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齐兵马，为国王效力

你可以看到一个茶杯从桌子上掉下来在地板上摔成碎片。但是你绝对看不到这些碎片重新聚合在一起复原成一个完好的杯子，然后再跳回桌子上……随着时间增加的无序熵或将过去和未来区别开来。

——史蒂芬·霍金《时间简史》

我当然活着从过山车上下来了——幸亏系了安全带。不过那天晚上，我的心情确实焕然一新，而且我明白是时候将阴霾驱散了。我必须大步向前走。

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驱使我的地铁自杀男冲向了一辆疾驶中的地铁，不过对于他的精神状态，我能够隐约感知一二。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一旦他跨出了第一步，就再也无法回头。时间从不倒转，车站里的目击者们不可能看到他在一阵粉色和红色的弧光爆炸中重新聚合，然后完整而安全地重新回到站台上。其实我很想知道，在跳下去的那一瞬间，他脑海中闪过的究竟是什么？他是否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并且充满恐惧？还是在为即将到来的安宁以及终于获得了解脱而满心感激？又或者在他与列车冷硬的钢铁发生碰撞前根本来不及产生任何念头？

我有大量的时间可以消磨在无边无际的猜想之中，因为为了彻底修复好这个自杀的可怜人的遗体，我花费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使尽浑身解数来将每一个碎片归位。由于死亡方式的特殊性，验尸官从没想过安排他的家属进行探视。不同于尸检时的简短，整个修复过程长达4个小时。不过，当听到电话另一端对我做出的声明的惊讶反应——“等一下，你刚刚说什么？”——时，我觉得每一分钟的付出都很值得。

“我是说，他的家人可以下午过来看他，或者明天也行。”

“等一下，我觉得我有点糊涂了。”验尸官的困惑很明显。“我记得他已经完全被撞成碎片了，BTP和回收队的人都说他的状况简直惨不忍睹。”

“他确实‘曾经’是破碎的，”我解释着，“但是我们的一部分工作职责就是尽量让死者的遗容体面而有尊严。以这个案子中我们所做到的程度，安排亲属来见他完全没问题。”

“好吧……”她说，语气里是毫不遮掩的怀疑，“你最好先仔细跟我谈一下。”

引用《矮胖子》^[1]里“国王呀，齐兵马”的句子并不是为了制造一点诙谐的气氛。就像那本极其荒谬的《爱丽丝梦游仙境》被认为包含了诸如“极限”“反比关系”之类的数学概念一样，《矮胖子》也可以用来阐述热力学第二定律。在前面的章节里，我在讲述尸体的腐烂过程时曾经讲到过热力学第一定律，说的是能量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毁灭，它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一种形式。而热力学第二定律想要告诉我们的则是，一个独立系统的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在这个语境中，“熵”的含义就是“无序”和“混沌”。在《矮胖子》这首童谣中，当不幸的鸡蛋“矮胖子”从墙头掉落下去并摔得粉碎之后，“国王呀，齐兵马，破蛋难圆没办法”在把可怜的矮胖子先生恢复原样这件事上的无力感，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最佳脚注。

热力学第二定律同样也极佳地概括了尸检之后所展开的修复过程。APT和尸体防腐员之间还是有区别的：我们不用化妆品和高科技手段去修复死者的容貌，我们的方法是从最内部着手，将遗体视为一个碎得彻底的鸡蛋，然后穷尽一切手段使其重新变得完整。

在用软管将解剖台以及各个表面清洗干净后，我会再分别将一桶热水和消毒液淋到不锈钢台子上，让它在液体中浸泡一阵。然后我就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到我的地铁自杀男身上。在清洗尸体的时候，我们虽然用的是同一根软管，但要十分注意控制水流的轻柔，避免把血液和其他组织微粒冲溅得地板和仪器上到处都是，也防止其形成气溶胶被吸到肺里。尸检所用的托盘在死者头部一端的角度上略高，所以清洗时水流就顺着托盘直接从位于死者脚边的出水口流进水槽里了。这个场景看上去可能会显得有点奇怪，让人觉得死者和待洗的车子或者餐馆后厨的脏盘子没什么区别，但实际上，一边冲水一边轻柔地擦拭，并不是什么搅扰死者并让人感到不安的事情。我一手以持枪的方式握着软管的触发器，另一只手中则是一块浸满了泡沫消毒剂的海绵。在尸检时，我一直很注意随时擦拭溅出来的血迹，不仅仅因为那是停尸房中的标准操作，并能在很大程度上维护死者的尊严，更为了防止血液凝固在皮肤表面，给后面的清理过程增加难度。血液和皂水混合在一起后会形成一种粉色泡沫，它们顺着死者的四肢滑落，在出水口处形成漩涡。对于这种粉色的泡沫，我实在是太熟悉了，不仅每天在工作中常见到，当我下班回家后洗头发时，浴缸中也充满着粉色的泡沫，并且它们打着旋从出水口消失的样子和停尸房里如出一辙。所以偶尔在浴室里，我会产生又回到了停尸房的错觉。

在清理遗体的过程中，最令人感到不安的是进行到头面部的时候。哪怕是最细小的水流，当它流经死者的嘴和睁着的眼睛时，我都会不由自主产生退缩的冲动，很害怕死者会忽然闭上眼睛或者转过脑袋。不过谢天谢地，我的担心从来没有变成现实。水流只是从半露出的眼球飞溅起来，然后滴入死者张着的嘴巴里。我非常讨厌的一种情况是混合着组织残片以及黄色脂肪组织的小血珠卡在死者的牙缝里，或者黏在牙龈上。这种时候，不能单纯靠调大水流来处理——那样做是完全不行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用一把合适的牙刷给死者刷牙。

我不知道我的同事里有谁也在尸检中注意到了这样的细节。

当对死者的初步清理进行完毕之后，我便可以开始着手修复。首先处理的是头部，因为头发还是湿润的，因此用和我在做切口前同样的方式——一半的头发向上梳盖住脸颊，另外的一半往下梳到脖子的后面——很容易梳理。和围产期胎儿的尸检不同，成人的大脑不像胎儿有着相对身体比例而言巨大的尺寸，因此成人死者的大脑不再放回到颅骨内。另外，大脑是一个非常柔软的组织，将其重新放回去也是不现实的——我在前文中曾经将大脑的质地形容为“慕斯”——而头面部又有太多的孔窍，所以这样做既不卫生也不安全。我用蓝卷吸水材料将颅骨的底部擦干，取一大团纯净洁白的棉花塑造成与大脑无论在大小还是形状上都极为相近的样子，然后将其放到空荡荡的颅骨腔内。这样做的好处主要有两点：首先，它能够填充起正常脑部的形状，在此基础上我就能把颅盖放回去，并确保其在正确位置上的稳定；另外，材料吸水的特性使它能将任何从窍孔中渗进去的或者我在擦拭时遗漏掉的液体吸收彻底。在准备缝合的时候，我先将颞肌平滑地放回原来的位置上，然后再将切口两侧的头皮拉起来，让它们在后脑处会合，中间只剩一条窄窄的缝隙。这时，就轮到我提前准备好的针和缝合线上场了。我会沿着之前做出的切口方向——从右向左——开始缝合：先将S形缝合针从上皮瓣下方扎进去，下针之处正是黄色的皮下脂肪组织和毛囊所在的地方，随后再将针从下皮瓣同样的地方扎下去，如此上上下下地不断重复着，直到整齐地完成一条与棒球上的线类似的缝合线。实际上，我们也确实将其称为“棒球缝合线”。

在完成了头部的作业后，我要用更多的蓝卷吸水材料或者干净的海绵将体腔擦干净，将更多纯净洁白的棉花放到骨盆里。这些棉花取代的是膀胱及其他骨盆处组织器官，并且也能在残留水分经由身体的孔窍泄出之前将其吸收完全。出于同样的考虑，我在其颈部填充了更多的棉花，不仅使脖颈恢复了原有的形状，有时还能够为男性死者塑造出一个喉结的轮廓。死者所有的器官并非直接放回到原位，而是先装进由生物可降解材料制成的干净内脏袋里——我们从不使用普通的垃圾袋或者医疗废弃物袋。待所有的袋子都整齐地扎好并放回空旷的体腔中后，就把最先被移除掉、靠近心脏和肺部的胸骨重新放回到原本的位置上。这样一来，死者的外观形状看起来就非常自然了。我把I字形切口两侧的皮瓣拉拢，用与缝头部相同的方法从上到下缝合起来，形成一条同样整齐的棒球缝合线。

如果根据验尸的需要从眼球中取过玻璃体，那么在修复的时候还要向其中注入生理盐水，通过恢复眼压来维持眼球的正常形状。如果之前取出了死者的假牙，那么此时就重新将其戴好。在尸检完成之后，死者的遗容看起来都会比之前平和不少。这时，我还会再将死者完整地清洗一遍，用洗发水把头发上沾染的油脂及体液等洗干净。有时候，我会连指甲也一起清理，如果还有褥疮、溃疡或者医疗介入后的创口等在化脓的话，就用可吸收的绷带把它们包扎好，或者用一大块膏药覆盖在上面。用毛巾擦干后，再给死者穿上一次性寿衣，其状态基本就可以算得上干净、完整并且安宁平和了。

但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作用还是会凸显出来的。采用缝合的方法也就意味着我们无法将所有零碎的组织和器官像完成一幅拼图那样严丝合缝地归位，也不可能再用死者的血液将动脉和静脉重新填满——所有的血液已经流进了下水道，并和全市所有的生活废水一起消失于污水处理系统。非常直截了当的结论就是：我们也没办法让“矮胖子先生”完好如初。没有人能做到。

唯一能倾尽我们之所学去尽量实现的，就是让死者在经过修复之后看起来比刚刚送来时的状态更好些，在走过了尸检的程序后呈现出一副得到了精心照料的模样。

相比其他案例，我的地铁自杀男的情况更为复杂一些。我不得不用棒球缝合线将已经断裂的或者几乎断裂的残肢重新缝合上，包括两只手（在手腕处断开）、一条腿（沿着膝盖断了）以及一只脚（在踝关节处断裂）。由于他的躯干被从腰部斩成了两截，我还要用同样的方法修复他的身体。当这一切总算完成的时候，出现在我眼前的十足就是个粗糙版的弗兰肯斯坦的怪物：好像我刚刚从一个装满身体残肢的容器中挑出了需要的“零部件”，然后将它们和脑袋、躯干等缝合到了一起，制造出我自己的“亚当”。不过，当我用肤色的绷带将所有缝合接口包起来后，那些彰显着暴力伤害和死亡的痕迹就被很好地隐藏起来了。这时候，他的样子看起来就让人觉得舒服多了。

我在电话中把所做的事情一一讲给验尸官。

“花了不少时间吧？”她问道，语气里依然带着一丝怀疑。

“大概4个小时吧，不过主要是头部的修复比较耗时。”

实际上，仅是往颅腔内填充大量的棉花，再用强力胶将部分颅骨的碎片黏合到仅能凭感觉判断“正确”与否的解剖学位置上，就用了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完成之后，我用白色的绷带将他的头部包扎起来，并且令其略微向左侧倾斜，以挡住大多数的伤口。

“他现在看上去和‘莽撞先生’^[2]有点像，你觉得可以吗？”我提醒验尸官，“不过完全是可以和亲人相见的状态——基本上能很清楚地辨认出他的脸来。”

“不可思议，我马上通知家属。”她说。

我为他和他的家人感到高兴，但是我的各种思考并没有随之停止。他那一旦付诸行动就再也没法回头的决定，它对我产生的深刻影响，以我目前的处境碰上这样的案子是多么宝贵的一课等念头，仍在脑海中久久盘桓着。

通常APT在介绍自己的工作时都会说自己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死者的家人，当然这种说法没有任何问题，这很好地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选择一份为大多数人所不理解的特殊职业，甚至令一切都显得正常且符合常理。在停尸房参与修复遗体的工作能令APT付出的辛苦得到积极的反馈，也是一个获得他人感谢的机会。无论从事什么行业，人们总是需要被鼓励的。

然而让我觉得奇怪的是，很少有人提到自己的工作其实也是为了死者的福祉。当我在为厌食的牙医进行修复的时候，没有人来看他最后一面，连他的遗体都无人认领，但是我仍然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整套修复程序，并且完成度之高甚至超出了停尸房的规定。在做这些的时候，我完全没想过要从谁那里听到一句：“谢谢，他看起来好极了。”虽然在很多案子中，比如地铁自杀男的案子，我确实得到了很多这种类型的褒奖。一般而言，所有APT都很享受在工作中竭尽全力的感觉，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愿意尽可能为死者家属多做一些事情，并且我们工作的最主要目标就是让死者享有最大程度的尊严，体面地走完在人间的最后一程。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的APT总是对自己的工作秉持一副讳莫如深的态度呢？比如在看到媒体上对尸检写实的报道，或者由苏·福克斯、凯瑟琳·埃特曼等艺术家发布的验尸主题的摄影作品时会眉头紧皱；又比如总是想避免让人们看到任何停尸房内部的情况（除非在一些实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再比如始终将自己的职业委婉地解释为“为活着的遗属服务”。如果连他们自己都不愿意承认工作中实际包含了什么，都认为其中的种种是需要严守的秘密，都不愿意向外界做出姿态，即使从事着与死亡相关的职业，即使是严谨的病理学技术专家，但他们同样也是活生生的人，也具备着同样灵动的幽默感，那么可想而知，不明真相的大众对这个行业将会有多深的误解。这就好像是从业者自己在不断给自身制造关于死亡的禁忌。

我曾研究过各个与死亡相关的职业的私密性和透明度的问题，其中包括停尸房的工作、丧葬服务、骸骨挖掘、人体标本展示等各个方面。

虽然我目前担任着病理学博物馆技术馆长的职务，日常所关注的对象多为不完整的人体残骸，但是也始终都在跟进关于死亡提醒效应（即我们对死亡的理解）、死亡理论等的研究进展，以及不断变化中的死亡相关法律的修订情况。而在更早的时候，就是我人生中的那段艰难时期，我需要有一些可以让我把全部精神都沉浸于其中的东西来打发掉漫漫长夜。于是，我开始大量读像恩斯特·贝克尔的《拒斥死亡》（The Denial of Death）、杰西卡·密特福德的《美国式死亡》（The American Way of Death）等旧版书及经典名著，同时在社交媒体上和那些持有“死亡不应该成为一个关起门才能谈论的隐秘话题”的观点的人们建立联系，还参加了由一位富有洞察力并且非常幽默的美国殡葬师凯特林·多蒂发起的名为“积极死亡”的运动。她希望能像过去那场推动了性文化发展的“安全性行为”运动一样，通过“积极死亡”运动改变人们对待死亡的态度，让人们从此开诚布公地讨论相关话题。

当我逐渐了解到坦诚直接地就死亡展开交流的好处后，我开始形成自己的一套观点。在这个行业中，毕竟过于隐晦的态度曾一度导致如器官私藏一类的丑闻，而“除了必要的信息以外尽量少说”的行为方式也在实践中被反复证明其实会惹来无数麻烦。我到不同的城市去参加会议，在会上见到了很多在网上有过交流的朋友。在其中一次会议中，我听到了一个名为“打破隔离的尸骨”的研究报告，非常精彩，这个报告几乎涵盖了所有我想向社会大众呼吁的观点。简单来讲，这项研究就是先让一队考古学家在挖掘现场周围立起一圈屏风，将随后展开的尸骨挖掘工作完全遮挡起来。他们的举动引起了当地居民的强烈不满：人们很好奇在屏风的后面究竟发生着什么。而由于专业知识的匮乏，人们所能想象到的都是些极其糟糕的情景，于是便坚信考古学家是在亵渎死者，并极力要求立即停止进行中的考古作业。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地居民们的反应其实也并不难理解：如果不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那么为什么要遮遮掩掩的？经过了一段时间后，研究进行到第二阶段，研究人员不仅撤掉了所有的屏风，还允许普通群众进入挖掘现场并向考古学家提出疑问，在一些特别的情况下，他们甚至可以亲自接触尸骨。事后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人们普遍对屏风撤掉后的考古挖掘满意度和接受度更高：当人们对正在发生着的事情有了更多的了解后，相比起被冒犯的感觉，好奇心反而会明显地占据上风。

这项研究为我打开了看向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在那里不仅我的技术有用武之地，而且还可以无所顾忌地与人讨论与死亡相关的问题。虽然我还不清楚为此我能具体做些什么，但是当有了一个愿意专注于其上的目标后，我感到自己支离破碎的状态总算结束了，我再次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我已经对在工作中总是听到“除了长期的合作伙伴或者家人以外不要跟别人讲太多，更不要跟任何人讨论工作日常和细节”之类的劝解感到厌烦，也已经厌倦了由于担心酿成下一个“阿德尔赫丑闻”而在每天的工作中本能似的担心出错。我甚至连听到“阿德尔赫丑闻”这个词组都会觉得不耐烦！

虽然文书工作越来越多，但是我觉得它们根本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它们并不能推进我或者很多APT目标的实现。我本该去参加每一季度的APT见面会，并且为我们的组织——英国解剖病理技术员协会（Association for Anatomical Pathology Technologists United Kingdom，AAPTUK）——做出更多的贡献，然而却一直忙于监督包括所有医生在内的整个病理学队伍是否按照《操作手册》和健康安全培训行事。另外，我还一直在从事临床管理工作。

当然，我将所有做过的事情视为“经验”的一部分。我虽然更长时间地加班，但仍开始感到难以全部掌控。随后，我还意识到我之所以更愿意处理地铁自杀男的案件，心甘情愿花费大量的时间去修复他的遗体，还存在着另一方面的原因：我想尽量多待在小小的高危验尸间中。在那里，我所做的事情正是从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起就一直想做的，虽然它很少出现在其他APT谈论职业意愿时的话语中——我更愿意跟死者打交道。

想清楚这一点帮我做出了最后的决定：该离开了。

在开始找其他工作的同时，我还是尽可能保证在停尸房有足够的工作时间。从像圣克莱尔教授这样已经退休的病理学家，以及其他根据值班系统的安排会来处理当天案件的病理学顾问身上，我还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学习。并不是所有停尸房对工作时间的要求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只要确保自己在临时代理APT的人才库中登记在册，就可以利用年假以及不同工作任务的间隙时间去到其他的机构中做事。同时，我也在关注别的停尸房是否有管理职位的空缺（尤其是地方政府管理的停尸房），因为停尸房规模的缩小意味着文书工作没有那么繁复，管理人员也就相应地有更多的时间参与到尸检当中。当然了，就像谚语“条条大路通罗马”所说的那样，一个人想要通向自己内心的道路也不止一条，我对其他与死亡相关的工作也保持开放的心态。我将这种渐渐从容起来的状态视为我不断变得深广的自我探寻的一部分。

一天下午，蒂娜接到了一个电话。当她听着电话线另一端的人讲话的时候，我看到她的神色变得越来越绝望。

“蒂娜，出什么事了？”她刚一放下电话听筒我就马上问道，“紧急情况还是其他什么事？”

“不是，是组织库打来的。有个皮肤和骨骼的捐赠，他们希望能在今天下午进行。”

“这有什么问题吗？”我好奇地问，在此之前我还从没见过皮肤和骨骼移植。

“因为这个过程超级漫长。”蒂娜的话几乎是挤出来的，“这周虽然是我值班，但我都计划好了要和胡安以及临床管理队的人一起去参加一个会议。组织库的人过来时不能没人在场监督，至少办公室里得有人在，随时在有需要的时候出入验尸间。”

“那让我留下跟他们一起吧。”我主动提议。我想我肯定不会一直待在办公室里，因为我想进入验尸间观摩学习。

“真的吗？你愿意留下？”蒂娜问。

“当然了！我挺想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别担心了，安心去开你们的会吧！”和我相比，蒂娜确实更适合从事临床管理方面的工作。

于是，1个小时之后，我满心期待地和来自NHSBT的技术员们一起在验尸间中就位，开始听他们讲解起将要进行的操作。他们每个人都非常开朗！一头棕色头发的约翰尼身材丰满，30岁左右，对我提出的所有问题都很乐于解答。和他一起过来的年轻姑娘名叫桑娅，是他在带的实习生，从我们的讨论中她也能学到不少新东西。

“所以你们必须赶在今天把这件事情做完——不能推迟到明天？”我一边把捐献者的遗体从冷柜里取出来，一边问道，“你别误会，我没有别的意思，今天完全没问题，我就是有点好奇。”(www.xing528.com)

在把捐献者推进验尸间的时候，约翰尼给我们解释道：“其实我们只要在48小时之内完成所需器官的摘除就可以了。但是一旦捐献者勾选了表示同意的框后——”他一边说着，一边指了指文件上一个特别的位置：“那么我们就会特别希望能尽快完成摘除，甚至想尽量把时间压缩到24小时之内。毕竟我们切除得越快，移植成功的概率就越高。”

“切除”的说法在这一背景下，是一个用来专指从捐献者遗体上摘取器官或组织的过程的技术名词。在这次的案件中，他要切除的对象是皮肤和骨骼，而任何人都可以在相关文件上勾选希望在死后捐献的组织器官。（肌腱以及心脏瓣膜的捐献要求捐献者年龄不得超过60周岁。）但是，和其他任何器官一样，自愿进行捐献并不意味着该器官就完全可用，还需要根据其具体的状况进行评估和判断，例如是否携带传染性疾病、是否损伤过于严重等。当然了，尸体的腐烂程度也是一个要考虑进来的重要因素。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所需要的遗体捐献者数量，要远远超过对器官的实际需要量。

“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即使他们还活着，也是可以捐献皮肤组织的。”约翰尼补充道，同时穿上了防护服，“你可以想象一下，比如有人减去了大量的体重，然后通过外科手术的方法把松弛的皮肤切除掉了。那么，那些被切下来的多余皮肤该如何处理？”

这个问题是我之前完全没有想到过的，因为一直以来，我都将全部的精力倾注在了死者身上：“这真是很棒的想法啊！我从来没往那个方向想过。”我一边看着他打开带来的“切割工具箱”，一边回应道。

他取出的工具看起来有点像是大号的不锈钢剃刀，只是上面的刀头显得更笨重一些。工具的尾部连接有电线，他插上了插头。

“这是一把皮刀——有点像大剃刀，不过它的刀片是振动式的。”他讲解的同时也在不断对死者进行着判断，找出最适合切割的皮肤。显而易见，切割位置的选择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后续的修复过程，而捐赠者的大腿是极佳的选择。

皮刀发出了蜂鸣声，并且由于它的电动设计，约翰尼能够很轻松地保证切割的每一块皮肤组织在大小和薄厚上都具有相同的尺寸。不会像他讲的过去使用的那些手动皮刀那样，得到的每一片皮肤都多多少少在形状上存在不规则的问题。

看着他从死者身上摘取大片皮肤的时候，我感到实在有些不可思议，那些皮肤上的汗毛依然清晰可见，并在灯光下反射出亮闪闪的光芒。约翰尼将取下来的皮肤递给桑娅，由她将其在一个特殊的包装中保存好。

“它们会被用来做什么？”我好奇地问道，已经完全被迷住了。

“经过初步处理后，这些皮肤会被放到一个啮合装置上，进而被变成网状结构。”

我们看到的皮肤遭受了严重损伤的人所移植的皮肤，就是这些皮肤网。它们最常应用的情况包括烧伤、皮肤感染、无法愈合的褥疮或者溃疡等。我的厌食牙医如果逃过了败血病这一劫的话，那么很可能下一步也需要进行皮肤移植。

约翰尼一边给我们解说一边进行着手上的工作，整个过程经由他的介绍，再配上他的电动工具，话语中不时冒出的“冷藏保存”“辐射”“抗生素孵化”之类的字眼，显得特别时尚。然而实际上，皮肤移植的技术早在2500年前就在印度诞生了。

死者的皮肤还有另外一个用处，那是我在几年前才知道的。在前面的章节中，我曾经讲过我的脸部饱受一种罕见疾病——帕罗综合征的困扰。我并不介意谈起它以及我的其他健康问题，因为我希望人们能够明白，即使从事着与病理学相关的工作，也并不意味着我就拿到了一张从此没病没灾的“特赦金牌”；我们都是普通人，都会受到疾病喜怒无常天性的侵袭。如果我的职业选择能够为我带来与死神签订黑暗条约的机会，保护我和我爱的人免于疾病以及死亡的吞噬，那么我简直要喜出望外。然而现实却是，从来不会有这等好事发生。这真的是非常令人遗憾。我倒是一直都很期待这份工作中包含一些戏剧性的部分，比如用鲜血在一卷羊皮纸上签名……又或者那不是羊皮纸，而是一张用地狱里的古董剃刀剥下来的人皮？永远也不可能有答案的。

话说回来，我所患的帕罗综合征也叫作面偏侧萎缩症，是由于外伤造成而非与生俱来的，而除了许多更严重的症状之外，它最直接的影响是让我的脸变得不对称，有一侧脸颊的肌肉不断地发生着溶解。每隔一两年，就像汽车需要进行年检一样，我也要到医院做手术来恢复面部结构的正常状态。主治医生曾尝试过将我自体的筋膜和脂肪用于治疗，但是它们在被移植到我脸上之后不久就会溶解掉。于是，在谈到下一步的治疗计划时，他带着些许严肃的神情暗示我可能需要使用“人造真皮”了——其实就是来自死者的皮肤。他一边介绍新方案，一边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我的反应，好像在等待我发出惊恐的尖叫。

“没问题。”我只是很平静地回答道。

“这样一来效果可能会比较持久。”他很快又补充道，我猜他也许是担心我会改变主意，“我本该早点告诉你的，但是我怕这个方案会吓到你。”

“天啊，我善良的医生，我是在停尸房工作的！我才不会介意有那么一小片死人的皮肤出现在我脸上呢！”

于是，我便成了“弗兰肯斯坦的新娘”，承蒙捐赠者的慷慨和善意而成功进行了局部的移植手术。

再回到我们的验尸间里，此刻组织服务机构的人员正在努力从捐赠者体内取出腿部的股骨、胫骨、腓骨等骨骼。这一步骤需要在腿上制造远比我们APT进行尸检时所做的深得多的切口，并且需要将筋膜切断。在一旁观摩的我感到非常震惊，因为虽然我腿上有将近一半的筋膜被移植到了脸上，但是我从来都不知道它们长什么样子。在被取出的骨骼原本的位置上，会用与其尺寸相同的硅胶棒作为替代品，以保证腿部不会因此而变得“绵软”。“你知道吗？在硅胶出现之前，人们用的都是截短了的木头拖把柄。”约翰尼告诉我。这听上去非常合理，过去的很多东西都是用木头做的。

这一步的操作实际和APT切开死者小腿腓肠肌检查是否有深静脉血栓（DVT）形成很相似，很多人对深静脉血栓的了解都是基于其与飞机旅行之间的关系（虽然它的形成更多与长时间缺乏运动有关）。如果凝结块或者说血栓开始在腿部的血管内形成，那么一旦出现脱落，就有可能随着血液循环进入身体各个器官，在到达肺部后就会引发致命的肺栓塞。如果病理学家在死者身上看到了肺栓塞的迹象——也叫作PE，那么接下来就要对腓肠肌进行检查，以确定血栓的来源。有时候，出现DVT的小腿会有明显的肿胀，于是仅凭肉眼便能做出判断，但是也有很多情况我不得不进行深度肌肉解剖。我们和来自组织库的技术人员在操作上的主要区别就是，APT切开腓肠肌是为了在血管中找到血液凝结的证据，因而并不需要深入骨骼。除了在切口深度上的区别外，约翰尼修复切口所采用的方法和我们一模一样。

“啊，你们看，他还捐献了眼睛。”桑娅提醒道，似乎很高兴自己注意到了表格上的这一点。

“我会摘除眼球！”我兴奋地叫起来，就像一个坐在教室前排积极发言的孩子一样，“我还得到了资格认证的证书……不过，实际上我还没有真的操作过。”随后，我又不得不承认。

“那你想试试吗？”约翰尼提议道，“不过桑娅是只能在一旁看着了，她的课程还没进行到这一步。”

“哦，天啊，不，我甚至都想不起来我应该怎么做了。”

“那么我先取一只，你在旁边看着，然后由你来取第二只，怎么样？”

我感到非常震惊：“你相信我能行？万一我搞砸了怎么办？”

“你已经成功地把死者全部的内脏都取出来了，对不对？”他特意强调了一下我做的前期工作，“所以，我相信一只眼睛对你而言不成问题。”

听起来相当有道理。

所以，在观摩约翰尼熟练地取出捐献者的左眼，看着它随着一声柔和的“噗通”声落入放置在冰上的无菌溶液中后，我拿起一把新的解剖刀，开始我的第一次眼睛摘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必须先像他那样用金属牵开器撑开捐献者的眼睑，呈现出的画面带有一丝颇具戏剧性的凄惨感，令我不由想起了电影《发条橙》^[3]。这样一来，我就能接触到他的眼球，用一次性解剖刀切断结膜的肌肉和视神经的手感就像用刀子切黄油一样轻松。几秒钟之后，右眼便也保存在了无菌溶液中，连同左眼一起准备被送往英国最主要的两个组织库之一。在那里，它们可以被保存长达38天。我将一团棉花塑造成和眼球具有同样尺寸的球形，填入捐献者空洞的眼窝中，再在上面盖上一个光滑的塑料眼盖，以在外观上制造出自然的弧度。当把所有衣服重新穿好后，捐献者的模样与刚推进验尸间时几乎毫无差别，完全看不出来已经从他的身体中切割掉了那么多的组织——他被很完美地重新修复好了。

那些尸体已经严重腐烂的死者——也就是所谓的“腐尸”，也同样会经过与其他死者无差别的修复过程。但有所不同的是，他们的状况是完全不适合让家人来见最后一面的——西方国家对于腐尸本能的反感尤其令探视的可行性几乎为零。在一些极个别的情况下，家属坚持要求看望他们已经腐烂的亲人时——这里我所说的“坚持”指的是在没有看到尸体之前拒绝离开医院——有些停尸房会让他们先签署一份豁免同意书。同意书上明确指出停尸房方面已经将死者的情况充分告知家属——包括尸体的颜色、气味，以及其与记忆中活生生的人相比已经彻底面目全非的事实——并且家属一方也接受了所有的劝告，对将要面对的情况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如果尸体腐烂的程度过高，那就无须再对其进行防腐处理了。状态已经无比脆弱的静脉血管绝对承受不住强力化学试剂的作用，而且无论再采取什么措施，像我在前文已经讲过的那种伴随腐烂而生的颜色变化是无法逆转的。不过，此处我要说的重点并不是这个。虽然防腐已经失去意义，但我们依旧要对腐尸进行修复，这不是为了活着的人而做，而是为了死者本身。因为即使已经腐烂，这些死者依旧有权得到与其他死者相同的对待。我们会将已经呈浆状的内脏器官放到内脏袋中，同时也会用棉花填充空荡荡的颅骨并将头皮重新合拢。另外，对于已经呈现木乃伊化的死者那皮革一般的皮肤，我们仍然会尝试着将它们重新缝合起来，不过由于皮肤干燥和收缩的缘故，两片皮瓣之间会留下一条缝隙。然后，我们往运尸袋里撒上干燥剂和香粉，拉上拉链，通常还要另外再在外面套上两个袋子。如果有人为他们支付葬礼费用的话，那么无论最终选择土葬还是火葬，都还会举行一场盖棺仪式。

对死者的修复不可能做到完美，而或许问题的关键也正是在这里——本就不该对其抱有完美的期待。虽然大多数西方人只在恐怖电影或者电脑游戏中看到过腐烂的尸体，但需要说明的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13世纪，佛教徒们以展现人体各阶段腐烂过程的艺术品为基础展开了著名的“九墓地冥想”，也就是所谓的“念死修习”。那些绘画，通常被称为“kusozu”，以直观的视觉体验为佛教徒们的修习提供了充分的帮助，让他们对死亡的各个阶段深入冥想，并且一直流行到19世纪。前一段时间，我经常遇到前来咨询的佛教徒，他们想知道是否可以出于修习的目的参观我们博物馆中的身体标本。进行“念死修习”的最主要目的是学会以欣赏的视角看待死亡，并接受世间万物均处于不断变换之中的事实，最终实现正念的提升。在那些为修习所作的绘画作品中，尸体在腐烂之前都是貌美的妓女，这么做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传递出哪怕最初的外表是非常美丽的，但还是会像其他所有生物一样腐烂的启示，并且无形中也在佛教徒的修习过程中强化了保持贞洁的思想。

我从所有的腐尸中也学到了同样的一课。当我在面对一具腐烂的尸体时，诚实地讲，很难不对每一天、每一分钟是否真的重要、真的有意义产生怀疑。佛教徒试图传递给人们“无常”的概念，在他们的观念里，所有的存在都是转瞬即逝的，又或者说生命中唯一的永恒就是不曾间断的流逝。在肉眼可见的尸体变化出现之前，无常就已经存在——它根植于一个阈限的空间中，既不仅仅意味着死亡，也不单纯是生命的象征。它的存在是大自然最了不起的标尺。古希腊和罗马人为了从死者身上获得启示，会睡在陵墓之中。而在西方国家，同样的生命教育则通过中世纪艺术传授，无论是绘画还是雕塑作品中，都出现过爬满被当时的人们称为“蠕虫”的昆虫以及其他尸虫的骨架。胡安·德·巴尔德斯·莱亚尔所画的《死亡寓言》就是那一时期此类艺术作品的典型代表。画面中描绘了正处于后期腐烂和干燥遗骸两阶段之间的尸体，不仅全部的内脏都耷拉在歪斜着的身体表面，而且有大量的甲虫正在啃食暴露在外的腿骨。用艺术的表现手法塑造出的腐尸模型正因为象征了“生命轮回”——在凋敝腐烂的同时亦在不断滋养新生，因而在中世纪时期尤其流行，被称为“transi”。这种transi既可能是和真人一般尺寸的石雕，也可以是以象牙为原料雕刻而成的微小塑像，但无论哪种形式，其都是一种死亡的象征，不断警示着世人一切生命均有其终点，而腐烂是生物体共同的归途。

在17世纪末的欧洲，在冥想时对坟墓中尸体的腐烂过程进行尽可能详细的想象是一项极受推崇的精神训练法。大概在1667年，耶稣会作家丹尼尔罗·巴托利在其撰写的一本名为《濒死之人》的手册中指出这是一个认识死亡的绝佳手段。其中专门有一章指出：“坟墓是一所甚至能教疯子学会理智的学校：我们进入其中，聆听关于道德和基督哲学的教诲。”诞生于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的那不勒斯蜡像“康娜的丑闻”塑造了一个只有美丽的脸部和胸部可见，身体其他部分全部被掩埋在土壤中的女性形象。她的身上爬满了“蠕虫”，甚至还有只老鼠在啃食着她的胸部。这个作品以直截了当的视觉冲击为人们演绎了那著名的诗句：

当你经过的时候，请你记住我，

你现在鲜活的生命，也是我曾拥有过的，

我现在的腐烂凋敝，将是你的必经之路，

请为永恒的死亡做好准备，然后跟我走吧。

那些从瘟疫肆虐的恐怖时期幸存下来的人们对腐尸的熟悉程度，可能是在我们如今临床医学高度发展、习惯性回避或粉饰死亡过程的社会背景下很难想象的。不过，已经出现了不少小群体开始反对我们在文化上对死亡的隐晦，并且对我们非但没有以一种更为自然开放的态度去接受死亡和腐烂，反倒总是试图用大量的防腐措施去掩饰它而大为不满。于是，“绿色葬礼”的概念开始流行起来。这类葬礼的承办者很介意化学防腐剂的使用，并且非可降解材料制成的棺木也会令他们感到非常沮丧。他们推荐使用柳条甚至硬纸板材质的棺材，同时建议在更自然的或者林地等具有可持续发展特性的地方选择墓地，而不是一定要固执地选择对环境友好度偏低的火葬及教堂墓地。在此种风潮的带动下，爱德华·蒙克的名言——“以我腐烂的肉身，滋养花朵的生长，我在花香中寻得永恒”——便更加凸显出其具有现实意义的一面：如果我们天赐的命运就是不断地遁入生与死的轮回，又或者换个角度来说是不断地获得“重生”，那为什么还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去刻意粉饰死亡？

佛教徒显然对无常有更深刻的理解，他们明白一切物质都处于变化之中。所以我们会变得残缺，我们会支离破碎，纵使如此我们仍要顺应变化的发生，而不是总企图通过化学或者物理的手段去控制甚至扭转这个过程。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即使不谈宗教信仰，我们在死后也会获得某种意义上的重生——那是注定要降临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命运。

最终，我们都将享有生命轮回的完满。

【注释】

[1]《矮胖子》是《鹅妈妈童谣》中的一首儿歌。——编者注

[2]罗杰·哈格里夫斯的《莽撞先生》中的人物，他总是会不停地发生各种各样的小事故。——编者注

[3]《发条橙》是1972年由斯坦利·库布里克所执导的影片。——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