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女也疯狂：安息堂的狂暴之谜

几乎在每个人的人生中都曾经历过或者即将体验到被抛弃的感受。只有修女能够免受此番折磨，因为耶稣基督永远不会抛弃修女。

——珍妮·麦卡锡《爱、欲望与伪装：关于性、谎言与浪漫的赤裸真相》

我在早上5点15分醒来，但却不是自然醒的。我需要手机的闹钟功能叫醒我。然而自相矛盾的是，我又觉得手机的存在破坏了我到这里来的目的。我所追寻的，不过就是隐居的孤独感和不被琐碎事务打扰的清净。因此，我真心很想让手机保持关机的状态。

此处默默记下重点：买一个旅行用的闹钟。

虽然闹钟已经响过了，但我一点也不想起床。昨晚我在这个小房间睡下，并没觉得盖着的被单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此时此刻，被窝里充满着我的身体在一夜酣睡间产生的热量，将我与外面寒冷的空气隔离开，以至于我觉得自己睡的简直就是全世界最棒的床了。冰冷的空气肆无忌惮地侵袭着我露在外面的脸，令我不由更深地往被子里蜷缩起来。但是，下一秒我便想起在床的上方安装着壁挂式的电暖器。于是我以可以媲美光速的敏捷身手将胳膊从被窝里伸出来，毒蛇扑猎物般地去拉动电暖器的开关。紧接着，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我的胳膊又重新缩回到温暖的被子下面。很快房间便在轻柔的“呼呼”声中一点点被温热的空气所充满，我又重新将头埋进了枕头里。

我大概又躺了15分钟，任自己沉浸在一种半梦半醒的舒服状态里，直到听到唱歌的声音越来越响，才终于睁开了眼睛。歌声提示我夜祷开始了，于是我知道已经5点半了。修女们用温柔、甜美的声音唱出的赞美诗实在是太难以抗拒了，就像史酷比^[1]会追随着食物发出的香味那样，我循着歌声走到了修道院，并且从一个只供客人使用的入口走了进去。从这个入口可以到达一个小小的阳台，在那里能够俯瞰整个教堂的内部情况：全天候向人们开放的右侧大门，一排排的座位以及从上面看过去正呈星罗棋布状散落在教堂各处的教众头顶。阳光透过窗户投射进来，照耀着祭坛上盛着圣餐（圣洁的“圣饼”）的圣体匣发出金色的光芒。在圣坛前我只看到了一名修女，正安静地跪着祈祷圣体降福——她几乎呈完全静止的状态，就像经过了防腐处理后被固定在了那里。她的样子令我不禁想到了在过去几年里变得流行起来的“生活化”防腐处理“muerto parado”。这种新型的防腐处理又可以被称为“立枯”，就是由一名极具创造性的葬礼承办人，将死者固定成各种栩栩如生的姿态。有的死者会选择一些可以直接出席自己葬礼的姿势，也有人想将生命凝固在做着最爱之事的那一刻。有一位83岁的新奥尔良社会名流死后还戴着有粉色羽毛装饰的女用围巾和香槟色眼镜，另有一名波多黎各男人骑着他最爱的摩托车安息，还有个女人保持着一手举着啤酒、另一手夹着香烟的潇洒姿态。

不过在教堂里，没有酒和香烟，也没有生或者死。这是一个祈祷“永恒的圣体降福”的女修道院，换句话说就是，需要保证圣坛前每天24小时都有人以跪姿不间断地进行祷告。有时候是一些教会成员，有时候则是修女们。在教堂前面有一张时间表，上面登记着教众和修女们祷告的时间，而其间空白的间隔则会有居民出于虔诚的信仰而自发填满。目之所及，我并没有看到唱歌的修女，因为她们是一个隐居的团体，想要尽可能保护自己的生活不暴露在大众的目光之下，即使在唱圣歌时也是待在主祭坛侧面不起眼的角落里。她们奉献的并不是欢快的福音歌曲和舞蹈——那是早上最先进行的部分——而是温柔的、优雅的、仿佛摇篮曲一般的和声，诱惑着我再次遁入梦乡。我情不自禁地闭上了眼睛，身体不自觉地深深陷入到座椅里面，但是我并没有真的睡着。我沐浴在这圣洁的歌声之中，让它们涤荡我、穿透我。我尝试着清空所有的杂念——这是我一段时间以来都在反复尝试去做的——而不单纯只是追随着歌声的旋律。在音调更为安宁的副歌部分，我听到了教堂外面的鸟叫声，它们在黎明时分的初啼完美地融入了修女们的歌声里。

我的全部身心都沉浸在了一片安宁之中。

每一个停尸房都应该专门有一个供亲友瞻仰遗容的地方，如果有条件的话，它们的设置还应该尽可能安静和私密。但是，不同于一些大公司拥有多个房间可供对多名死者的瞻仰同时进行，很多停尸房都太小或者太忙乱，以至于葬礼承办人不得不为此另找地方。而在他们过去的备选清单中，安息堂就是最理想的场所。我之所以要特别指出是“过去的”，是因为在目前我们“世俗”的社会里已经将“安息堂”更名为“瞻仰室”了，以为这样能听起来没有那么强的宗教倾向，并减少了潜在的冒犯和攻击性。但是与“安息堂”相比，“瞻仰室”这个名字听起来少点抚慰人心的力量。对于来见逝去的挚爱最后一面的亲友而言，充满抚慰的安宁感非常重要，而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这种感受也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我早期在沃辛的殡仪馆——“J.埃尔伍德和他的儿子们”里工作的时候，就常常在安息堂里满足地补觉打瞌睡。后来，那些想要和“恐怖三人组”尽量拉开距离、躲躲藏藏的时光，以及流产后在圣马丁医院狭小的安息堂里度过的那些午餐时间，更令安息堂成了我最宝贵的避难所。我并不是一个宗教人士，又或者说我并不是一个有着传统宗教观念的人，并且我对所有形式的信仰，或者没有任何宗教信仰都秉持完全开放的态度。但是，萦绕在宗教场所里的那种透出神圣感的孤独和宁静——无论是在宏大如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还是在布拉格近旁精致非凡的赛德莱克藏骨教堂——都能给我带来莫大的慰藉。我甚至因此一度心生疑问：我想要在工作中与死者为伴的心愿，是否出自我对安静、沉寂以及某种程度的神圣感的贪恋与渴望？

我曾在一次采访中被问道：“如果没有成为一名解剖病理学技术员的话，你觉得你可能会从事什么工作？”冲动之下，我把心里的大实话告诉了她：“我会去当修女。”我至今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当时采访我的专题作者惊讶得差点掉了电话：“这么多年来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呀！”

当然了，我完全不具备成为修女的潜力——我喜欢鸡尾酒，贪恋丝绸质地的睡衣，并且对口红的迷恋简直到了难以自拔的地步。在我彻底失去平衡的日子里，我曾尝试通过参加短期修行来找回部分内在的安定，也正是那段经历帮我准确无误地确认了这一点。于是，我感觉自己就和那些选择在死后“奉献宗教”的人一样，存在于一种既不属于尘世又算不上圣洁的边缘状态。

大多数停尸房的瞻仰室中都设有舒适的沙发，有时候还会配有几把椅子；地上铺着柔软的地毯，灯光柔和，有些地方还有鲜花装饰。不过，房间里几乎找不到一件为死者安排的家具，因为他们会在进入瞻仰室之前就被提前准备好，通常是在冷藏室——那个被称为“过渡区”或者“黄灯区”的地方——具体采取哪种说法可以根据说话者所在的立场而定。只有在做好充分的准备后，我们才会送死者踏上短暂的旅途，来到如回到生命源头般舒适的瞻仰室。

死者经过的两个空间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对比。冷藏室明晃晃的荧光灯无论对死者还是对活人而言，都显得过于咄咄逼人（想象一下当你到了公共浴室后暴露在强光底下的那种感受：可怕……太可怕了……）。但是，我们APT却非常依赖于不留死角的强光，因为唯有让死者暴露出其最糟糕的一面，我们才有可能通过精细到每一处细节的工作，让赶来见最后一面的遗属在内心深处感受到一份安定。我们不是尸体防腐员，因此在修复遗体的时候所能采用的技术实际上相当有限。我们不使用香料，而是通过侵略性最小的方法将其缺陷隐藏起来。比如说，如果死者的嘴巴像电影《惊声尖叫》中的鬼面那样张开着的话，我们绝不会以缝合的方式试图将其闭合上。相反，我们会在死者脑后再垫上一个枕头，让其下巴抵靠在胸前，让嘴巴在来自胸部的支撑力的作用下逐渐闭合上。如果这个方法也不管用的话，我们还有下巴颈圈可以使用，那是一种薄薄的白色塑料装置，形状像两个圆边三角以钝角的角度连接起来，将其抵在胸前能够同时向上支撑住下巴，而且由于它的颜色和不透明度的缘故，几乎完全不会被看出来。我们在将死者送去瞻仰室之前还要先用镊子往其鼻孔里塞一些棉花团，以防万一有液体溢出。不过这通常派不上什么用场，因为如果死者还存在“换气”的潜在可能性的话，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让其亲友承受这番景象的。在处理眼睛没有闭合的情况时，棉花仍会派上用场，便利且实用：在手动合上死者眼皮之前，我们先把极小片的棉花絮放到眼球上——绝对不是像我在遗体修复过程中用的大棉球——通过其带来的摩擦阻力来防止浆液性的（光滑的）内眼睑膜沿着眼球向后滑去。我知道，我当然知道，这个方法听起来让人非常不舒服，但是在瞻仰仪式结束后还可以把棉花再取出来，并不会对遗体造成任何的损伤。不仅如此，死者的眼睛依然能用于角膜移植，玻璃体也仍具备用于化验的采集价值。与我们的做法不同的是，尸体防腐员会用一种叫作“眼球盖”的小装置。那是一个半球形的塑料盖，放在眼球上能通过其表面的小“钉”勾住上眼皮，保证死者双目紧闭。这种方式的缺点在于一旦使用，就再也不能取出来了。我们能做的确实不多，并且所做的一切都不具有永久性或者侵犯性。我们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让死者在经历过防腐处理后进入尽可能自然的“安息”状态，而这，大概也是我们APT为之奋斗的全部了。

为什么我们要让家属来瞻仰遗容？尤其是在我们并没有足够的时间、空间以及设施的情况下？有些时候答案非常简单：在着手尸检之前我们需要对死者的身份进行确认——这也是另一个我们会尽量减少其面部改动的原因，我们要确保死者处于前来指认身份的人最熟悉的状态。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则是死者的家人、朋友或者搭档们需要最后再来见见他们的挚爱——他们只有在亲眼看到死者后才能真正接受失去的现实——然后才能继续办理接下来与举行葬礼相关的各种手续。所以，我们不可能建议他们一直等待，直到死者走完全部尸检流程被移交到葬礼承办人处——如果没有尸检前的一番亲自确认，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后面的葬礼。我们有时候不得不帮助家属们克服否认死亡的心理，尤其是在面对突然降临的厄运时。

在昆汀·塔伦蒂诺1994年拍摄的电影《低俗小说》中，主要人物文森特和朱尔斯帮助黑帮老大马沙勒斯·沃利斯找回了行李箱。当箱子上的密码锁被打开时，从我们观众的角度只能看到一束金光照亮了文森特的脸，然而他究竟看到了什么，则永远不得而知。电影上映后引发了关于箱子里内容物的各种猜测：金条？一套核反应装置？猫王的金西服套装或者其他什么东西？而接受度最高的一种说法则认为里面装着的是马沙勒斯出卖给撒旦^[2]并一直想要回来的灵魂——这一猜测的根据是箱子的密码是“666”，而《圣经》中的段落也始终贯穿于职业杀手朱尔斯发音清晰、语调虔诚的台词之中。

一天早上，当我打开圣马丁停尸房的冷柜时，电影中文森特的剧情真实地在我身上再现了：冷柜中的运尸袋沐浴在一片温柔的银光之中。这是非常不同寻常的情况，因为暂存尸体的冷柜和我们熟悉的家用冰箱并不一样：它们不需要照明系统以便于取出储存位置相对靠后的食物。它们的内部总是黑乎乎的。一瞬间，我愣住了，面对着银光纳闷地眨着眼睛：那是刚刚离开肉体的灵魂吗？还是守护天使降临了？不会是我出现幻觉了吧？不过，很快我的眼睛就适应了眼前的光亮，并且辨认出那是从一个白色的运尸袋中发出来的。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打开了那个运尸袋，看到里面有一把打开的手电筒，由于少了运尸袋的遮罩，此刻的光亮更加强烈了。很显然，有人特意将一个打开的手电筒放进了运尸袋中，让它整夜在死者身旁发出光亮。

“那是什么东西啊？”忽然间，一个声音在我耳旁响起。原来是罗克西，一名年轻且精力旺盛的APT，并且有着我在现实生活中见过的最令人羡慕的好身材，说话时她正在冷藏室里教新来的实习生凯西学习如何对死者进行测量和初步检查。她显然也被光亮所吸引——不是精神上的光亮，而是实际出现在空间里的，于是一边转向凯西问道“你能把登记表拿过来吗”，一边向我走过来。

“是一把手电，不过我还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我这样回答着，同时绞尽脑汁寻找它出现的合理解释。在成为一名合格APT的前期学习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不同的宗教信仰以及丧葬习俗进行充分的了解，以便当家属们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时，能够抱以充分的尊重和理解。自从入行之后，我对不同的葬仪知道得越来越多，同时也开始对宗教产生兴趣，不断找出自己的漏洞并努力拓展知识面。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夯实职业发展的重要基石，另一方面也是每天工作日常的一部分。此时此刻，作为一名高级APT，如果不能为其他同事解释这一罕见而不寻常的死亡习俗的话，或多或少在面子上有些过不去。因此，当我终于回想起一些相关信息的时候，我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凯西，登记表上有没有记录说他是拜火教^[3]教徒？”对这束突然照亮了停尸房的光亮，我能想到的理由只有两个，而拜火教就是其中之一。

“上面什么也没写。”她看了一下后说道，“但是你为什么会想到拜火教？”

帕西人或者波斯人中的拜火教教徒在死后会举行算得上是全世界最有趣、也最复杂的丧葬仪式，著名的“寂静之塔”就是他们举办仪式的场所。在拜火教教徒的信仰中，腐烂的尸体会玷污大自然的元素（尤其是神圣的土地与火焰），因此按照他们在印度处理尸体的传统方法，需要将死者的肉身剥除——这一任务通常在“寂静之塔”上由秃鹫来完成。整个仪式大约耗时一年之久，死者肉身被啄食后剩下的骨骼经强烈的日照漂白后被祭师推进塔中央的藏骨井中。（在新石器时代，人们曾一度出于同样的考虑而发展出食人的丧葬习俗，似乎将死者消化掉要比将其掩埋于泥土中或者彻底焚烧掉更显敬意——一个“吃了就比吐出来好”的实例。）在现如今的英国，已经没有“寂静之塔”之类的建筑了，所以拜火教教徒选择火葬，并将骨灰埋葬于与他们的信仰紧密相连的地方：萨里郡的布鲁克伍德公墓。建于1852年的布鲁克伍德是目前英国境内最大的公墓，建立之初还有一班墓地火车专门负责从伦敦将尸体运往市郊安葬。在那个时代，伦敦城里挤满了无处安葬的死者，毫不夸张地说，市民们在街上走路的时候稍不留神就会被尸体绊倒。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开通后的墓地火车还为棺木提供了头等、二等以及三等的不同席位。当然了，所有出售给“乘客”的都是单程车票。

在拜火教的丧葬传统中，火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不仅仅指通常的火葬形式，因此也有人称他们为“火神崇拜者”。根据一些历史资料记载，当一名教徒死亡后，需要保证在三天的时间内火焰燃烧不灭。我猜运尸袋中这个一直开着的手电筒就是某种形式上的“火焰替代品”，将它放在死者的身旁以完成三日的忌仪。我向两个女孩子解释了我的猜想，并补充道：“拜火教教徒的服装也有两个显著的特征：正道之衫和圣腰带。”说着，我把运尸袋打开更多一点：“你们看，正道之衫是用斜纹软绸制成的神圣衬衣，款式上有点像我们穿的白衬衫，是一种纯洁和生命更迭的象征。圣腰带则是这条系在腰上的细长绳，它由72股细线拧成，象征着拜火教圣书的72个章节。”在死者身上，这两个特征非常明显，因此亮光的谜团可以算是被解开了。

随后，我将运尸袋拉链重新拉上，里面的手电筒依旧散发着光亮。罗克西说：“这听起来和锡克教^[4]徒的Kesh，Kangha，Kara，Kirpan and Kachera（长发、梳子、铁手镯、匕首以及短裤）有点相似，我说得对吧？”

“是的，基本上是一个意思的。”我表示赞同。她所说的是锡克教的五件圣物：铁手镯、不曾修剪的长发、匕首、短裤和木梳。“如果你能说得出来每个词分别指的是什么的话，我请你喝啤酒。”我在接着补充这句话的时候没忘了对凯西眨眨眼睛，然而，对此她只露出一脸困惑的表情。很显然，她对我们此刻在说的内容一无所知。但是，作为一名实习生，她已经启程，假以时日定会学到和我们一样多的东西。

这并不是我第一次遇到与光亮相关的死亡，不过它们的背景各不相同。在犹太人的传统中，葬礼举行之前是不允许将死者单独放置在某处的：要在死者的周围点上一圈蜡烛，而作为一种表示敬意的方式，还要保证始终有人陪护在死者身旁。这些守卫者或者说看护人在犹太人的语言里被称为“shomerim”，他们的行为方式和人们在祈祷圣体降福时颇为相似：一刻也不离开死者身畔，直到有人前来接替。这种传统听起来虔诚而美好，却与现代社会的节奏背道而驰。更为不幸的是，当一位犹太人过世后，也会和其他所有人一样被送到停尸房，并出于延缓尸体腐烂速度的目的而被推进冷柜之中。在完成运送尸体的任务之后，搬运工锁上冷柜便会离开。另外，也不允许死者的家属在紧闭且黑暗的冷藏室中徘徊逗留，因为室内同时还有其他死者的遗体以及很多私密的信息。夜灯的使用应该算是比较折中的办法，我在很多停尸房的瞻仰室内看到在进行犹太人的遗容瞻仰时，工作人员会在墙上的插座里插上小夜灯，而当仪式结束后死者被推回冷柜里时，小夜灯也会随之在冷藏室中亮起。

除此之外，根据犹太教义，死者的遗体必须保证所有器官和组织的完整，因此解剖其实也是在严格禁止范围内的。但是，如果出于法律上的需要而必须进行尸检，那么我们就仍需展开工作，并且尽最大的努力配合犹太人的信仰。在器官方面，这条教义遵守起来可谓轻而易举，就像我之前讲过的那样，我们的停尸房并不保留任何死者的器官。但是体液怎么办？一旦涉及液体的部分，尸检的难度就变得很大了。我曾经进行过犹太死者的尸检，全程都是在拉比^[5]以及家属的注视下小心翼翼进行的，在取出内脏的时候，我几乎拼上了全部的注意力以求不要有血液迸溅出来。如果一不留神还是有血滴落在了死者身上或者托盘上，我就用一小块潮湿的纸巾或者棉花将其吸取回来，并且立即放回到体腔之中。这时绝对不能用海绵去擦拭，更不能用软管把血滴冲洗进下水道。病理学家也会尽量将破坏教义的可能性降到最低，这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他们居然真的能在进行解剖的同时不制造任何血污——怎么可能呢？

在为穆斯林死者准备的瞻仰室中，我们或是在地板上绘制罗盘，或是在墙壁上做出记号，这样就可以为死者指明麦加^[6]的方向。有时候还会遇到有特殊信仰的死者，这时候我们就要破例让大量哀悼者同时进入瞻仰室中。他们有的会将带来的朗姆酒泼洒在地板上，有些人则会把瓶子里的酒一饮而尽，同时还会邀请我们一起喝酒。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也跟着喝一点——因为拒绝会被视为极端粗鲁的举动。和家属们一起在死者身旁痛饮的画面，也可以说非常“别致”了……

我们在停尸房中有一个抽屉，专门用来放置各种与宗教相关的文本，以便应对不同信仰的死者家属：犹太教、巴哈伊信仰^[7]、印度教等。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每当看到电视节目或者电影中将家属和死者见最后一面的场面以极端刻板并且毫无人情味的方式表现出来，而社会大众又显然对此深信不疑的时候，我们作为APT都会感到非常抓狂。你可以尝试想象一下下面的场景：死者的家属或者朋友被带到“停尸房”去看其挚爱最后一眼，然后他们发现自己站在一片无菌的白色或者不锈钢的冷柜门前，并被领到其中具体的某一个跟前。在那里，工作人员（无论具体是谁，通常都是停尸房的职工，不过有时候也会很不合时宜地由病理学家来完成）将门打开，在一阵沙沙声中把托盘拉出来，指着躺在上面的死者说：“是他吗？我给你们1分钟的时间来辨认清楚”——或者其他类似这种的台词。

在英国我们当然不会这么进行指认。在前文中我也已经提到过，冷藏室是禁止外人进入的。相反，我们会在前期做大量烦琐的工作，以保证家属能够在一个相对舒适和熟悉的环境中去辨认死者。

当年我在利物浦完成培训后，就被排进了一个足以称得上是噩梦般的夜间值班系统。一周里面有三天，我去任何地方都要随身带着呼叫器，哪怕是去健身房、浴室和洗手间也不例外。不过这样做是出于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在突发事件中协助绝望的父母来见他们刚刚失去的儿子或女儿，或者帮助那些出于宗教信仰而需要在24小时之内下葬的死者。曾经有一天早上，我们得知在前一晚送来了一名年轻男子，由于他的死亡过于突然，因此他的父母想要见到儿子的迫切心情可想而知。然而，葬礼承办人却没有根据我们的值班系统使用呼叫器向当班的APT寻求帮助，自作主张安排了接下来的事情。

“这有什么难的？”几乎都能想象出他们在决定独自完成时有多底气十足，“我们在电视上看到过该怎么做！”

于是，男孩的父母就被直接带到了冷藏室中，看着承办人拉开了一扇白色的冷柜门。但是按照冷柜里的空间划分，每一扇门后都有好几层，于是那对可怜的夫妻不得不承受包括他们的儿子在内的四位死者的双脚同时出现在眼前的冲击。在一阵夸张的拖拉声（沙沙沙）和打开运尸袋拉链的声响（吱吱吱）后，他们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儿子。

一个突然因脑膜炎而殒命的男孩。

一个只有19周岁的男孩。

我们准备相对舒适的瞻仰室并进行专门培训的目的，就是尽量减少家属在探视过程中受到的心理创伤，因此男孩的父母本不应该承受那番痛苦。而承办人之所以会做出那么轻率的举动，无疑都是受到了电视节目的误导。

虽然认识到那天我所目睹的并非“灵魂”，但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却没有停止过。我发现我开始不自主地回顾起过往的人生，并且对生与死的思考，在我作为APT的最后一年里越发被赋予了重要的意义。并不是说我真的有想去做修女的打算，也不是说我开始相信人有来生，而是我越发觉得应该去找寻人生真正的乐趣，踏上心底真正向往的旅程。从童年时代起，为了进入与死亡相关的领域我就一直在努力奋斗着，而迄今为止，我也确实交出了8年漂亮的工作履历，所以转行去做其他职业的念头光是想想都令我感到惶恐——但同时我也想到了佛教徒以及他们的信念：变化是万物永恒的特性。和每个人的生活一样，我走过的每一程中也都充满着高高低低的起伏。一路上我遇到了不少阻碍：出现了一些不好的人，令我对正在做着的事情失去了最初的热情；没有额外的时间去发展一些具有创造性的爱好，虽然我始终知道这对我而言非常重要；并且和刚刚来到伦敦时的心态相似的是，我再一次感到非常脆弱。我对自己产生了一系列的怀疑：我一天天都在忙什么？究竟什么才是我真正想要的？我是不是应该继续留在伦敦，还是说回老家才是更好的选择？我过去在停尸房工作的几年时间里，似乎任何状况都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一点值得称道的改变都没有。丹妮丝从我们的公寓中搬走了，我又开始和陌生人住在一起。我也还是单身，依然没有知心的朋友。每一天，甚至在处理各式各样的案子，和不同性情的病理学家及葬礼承办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也依然觉得异常孤独。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广为流传：“判断一个人是否疯了的标准，就是看他会不会将一件事不断重复，还妄图得到不同的结果。”虽然他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很值得考证，但这句话却毫无疑问是句大实话。如果当下我不做出改变的话，那么日后可能会出现哪些变化？或许我会考虑将灵魂出卖给魔鬼，来换取即使在我最狂妄的梦里也不敢想象的巨大财富和智慧；又或者我可能会在赚到足够多的钱后去环游南美和东南亚？然而，这里面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我既不相信有魔鬼存在，也没有等自己慢慢赚足够英镑的耐心。

最终，我做出了我所能想到的最富戏剧性的决定。虽然我从小就想在停尸房里工作，虽然我为了这番事业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包括早期的各种志愿工作等，虽然工作给了我作为社会人的身份和角色定位，但是我依然相信是时候做出一点改变了。

我提出了辞职。

为了找寻安宁和平静，辞职后的我住进了修道院。我希望能有一段时间，彻底远离我的伤痛、伤害过我的男人，以及每天见面都会令我想到痛苦往事的人们。同时，我也希望能够从大多数的人身边逃离，再不受无数杂事——地铁站的高音喇叭，在我状态奇差只想赶紧走开的时候却聊天欲望高涨的小商贩，喝醉酒后认为半夜联系我没有任何不妥的前任们，甚至包括认为我已经失去理智的家人——干扰的隐居状态中思考人生旅途的下一步如何落脚。我当然没有失去理智，在做出每一个决定的时候，我的头脑都非常清醒。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还是第一次能够彻底地休息，踏踏实实地让大脑放松下来。如果有钱的话，我可能会经常去温泉浴场，用奢侈的按摩油做按摩、在浮箱中漂浮上个把小时、做瑜伽深度调整呼吸……用这类方式找回迷失的自我。但是我没钱，并且对那种形式的放松也没多大兴趣。我更需要独处的时间来聆听发自内心的声音。我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搜索信息，最后发现只要每天花20英镑就能和修女们住在一起的机会。所以，在我“失业”后的整整一个月里，我都租住在修道院内。(www.xing528.com)

对于看过电影《神父特德》或《修女也疯狂》的观众而言，可能会因为电影的情节而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即在充满宗教气息的环境里生活是一件富有喜剧效果的事情。我不敢说每一个地方都是如此，但至少在我选择的修道院里是这样的。我在那里度过了一段非常尽兴的时光！

在修道院，我有自己的小房间，里面有一扇窗、几件简单的家具、令我充满感激的电暖气以及墙上的耶稣受难像。对此，我实在是不能更满意了。

修女们精心安排了日课和礼拜仪式的时间，保证了对上帝的崇敬之情持续不断地充满每一天。最先开始的是每天清晨5点半（黎明之前）的夜祷。随后的安排包括：

晨祷7∶00 a.m.

弥撒7∶30 a.m.

第三时9∶15 a.m.

第六时12∶10 p.m.

休息时间15∶15 p.m.

晚课16∶30 p.m.

晚祷20∶15 p.m.

同样的，餐食也是按照一张时间表上的安排供应：早上8点15分吃早餐，中午12点半吃午餐，晚餐则在晚上6点15分开始。不过，我依然享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在任意时间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如果愿意的话，我当然可以按时出席祷告和课程，但若不参加也没有关系。我可以每顿饭都按时吃，也完全能根据心情只在想吃的时候去吃，还可以自己泡茶、煮咖啡，并且想吃多少饼干就吃多少。修道院里有个相当了不得的图书馆，我在那里消磨掉了大量的时间，甚至还找到了我最喜欢的作品——但丁《神曲》的炼狱篇——1903年版的副本。我还在图书馆找到了一个小接待室，里面有壁炉和两把摇椅，我经常在那里写作：关于一本新书的构思、不时更新的博客和帖子、死前想要完成的心愿清单等。那里甚至还有一个和《神父特德》中的多伊尔夫人非常相像的年轻波兰姑娘，名叫伊丽莎白。每天晚上9点左右晚祷结束后，她都会到我房间来给我送一杯好立克或者阿华田^[8]，因为她知道我就要准备睡觉了。我以前从没觉得喝热麦芽饮料对健康有什么好处，但是在修道院里，睡前喝上一杯的习惯却好像变得非常自然。内心的安宁感、温热的牛奶饮品以及环境里彻底而完全的寂静结合在一起，给我的灵魂带来了巨大的抚慰。

我曾经花了那么多年的时间来修复他人的身体，如今终于轮到我来重建自己的生活。这样说虽然听起来有些奇怪，但实际过程却非常治愈。

常驻修道院的康纳利神父在吃饭时间通常都会出现在餐桌旁，他来自苏格兰，戴着镜片极厚的眼镜，并且有抽鼻烟的习惯。他的苏格兰口音极重，想要听懂他在说什么是件相当有难度的事情，因此当我得知他曾在埃及住过长达16年之久时，感到极为惊讶。他在埃及从事考古挖掘的经历令我们之间很有共同语言，在此之前，我连想都没想过自己会在一所修道院里，和一名毛衣上落满了从鼻子中喷出来的鼻烟的苏格兰神职人员谈论人类骨架和遗骸的话题。他还说起了对往返于英国与埃及之间航线上空乘人员的爱慕之情，以及比起戴维·卡梅伦（英国前首相）来，他更佩服像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意大利前总理）那样的人，因为“至少他有独立的人格”。和他在一起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各种令人忍俊不禁的情况，比如前一分钟他还在说着黄色笑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下一秒钟他马上以极其严肃的口吻讨论起酷刑和殉难来。不过无论他怎么变，鼻子周围的鼻烟灰都是一成不变的。他真的是个非常戏剧化的人。

对我而言，住在修道院并且尝试着去体验所有的事情意味着我愿意尽我所能去服务于上帝——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就因此再次被各种繁杂的事物淹没了。在每天早上9点半之前，我会参与四项宗教服务——而这本是很多人周六刚刚起床的时间。弥撒在通常情况下都是基本而简单的，也是唯一会让我走进主教堂而不是只坐在阳台上的老地方观望的活动。但是到了星期天，会有三四位神父前来，令弥撒不再仅是每天的固定日程那么简单，仪式的时长也会相应延长。康纳利神父似乎是从稀薄的空气中抓取要讲的每个字眼，从来不提前做任何准备；来自意大利的基诺神父既年轻又温和，并且对于一名神父而言，他的长相未免有点过于英俊了；最年长的帕迪神父坐在祭坛旁的椅子上，整个过程中都不会移动位置。帕迪神父的模样看上去有点像长着灰白头发的小乌龟，完全打破了人类对于寿命的正常预期，他总给我一种对自己身在何处完全没有概念的感觉。

一天弥撒结束后的早餐时间，我们正在讨论加工橙子酱和真正的果酱之间的差别，一位修女过来礼貌地询问是否一切都好。由于那天是星期天，再加上还有神父的加入，所以就餐的人比平时多。当她走近几乎处于完全静止状态的帕迪神父并问候“你好，帕特里克^[9]神父，你好吗”的时候，空气陷入了沉默，半晌之后才响起了一个很轻、但是有着浓重爱尔兰口音的简单回应：“还活着。”

由于基诺神父抱怨过总是受到腰痛的折磨，因此在他结束祝酒词之后，管家伊丽莎白给了他一张按摩券。他对此存有一丝疑虑，用磕磕绊绊的英语问道：“但是会不会……这个……弄死我啊？”随后，想到自己作为一名神父，他就又担心起会因此进入一家“错误类型”的按摩店。于是，康纳利神父很自然地向他解释道：“如果那里窗户上没有亮着红灯，那你去就完全没问题，基诺。”

和我一起住在修道院的，还有一个名叫雷吉娜（Regina）的女人。虽然雷吉娜有“女王”的意思，但是她却没有半点女王该有的样子。若以最委婉的方式去形容，那么她与女王截然相反的模样或许可以总结为谦逊和善良。她身材矮而丰满，深色的头发，戴眼镜，总是穿着一件原本可能是制服的外套。我并不了解她原先是做什么的，只知道她从美国远道而来，并且对有名的修道院和教堂充满了拜访的兴趣。正是从她那里我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相当多的小团体，它们有着共同的名称，并且都过着游历不同修道院的生活。我猜想她可能是名见习修女。

“那你来这里是因为有什么计划要做的事情吗？”某天在图书馆，她问我。她从来没问过我为什么要来这里——没有一个人问过。感觉上就好像他们很清楚这是我自己的事情，因此无心刺探，只是在我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

“我并没有什么明确的计划。”我回答说，“我可能只是为了拥有一段消磨在思考、阅读和写作上的时间吧，就是为了得到一点平静和安宁罢了。”

“你做的都是很好的事情。”她说，“不过将时间花在虔诚地向上帝表达敬畏上，应该是你在这里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即使在后来已经离开修道院的日子里，我还是不时会思考她的话。“敬畏”在天主教的信仰中有非常明确的所指——领圣餐前的礼拜和祈祷——不过在我的观念里，它所引起的共鸣却存在于另一个层面上。究竟什么是我在这里，甚至在这个星球上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呢？是保持敬畏——哪怕只是对自我，对我的家人和朋友，对大自然，对活过的每一瞬间保持敬畏；哪怕只是早上闻到了新煮好的咖啡的香味，一边赖床一边听着雨滴敲打玻璃窗的声音，跑步之后内啡肽旺盛地分泌这类看似平常而微不足道的小事。只有当我们意识到驻留于世的每一个“此时此刻”是多么的稍纵即逝，才能深刻地体会到所有被视为理所当然而忽略掉的小事实际上有多么可贵。

我反复说我到修道院是为了“获得足够的思考时间”，事实上我也确实得到了。我意识到在我忙乱的生活里，一直缺少足够的时间对发生过的事情进行反思，并且我有点好奇，是不是大多数人也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当我在给死者进行缝合或者清理停尸房水槽的排水口的时候，我以为那种放空自我的感觉已经足以使我进入类似“禅”的境界，我也曾以为花在慢跑上的时间也足够我好好清空杂乱的思绪。然而，我错了。我不过是在一遍遍重复中将每一天过成了相同的模样。我离旋涡的中心距离太近，缺乏足以对其进行冷静思考的距离。

我想起了我的第一位停尸房主管安德鲁。他非常严肃，并且除非有特别有意思的案子，否则很少亲自上手做尸检。当时的我还是一名需要从其他人身上汲取养分的实习生，因此对他怀有强烈的不满。如今好几年过去了，也只有到了这时，我才开始体会到那对我而言其实是一段相当了不起的经历，通过野蛮生长的方式，通过每天都要做很多尸检的工作量，我深深地投入到这一行当中。我在市政停尸房的3年时间里，无论学到的东西还是努力的程度，恐怕都是有些APT工作10年也无法企及的。

而在大都会医院里，那些我曾经很抵触与其共事的男人们，或许他们也和我一样对于和异性一起工作而感到不适，也是因此才有了那些让我觉得很不得体的行为？也许在那段时间里我的状态也有些过于敏感，因为毕竟刚刚做出了人生中一项重大的抉择，毫不犹豫地离开家乡来到了伦敦。在完成伦敦大爆炸期间的任务后，我在利物浦的医生诊断我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虽然我起初只是去找他看流感和唇疱疹的：“我怎么可能在终于实现了从小到大的梦想后出现这种问题呢？”对他的诊断，我用自己的想法做出了反驳，“尤其是还参与了这么重要的事件？”但是现在再想想，他可能是对的：在伦敦的那两个星期里，我一直处于睡眠被剥夺、一言一行均处于媒体监视之下的状态中，并且就身处我们所见过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的旋涡中心。或许当事件结束后，我又回到了伦敦，再次与丹尼和克里斯成为同事的选择无意间给了所有负面感受一个尖叫着复苏的机会？

我想起了以前在圣马丁停尸房，我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处理文书中度过的，很少能参与到尸检当中，因此我感到极为不满。在当时我还体会不到，正是这段从事管理、筹备葬礼和遗体瞻仰的经历，促使我开始积极地应聘其他职位。现在再回想我流产后的那段时间，没能从女同事那里得到支持已经不会再让我有受伤之感，更不会因此而变得脆弱。我甚至一度进行反思，或许她们的反应并没有任何针对我的私人意味？她们可能根本不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

当我终于和过去的环境拉开足够远的距离，开始站在一个不同的角度去审视过去发生的种种时，我感到终于可以放下了。

通过对托马斯和蒂娜——两个过着快乐婚姻生活的殡葬从业人员——之间关系的观察，我受到了启发，决定去做一件还没人做过的事情：建立一个专为从事死亡相关职业的人们服务的交友网站。我妈妈帮我想出了网站的名称：“生死相约”。我很清楚会有不少人认为这很可怕，也会有相当多的人觉得很滑稽，但是我正走在忠于自我的路上。我从各个方面获取灵感，并且相信会像人们说的那样，发生在这条路上的每一件事都“自有其出现的理由”。无论命运将把我带到何处，我都决定跟随它的指引。我还开了博客，专门记录我对死亡职业领域的看法和关于死亡的理论，努力推动与人体标本展示相关设想的落实，令其真正进入公众视线。我保持跟进最新的学术研究进展，逐渐在解剖陈列和性别化观看独特的联系（其实也就是在性和死亡之间的联系）中，找到了最适合自己职业发展的领域，并开始攻读相关的硕士学位。我又重新焕发出活力，不再像是一朵夜间默默绽放的月光花，虽然可能还没有找到属于我的太阳，但是已经和在修道院里花了大量时间阅读的那本书中我最喜欢的句子所形容的状态非常接近。在《炼狱》中，当但丁最终成功逃出阴间并结束这一篇的时候，他写道：

如今我们逃离炼狱，并且再次沐浴星光。

无论是更名为安息堂还是仅仅按照设施用途来命名，与心爱之人生离死别的瞻仰室总是令人心生畏惧和抵触，只有当其空闲下来，或者有像我这样精疲力竭又心灰意冷的APT躲到其中小憩的时候，情况才会稍微有所不同。教堂，无论是不是在使用中，都是一个你不能满心咒怨并且搞得一团糟的地方。人类无论是因意外事故身亡还是自然死亡，其遗体都理应得到与所有同类同等的尊重与善待。如果我们能从这个角度看待问题，那么我想，所有的人、事、物都会显出其神圣的一面。无论我有怎样的宗教信仰，宗教本身都不是驱使我到修道院去的根本原因。我去那里真正学到的，是“敬畏”和“沉思”的重要价值。正是在修道院，我经历了自我在象征意义上的死亡与重生，并在这个过程里深刻体会到我对“生命”实际所怀有的深重渴望。于是，我沐浴到了最纯粹的星光。

【注释】

[1]美国热门卡通剧的主角，是一只会说话的大丹狗。——编者注

[2]撒旦是《圣经》中记载的堕天使，也称魔鬼。——编者注

[3]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古代波斯帝国的国教，在中国史称祆（xiān）教、火祆教、拜火教，由琐罗亚斯德创立。——编者注

[4]锡克教由印度教虔诚派发展而来，15世纪末兴起于印度旁遮普地区。——编者注

[5]拉比是犹太人中的一个特别阶层，是老师或智者们的象征，主要为有学问的学者，也是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的人。——编者注

[6]麦加是伊斯兰教的圣地。——编者注

[7]巴哈伊信仰又称巴哈伊教，由巴哈欧拉创立于19世纪中叶的伊朗。——编者注

[8]好立克是在超市常见的粉状饮料，可以冲成一杯热饮，阿华田是一种来自瑞士的饮料。——编者注

[9]帕特里克的昵称是帕迪。——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