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事情能比周一早上走进我在博物馆的办公室更让我感到惬意。背着包爬完一段楼梯，掏出熟悉且颇有分量的钥匙，打开门进入我在家之外的另一个家。开灯、拉开百叶窗后，我会带着一点满足感轻吁一口气，把外衣挂到衣架上，并开始打量周遭的一切。在这间办公室里与我做伴的，是两个塑料材质的头颅，学生们常用它们来练习心肺复苏技术。虽然两颗头颅都是没有躯干的断头，但是却并不妨碍它们呈现出在CPR假人脸上经常看到的那种带着满足感的喜悦神情：双眼微闭、嘴角似笑非笑地上翘，好像在掩饰着什么只有它们自己知道的秘密。实际上，所有的CPR假人挂着的都是同一副表情，因为它们都是以同一个人的脸为蓝本塑造的：L'Inconnue de la Seine——塞纳河的无名少女。在各种均没有得到过证实的说法中，她是一名不幸的溺亡者的观点最为大众所接受。在19世纪初，无名少女的尸体从著名的塞纳河中被捞上来后，便一直陈列在巴黎陈尸所。一位病理学家将她的遗容制成了面具，并且自20世纪初便作为室内墙面艺术的一种而广为流行，其形式和20世纪70年代经常用作墙面装饰的三只小飞鸭颇为相似。到了1958年，她的脸又被用来制作CPR练习用的模型“复苏安妮”，并作为一项传统沿用至今。
在我的办公室里，还有一具猫的骨架——那是一位同事送给我的礼物，一个巧克力的脊柱，以及满满一整架眼窝空洞、等着被编目的骷髅头。另外，还有不同风格、形状以及气味的各种人体标本围绕在我的身边，所以我一点都不寂寞——我当然不可能感到寂寞。没有人和我共享同一间办公室，也没有人总是想打听我的周末活动，因此也就没有任何必要向任何人承认我在追《女作家与谋杀案》这部剧。想给自己倒一杯新鲜咖啡的时候，我知道要去冰箱里把咖啡壶取出来，因为没有其他人一起喝，所以我总是把煮好的咖啡放进冰箱里；而当我想打开人造火壁炉的时候，只需要按照我想的去做就可以了，完全不用顾虑会有人向我抱怨说他们觉得太热了。在冰冷的停尸房里工作过长达8年的时间，令我对温暖的环境有着强烈的依赖，而终于有了完全受我控制的恒温器，简直让我欣喜若狂。
虽然办公室的墙被漆成了奇怪的三文鱼粉色，壁橱内塞得满满当当的东西我也一样都不敢去碰——沉积了近20年的灰尘足以引起一场严重的哮喘发作，但这间办公室依然是我小小的天堂。我觉得伊夫林·沃在他的作品《受爱戴的》里借由火化宠物的主角丹尼斯之口将这种感受准确地表达了出来：“在极为有限的空间里，他感受到了无限的快乐。”与死人打交道的职业令我在普通人看来是生活在边缘地带，但实际上，我身处其中不曾受过半点伤害：我有限的个人世界中，现在充满着咖啡的香味、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音乐，身旁还静静安息着多达5000块的死者遗骸——无论是从字面意思来讲，还是从它们的实际状况来看。
巴斯病理学博物馆显然不同于停尸房，然而我在一线从事尸检工作的8年工作经历却将我指引至此。圣巴塞洛缪医院是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医院，自公元1123年起便一直在原址——伦敦史密斯菲尔德——经营至今。最初，这里是一家由僧人华西亚建立的修道院，在后来的岁月中规模不断扩展，拥有更宽敞的建筑、更多的床位，并同时包含医学院及研究机构等。
正是在这里，17世纪的威廉·哈维开展了他对血液循环系统极具开创性的研究；也是在这里，18世纪的波希瓦·帕特发展出重要的现代医学原理，包括揭示出环境中存在的致癌物质会诱发某些种类的癌症；还是在这里，19世纪末的贝德福·芬维克夫人建立起护士执业认证系统，大大促进了这一行业的规范化发展进程。也正是由于医院悠久的历史，每当有建筑工程开始施工的时候，工人们总能挖掘出大量深埋于地下的骨架，每一具都有着近千年的历史。
这里也是福尔摩斯系列的第一本中，夏洛克·福尔摩斯与华生初次相识的地方。甚至有传闻说，柯南·道尔正是坐在我现在的办公室里写完《血字的研究》的。（我相当怀疑当年这里的墙壁会不会也是三文鱼粉的，不过也没准是猩红色的？）如今，我当然会为成为如此杰出的机构中的一分子而深感欣慰。作为一个复古风、古典推理小说以及古玩的狂热爱好者，我想不出还有哪里会是比巴塞洛缪更完美的落脚之处。
2011年10月31日是我到巴斯病理学博物馆工作的第一天，那天同时也是万圣节，因此倒也算是一个绝佳的入职日期，因为多数人在万圣节说起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时，都会想到这个充满了人体标本和骨架的博物馆。万圣节起源于萨温节[1]，一个我们用来向逝者表达敬意的古凯尔特人节日。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并不认为病理学博物馆比教堂恐怖。实际上，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病理学博物馆如教堂般，也是一个神圣的所在，并且也是一个避难所。被三层楼高的波特兰石环绕着的一排排人体标本，就像是教堂里坐满的虔诚信众，在伦敦阴晴不定的天气里，只由一层脆弱的玻璃橱窗保护着。6盏巨大的镀铜吊灯香炉似的从横梁上悬吊下来，正前方则是“布道坛”——也就是讲坛，这里曾迎来过大量受人尊敬的演讲者，为不计其数的游人们奉上了精彩的“讲道”。博物馆就是一座专门用来保护遗骨的大教堂，也是一个专注于传播知识——关于医学史、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等——的中心。
公元前61—公元前65年，罗马诗人卢坎在关于罗马内战的史诗《法撒利尔》中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描写了亡灵巫师、女巫艾利克托种种令人恐惧的行为。据描述，她的模样既吓人又恶心，蓬头垢面又干瘦憔悴，皮肤宛如骨骼般苍白，但是头发却漆黑得好似深夜一般。她生活在荒弃的古墓中，和沉睡在其中的死者交谈；这个女人的气场之可怕，连狼和秃鹫都对她避之不及。但在召唤亡灵方面，她却有着第一流的天赋，所以政治家和军事家，包括和恺撒强大的军队作战的塞克斯图斯·庞培在内，依然都想方设法寻找她，希望将她的占卜才能为己所用。在其中一章中，卢坎讲述了艾利克托将一具死尸复活，并命令其道出未来机密的过程。死者的体腔在一场魔幻的尸体发掘仪式后被剖开，艾利克托将各种邪恶但又充满魔法的东西混合起来填入其中。于是：
已经凝结的血液瞬间开始回温，已经发黑的伤口渐渐恢复，静脉和四肢末端都重新有血液流动了起来。在血压的冲击下，胸腔里已经冷冰冰的器官颤抖着恢复了生机。随即血流继续注入身体已经遁入死亡深渊的各个部位，与死亡交织在一起。
我当然不会为了和死人交谈而专门去做挖掘死尸的事情，但是抛开我本身对自己的工作抱以的热情不谈，我在博物馆所做的一切倒是和艾利克托的占卜有几分相像。用比较抽象和隐晦的说法来形容的话，我的工作就是将死者重新召唤回人间，听他们讲述昨日的故事，又或者请他们帮忙破解关于未来的预言。(www.xing528.com)
在巴斯度过的每一天，我的工作日程其实都和以前在停尸房时没有什么区别。在做APT的时候，我会以观察和触摸的方式来“阅读”死者通过肉体传递的信息，就好像在阅读盲文，然后根据读到的内容拼凑出死者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走过了怎样的一程。我会读到写在皮肤这张羊皮纸上的擦伤、疤痕、刺青以及医疗介入等内容，帮助病理学家梳理死者临终前的状态，并最终确认其死因。而在博物馆里，就像艾利克托将死者的亡魂诱哄回已经衰朽枯萎的躯壳一样，我也在努力重建每一个人的存在，将他们从医学上的起源召唤回来，并转而投入到历史、公共健康、文学以及艺术之间的阈限空间中。无论死者是只有1岁，还是已经100多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故事。
在我成为博物馆唯一的职员之前，博物馆已经因年久失修而破败衰落，在长达多年的时间里，基本上只有医学生和大夫们会前来参观。因此在最初开始工作的时候，我的主要任务就是清点所有的5000多个解剖学标本，修复已经出现的损坏，并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进行清洁或调整。在几百年来留下的传统中，人体组织管理机构的管理范围都不包括人体标本和残骸，所以我需要将每一份标本都逐一检查，将罐子上标注的身份、时间等信息与我手中的目录仔细核对。如果有的标本历史已经超过100年，我就可以把它们搬到一楼，准备面向社会大众开放参观——这种展览在博物馆的历史上还是前所未有的。
那些年代久远的标本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陌生世界的大门，穿过这扇门，我们得以了解到许多已经消散在历史长河中的病理情况，这也是标本之所以珍贵而特别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比如发生于阴囊的“扫烟囱工人癌”，就像其俗称所显示的那样，是一类在从事扫烟囱一职的男性身上尤其高发的癌症。这段令人伤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19世纪，当时年轻的男孩子常被迫赤裸着身体去清扫烟囱。由于阴囊的皮肤多褶皱的特点，煤灰很容易附着于皮肤间的缝隙中。最终，当男孩子们进入青春期后，他们的阴囊上就会出现疣状的溃疡，并且很容易被误诊为性传播疾病。工人们曾经尝试过用刀片或锋利的木片将疣“削掉”，但很显然他们的尝试是无效的，疣会持续不断地生长，并且扩展到更大面积的皮肤——原因很简单，那并不是疣，而是恶性肿瘤。最早发现打扫烟囱和阴囊癌高发之间存在联系的，是巴塞罗缪的外科医生珀斯瓦尔·帕特。他不仅是研究恶性疾病与职业特征之间关系的第一人，也是《劳动安全健康法》颁布的重要推动者。在我们的馆藏中，有三个阴囊癌标本，其中，连皮肤上的每一丝褶皱和每一根阴毛都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虽然每一个标本都只是从死者身体上分离出来的局部遗骸，但背后的故事却赋予其完整性：它们并不是孤立的元素，而是带来鲜活而生动故事的主角；每一次去“阅读”、分析肉体上留下的种种印记，都是在聆听一段动人的人类往事。对我而言，每阅读一个标本都仿佛在进行一场对过去的尸检。和在停尸房工作时一样，我看到了一段段往事的再现——只不过这些往事的主人不再来自地方验尸官，而是靠我自己从历史长河中寻觅它们的踪迹。
我们作为一个团队开始展开各种活动，博物馆的名声也随之越来越响亮。博物馆为建立起一个可供群众走近并参与病理学研究的开放空间，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和绝好的机会，并逐步发展成为病理学研究的中心。忽然之间，我的每一天都变得丰富多样起来，并且陆续收到了各种各样的申请：一位著名的时尚设计师想在博物馆内进行一次拍摄，艺术家们想在博物馆优美的展示空间内举办展览，重金属乐队想在一众标本的“注视”下举办一场不插电演唱会，等等。博物馆，连同我一起，迎来了新生。
一天早上，我正小口啜饮着咖啡的时候，电话响了。我拿起电话：“你好，病理学博物馆。”（我花了很久的时间才渐渐摆脱掉说“你好，停尸房”的习惯。）
电话那边是一位来自新闻部的女士，她的声音里有掩饰不住的兴奋：“我的天啊！你知道谁要来博物馆参观吗？”她甚至都没给我一个猜测一番的机会就尖叫着揭晓了答案：“布莱德利·库珀！”
我沉默了大约1分钟的时间，才冷静地回答道：“嗯，知道了。”著名的好莱坞明星、万人迷布莱德利·库珀？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我也许能好好招待他，但是博物馆里还有一颗心脏需要更换容器，有个肾脏标本的液体已经泄漏到陈列架的第二层，而我刚刚又在橱柜里找到了一个子宫，现在急需在目录中确认它的来源。不过，即使有这么多事情要做，带着布莱德利参观一下我们的标本，然后一起喝杯咖啡，应该也还是一件很令人愉快的事情吧。于是，又一个工作日开始了。
【注释】
[1]萨温节，又称夏末节。在古凯尔特人的信仰里，新的一年于11月1日开始。凯尔特人相信死亡之神Sanhain会在10月31日晚上和鬼魂一起重返人间，寻找替身。因此他们焚烧动物作为对死亡之神的献礼，并打扮自己让死亡之神认不出。这就是万圣节的由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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