是课题研究的第一任务。(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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