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Bitsa碎片遗骸的奇妙发现

Bitsa这个，Bitsa那个。将它们拼在一起，然后看看你得到了什么？一块块和一片片，一块块和一串串。将它们拼在一起，是多有趣的一件事。

——Bitsa（儿童电视节目主题歌）

南部非洲有一种传统的医疗形式，有时候也会在普通民众中出现。那实际上是巫术的一种，其中包含了欺诈的伎俩以及一种被称为“Muti”的传统医疗巫术。由于要求以部分人体作为药引，因而据传相当有效。一直到现实版的“医疗谋杀案”登上新闻头条的时候，所谓的“Muti”才为现代社会的主流人群所知晓。比如发生在2001年的邪恶的“埃姆斯躯干事件”（Torso in the Thames），一个无头、无四肢的小小躯干在伦敦著名的泰晤士河中被发现，当时在他残余的大腿根上还穿着橙色的短裤。意识到这个残肢的主人还只是一个孩子，并且不愿他就这样无名无姓地从世界上消失，因此调查人员给他起名为亚当。为了查明真相，多名专家采用了各种分析及调查技术，其中，一项针对亚当骨骼中矿物元素含量的分析结果显示，与生活在英格兰地区孩子的平均水平相比，亚当骨质中的锶和铜含量要高出2.5倍之多。根据这一结果，法医地质学家逐步将亚当的生活范围缩小到西非，并且认为极有可能是尼日利亚。随后，法医调查工作被移交给英国皇家植物园的植物学家，他们鉴定出在亚当的肠道中发现的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植物提取物，该种植物只生长在尼日利亚南部埃多州首府贝宁城一带。虽然调查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但是亚当的身份最终还是基本得以确认：他的真名是帕特里克·埃尔哈伯，并且除了躯干以外，他身体的其他部分也陆续被找到。调查人员表示，这个年幼的男孩是被作为一件重要的“祭品”专门从尼日利亚交易到英国的。

这起案件引起了人们对面目可憎的Muti的注意。此外，还有发生于2009年的10岁南非女童被绑架谋杀案，犯罪者行凶的目的是将她身体上的一些部分卖给巫医——一种传统形式的医疗从业者。这一案件激起了大众要求禁止巫医活动的呼声。

大概两年前，在一头扎进新一天的工作之前，我差点在浏览晨间新闻的时候把咖啡打翻，头条新闻的标题竟醒目地写道：陈尸所惊现生殖器盗窃！读完具体报道后我了解到，原来在南非德班的一家陈尸所，两名比较年长的女性死者的胸部以及阴唇被偷走了，而文章的作者推测这一案件可能与Muti有着重要联系。根据另一篇文章的报道，“通常比较柔软的身体组织，比如眼皮、嘴唇、阴囊以及阴唇等，最易成为盗窃者下手的对象”——很显然，涉及人体的巫术仍继续存在。

我开始在停尸房工作后，经常面对的都是留有全尸的死者，或者说都是些完整的尸体。并且在英国境内，很难经历涉及碎片遗骸的案件，虽然这类案子可能在世界上某些地区尤其高发。所以在我的经验中，对人体碎片的认知相当有限——直到那天早上我打开圣马丁停尸房最远端的冷柜，发现里面有个巨大的、亮黄色的塑料桶。那个桶大概有两英尺（约0.6米）高，宽在3英尺（约0.9米）左右。

“怎么会有个这么大的锐器箱！”我朝着莎伦喊道，“把它放到冷柜里干什么？”

锐器箱是一个亮黄色的塑料容器，专门用来回收用过的手术刀、PM40刀片、注射器针头以及一些破碎的玻璃制品。一般这类容器的功能都会用醒目的黑色字体直接标示出来，但是很快我便意识到在这个巨大的“锐器箱”上并没有任何说明文字。这时，莎伦走过来查看我大惊小怪的原因。

在她终于开始用那悦耳的伦敦腔解答我的疑惑之前，她那沙哑的笑声在室内环绕了很久很久：“你以为这是什么呀，拉拉？它不是锐器箱！”

“好吧，那是什么？”

“是一个肢体箱。”

眼下的情况刚好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喜欢在不同的停尸房工作，因为无论你觉得自己对这一行的了解有多深，总不断有你不知道的新事物冒出来，比如说肢体箱。我后来了解到，这是暂时存放外科手术中截下来的残肢的容器——也就是说，它最常出现的地方是医院。在实际生活中，截肢发生的概率要远比你想象的高很多。比如事故给一个人的手或胳膊造成的损伤，其严重程度超过了医生所能修复的极限，又或者糖尿病人由于外周动脉病变（PAD）而出现了足部及小腿供血不足，最终导致溃疡和坏死的发生^[1]等，这些都需要截肢。虽然患者并不会因为截肢而死亡，但是截下来的附肢也并没有什么其他的用处，因此它们在被放到成人担架上、盖上一层白色的床单后运送到停尸房来。当负责这一奇怪任务的搬运人员向我们展示担架上究竟是什么的时候，经常会表现出一种卖弄似的兴奋，就好像他们是在一家豪华酒店里为汉尼拔·莱克特^[2]提供客房服务。

“我能打开看看吗？”我问道，同时想象着里面的内容物可能和弗兰肯斯坦博士保存在他角楼实验室里的东西差不多。于是，我脑子里呈现出的画面就是一堆乱七八糟混杂在一起的胳膊和腿，手脚彼此错落地纠缠在一起，其中可能还零星地掺杂着几根手指和脚趾。我的耳边仿佛已经响起了约翰·古德曼在《谋杀绿脚趾》中的台词：“你想要个脚趾吗？我可以给你搞到脚趾。”

“当然可以了。”莎伦说着打开了盖子。

我从箱子顶端朝里面张望着，就像一个在探索玩具箱的孩子那样，但是感到有些失望。当然，我很清楚不会出现萨德侯爵^[3]小说里写的那种四肢乱扑腾着的噩梦般的场景，但也没想到它们都被非常整齐地包裹好了，看起来更像是摆放在邮局中等待寄出的小包裹。莎伦告诉我，一旦这个箱子装满了，所有的残肢就会直接被送去焚烧处理掉。听到她的话，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真是巨大的浪费啊！”虽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但对于能将残肢作何他用的问题，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头绪。以弗兰肯斯坦博士的方式创造一个怪兽显然是非常不现实的——在英国也没有足够多的雷电来促成其开端——并且我认为它们也并不适合用来给实习医生做解剖练习之用，因为上面的伤痕和损伤实在太严重了。最近，确切地讲是在2016年，有人提出了一个关于如何利用残肢的天才构想。

在英国，我们缺少研究法医埋葬学的相关设施，通俗来讲就是所谓的“人体农场”（法医人类学家比尔·M.巴斯在美国田纳西州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著名的“人体农场”）。此类设施对于获取尸体不同腐烂方式的数据非常重要，通过分析相关数据可以精确地判断出死者的死亡时间，从而为嫌疑人提供或推翻其已有的不在场证明。由于当时英国的法律不允许建立“人体农场”，因此我们做实验都用猪来替代。

但毕竟人不是猪。好吧，有些人就是猪，但也不是指生理上的。田纳西“人体农场”在一项研究中，将人与猪的尸体腐烂过程进行了对比，发现两者的速度并不相同——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差异比想象中要更大。这显然给世界范围内使用从猪身上获得的数据作为庭证的国家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于是很自然地，我们不能再用猪作为人类的替代品进行包括尸体的埋葬、腐烂以及保存等在内的法医埋葬学研究。所以，权威的法医人类学家安娜·威廉姆斯博士以及她的学生——研究狗尸体的专家洛娜·艾里什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设想：是否可以用人们在手术中截掉的四肢和取出来的内脏建立一个“人体农场”，而不是仅仅将它们装在肢体箱中付之一炬？它们的腐烂速度可以用来丰富研究数据，而尸体及受害人搜救犬也能够用实物进行训练。

我经历过很多次面部的手术。我患有一种罕见但没有生命危险的皮肤神经性疾病：帕罗综合征。也就是说，需要从我的大腿肌肉以及颞肌中分离出部分肌筋膜（一种围绕在肌肉周围、富含胶原蛋白的连接组织），移植到脸上萎缩的地方。如果在上述的手术过程中从我身体中取出的多余组织能被用于科学研究，而不是直接烧掉的话，那么说实话，我会觉得那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虽然我是一个为了法医学的进步而不断奋斗着的科学家，但同时，也是一名患者。和所有人一样，我的身体也由骨骼和皮肤构成，而为他人提供帮助是我为它们选择的最佳归途。

一篇关于这一提案的评论文章中写道：“这个关于允许人们在截肢等手术后捐献部分身体组织的提议可以看作是一个‘折中方案’，并且科学家一致认为其将会在极大程度上促进法医学的发展。”一方面，它能推进将完整遗体用于科研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破除始终笼罩在以死者为对象所进行的研究上的禁忌。文章作者还进行了一场民意调查，数据显示94%的调查对象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议，并表示愿意支持其实行：“如果那些是身体多余出来的部分，为什么不让它们发挥一点余热？”只有6%的调查对象表示对此感到非常“厌恶和恐怖”。或许因为是遗骸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体，削弱了人们联想到器官私藏或者阿德尔赫丑闻的可能性，所以它更容易被接受？

实际上，在谈论到截肢的话题时，“容易接受”^[4]单纯从字面上讲是一个很不合时宜的表达。我在病理学博物馆讲授自17世纪以来制作人体器官“罐头”的历史时，都会讲到最初被用作防腐剂的物质——乙醇，它更通俗一些的说法就是酒精。往事带着我和学生们一起踏上了一段穿越到加拿大育空地区的传奇之旅。那是在道森市一家名为“黄金国”的酒吧，去喝酒的人如果有心参与“酸脚趾鸡尾酒挑战”的话，那么无论他点的是什么酒，其中都会有一根真正的脚趾。挑战的规则是：“你可以大口豪饮，也可以细酌慢饮，但是你的嘴唇要保证与脚趾的接触！”

故事要从20世纪20年代的酒类走私犯兼矿工路易斯·李肯讲起。当时，他的脚趾因为冻伤而不得不截肢，于是你应该已经猜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了：他决定用酒精将截下来的脚趾保存起来。很多年过去了，到了1973年，育空当地一个名叫迪克·史蒂文森的人发现了路易斯的脚趾，并由此想到：“为什么不用它制成一款酒，然后发起一波挑战呢？”你可能已经又一次猜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酸脚趾鸡尾酒就此诞生，并且从那以后所有成功喝完一杯酒的挑战者都会得到进入“酸脚趾鸡尾酒俱乐部”的资格认证。然而好景不长，在1980年的一次挑战中，由于挑战者所坐的椅子在其饮酒的过程中忽然向后倾斜，脚趾被他吞了下去。对此，留下的专门记录表示：第一号脚趾一去不复返。

幸运的是，酒吧开始不断收到人们捐赠的脚趾。（一个到处是脚趾的国度？）其中，有的是因为糖尿病而不得不截肢的，有的是因为生了无法手术治疗的鸡眼，还有一个被浸泡在一罐酒精里匿名寄来，只附有一张字条表达了捐赠者的心声：“在草地上行走时，不要穿露脚趾的凉鞋。”听说，第九个脚趾又被挑战者吞了下去——并且看上去似乎是故意的，哪怕这样做的挑战者要被处以500美元的罚款。酒吧方面为了确保后备的第十个脚趾不再像它的九个前任那样消失不见，将罚款提高到了2500美元。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与其将患者多余的身体组织统统付之一炬，又或者用来作为饮酒助兴的游戏道具，倒不如将它们用于推动法医学的发展。

有时候，死者会以支离破碎的死状被送到停尸房，其原因可能是发生了可怕的事故，也可能是由于自杀等原因。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公路交通事故、铁路事故，又或者叫作“纵身一跃的自杀者”。

给我留下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一个跳地铁自杀的男人，伦敦地铁将其隐晦地形容成“铁轨上的人”。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站台上候车的乘客就会被广播告知“由于有人出现在铁轨上，所以列车将出现严重的延误”。这听起来好像只是有人想要到铁轨上躲藏一阵，又或者只是想在那里享受野餐的乐趣。很显然，死亡对于伦敦交通局而言还是一个禁忌，以至于无法直白地告知大家“出现了死亡事故”。

从打开运尸袋的那一刻起，我们就要直面自杀者身体支离破碎的真实惨状：死者左上方的头盖骨已被彻底撞毁，两只手只靠零星肌腱和些许皮肤勉强连接在手腕上。他的身体更是从中间就被撞得断裂，导致本应是背侧的部分直接翻转到了正前方。于是，在我的目光一路从他碎裂的脑袋看到破损的躯干后，紧跟着闯入视野的就是臀部。他的生殖器应该在身体背侧的某处，此刻被压在身下（出于为他好的角度，我真心希望是这样的）。脚的情况比双手更糟，有一只已经从踝关节处完全断了，另一条腿也从膝盖以下就整个折断了。此刻，这两处残肢都在运尸袋中被摆在了正确的解剖学位置上——我只能说我猜应该是这样，因为甚至连他两腿的方向都是反着的，所以很难分辨准确。最严重的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受损严重的胸腔和腹腔内大多数的器官都已经不见踪影。不过，在运尸袋中还另外装有多个塑料物证袋，根据我们的初步推测，里面装的应该是被英国交通警察局（BTP）以及回收队从事故周边区域搜集到的器官以及其他身体组织。

总而言之，死者的状况简直是一团糟。但无论怎样，我们的尸检还是要照常进行的。

首先，我们需要确定究竟丢失的是哪些器官。有些器官，比如两侧的肾脏，由于位置靠近身体的背侧（腹膜后区），并且被一层厚厚的脂肪所环绕，因此与其他器官相比得到了更周全的保护，都还完好无损地保留在体腔内。不过在地铁巨大撞击力的作用下，也像两个帽贝似的贴附得紧紧的。与此情况截然相反的是脾脏，此时已然踪迹全无。脆弱的脾脏往往是此类事故中最先受伤或者最有可能被完全损毁的器官之一，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肝脾破裂”的说法，形容的就是这种情况。我猜他的脾脏已经在铁轨的某处路段被列车碾碎，只留下一道阴郁的深红色血污。

我把每一个小物证袋中装着的组织一一进行筛选，看到了他的大脑、心脏，以及相当一部分混杂在一起、完全无法将其分清的组织，不禁深深叹了口气：“教授，我需要您过来看一下这些袋子。”我说话的同时感到一阵强烈的挫败感，好像在面对一个复杂的拼图游戏却始终理不出头绪。我摘下手套用手捋了一下眉毛：“我觉得在判断有些残骸究竟属于哪里这方面，您的眼神比我强多了。”实际上，仅凭我自己的力量最终应该也能完成得八九不离十，但是这样做的话会唤起我很多不愉快的回忆。

碎成一片片的人体，对我而言完全不是什么新鲜事。

7·7伦敦爆炸事件发生后，我在临时停尸房中的绝大多数工作就是处理破碎的人体残骸，并且越到后期心情就越沉重，因为随着救援进入尾声，送来的更多是装在小塑料袋子中的、从各个爆炸现场刮取的未知物质。袋子里装的除了受害者的身体残骸外，还有在救援队看来疑似人体骸骨的动物遗骨，这其中既包括死在下水道中的如老鼠、鸽子等动物，也包括被丢弃的肯德基快餐中的鸡肉和骨头，甚至还有些与动物组织完全无关的东西，比如一些蔬菜之类的东西。另外，其中还混杂有同样在爆炸袭击事件中殒命的恐怖分子的身体残迹，并且有相当大的可能性与受害者的遗骸混为一体。

这种情况简直想想都令人脊梁骨发冷：受害者不仅被炸得死无全尸，并且遗骸还要和日常垃圾以及凶手的身体成分混合在一起。

这是多么令人发指的罪行！

工作中，我们穷尽了一切人力以及技术上所能实现的可能性，将每一个袋子中的内容物仔细筛查，鉴定出其中属于人体的组织和骨骼，并将其中我们没有太大把握的部分进一步转交给人类学家及相关专家继续检测。我们将分离出的每一样组织分门别类做好标记后送去做DNA分析，再将所得结果与已确认死亡或仍处于失踪状态的受害者的家庭成员进行比对。

对于这类事件，无论是听别人讲还是参与到讨论之中，都是一件令人难受的事情。我当然可以在书中记述下更多的细节，但是出于之前已经提到过的原因，此刻我依然不能那样做。但尽管如此，仍需要强调的是，专业人员重组身体残骸、确保任何一位死者死后的安宁不受异己之物搅扰的工作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人们对此的理解和包容是非常重要的。此类犯罪——尤其是恐怖袭击背后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就是：恐怖分子充分利用了人们对死无全尸，又或者说是对死后没有遗体可供后人凭吊的那份亘古不变的恐惧。

在充分活动过手指并做了一番深呼吸后，我又戴上了一副新的手套，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到眼前的地铁自杀男子身上。他的死因已经很明显了，借用病理学家的总结就是“大量严重的钝力损伤”，而造成死亡的方式则是自杀（与此相对的还有意外事件、自然因素、谋杀或者未知原因）。在英国，死亡方式通常在这一阶段由一位司法官员，比如验尸官来裁定。

我感到无比庆幸，圣克莱尔医生告诉我不用再去将他的头颅“打开”了，因为我们已经能够将颅内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了，并且他的大脑也已经被“取出来”了。这无疑也为我随后对尸体的修复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医生很快就把相应的表格填写完了，于是他摘掉手套，带着表格径直回到办公室去继续写报告。此刻，只剩下我独自一人面对地铁自杀男，陪伴我的只有全部沾染着血迹和人体组织的解剖台、切割板、水槽、墙壁，以及各种解剖工具。我接下来要做的工作中最首要的就是确保血污不会在所有表面上干涸结痂，所以我先把每一小片碎肉和死者的其他器官一起都收集到一个钢碗里，对于极其微小的碎片，我甚至需要用医用镊子一点点小心地夹起来。在随后的修复过程中，它们都会被妥善地处理好。在验尸间中，我们用连接在解剖台上的软管来进行清洗，软管带有喷雾嘴，可以通过触发手柄来控制水流的大小。我拿起软管开始冲洗所有的表面，出于自嘲般的黑色幽默，觉得当下的情况像极了一个关于我个人生活的隐喻：我被独自留下来收拾别人制造的烂摊子。

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对于我一团糟的感情生活以及这段关系给我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我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负有责任的。记不清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都是我的错”的念头开始在脑海中盘桓不去：为什么我没能更警醒一些？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才让我成了最后一个认清状况的人？对自己的质疑不断拉扯着我的内心，一点一滴地蚕食着我的生活——但比这更糟糕的是，我一直对它们的侵蚀抱以一种放任的态度。我决定与其一边逼迫自己对所发生的事情变得麻木，一边又不断任自己沉溺于“悲痛”或者其他各种不好的情绪之中，不如像戒毒一样彻底摆脱对药物的依赖，靠着自己的力量撑过这段时间。我开始不断用温斯顿·丘吉尔的名言鼓励自己：“如果你正经历地狱，继续前进。”我觉得事情已经不可能变得更糟了，所以只要保持前进就对了。“再见了，百忧解^[5]。时间会冲淡一切。”

一天早上，我打开冷柜，想要确认一下在我给婴儿们筹备葬礼的文书上面是不是犯了错误。我以为我要为一个两岁半的孩子准备一场葬礼，但实际上他们好像说的是两个半月大？在打开小小的白色运尸袋的瞬间，我被深深震撼到了：我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男孩！他的金发卷曲在大理石一般的额头上，就像波提切利^[6]画笔下的天使；紧闭着的双眼上长长的睫毛仿佛在亲吻他饱满脸颊的黑色精灵。我涌起一阵想亲亲他的小脸蛋的冲动。巨大的悲伤充满了我的内心，如此可爱的孩子竟然会因为一些尚不清楚的原因被抛进死亡的深渊，而来自我这个陌生人的“照料”，究其本质竟也只是为了将他“处理”掉。我抑制不住啜泣起来，在冰冷的空气中制造出一阵回响，在经过每一扇白色柜门的反弹后，传回我的耳朵里的声音听起来无比陌生。

“我没哭，”我默默否认着，“我有我的工作要做。”但当我将身躯已经冰冷且僵硬的婴儿从冷柜中抱出来的时候，即使依然在脑海里反复强调着同样的话，眼泪还是不受控制地往下掉，在他淡蓝色的婴儿服上洇出一圈圈深蓝的泪痕。

我想我可能同时也在为上百种理由哭泣。我将他紧紧抱进我温暖的怀抱里，为不知道如今他的父母或是其他家人在哪里、为什么不愿意为他举行葬礼而哭，为我见到的那些被新来的初级围产期病理学家像在熟食柜台出售的商品一样直接扔到磅秤上的“鱼宝宝”而哭，为在过去几年里我进行过的每一次围产期尸检而哭，同时也为一个我没能照顾周全的孩子而哭——那是我自己的孩子。

一旦你开始从事与死亡打交道的工作，就会很快明白为每个案子都掉眼泪会显得非常没用。在内心要修筑起一个完美的防御机制，直到某一事件突然发生，并且告诉你：“好了，是时候了：现在可以统统哭出来了，然后再回到正轨上。”

当时，我所处的正是这样一个关口，所以我的情绪彻底崩溃了。

我开始为解剖过的每一个死者哭泣，也为他们的每一位亲人和朋友而流泪。我相信我同时也是在为自己难过：因为在每一个漫长的工作日里，为了在传真和电话开始作响、其他人以及所有喧嚣吵闹出现之前赶完文书工作，我都要至少提前1个小时来上班；也因为生活在一个至今仍显陌生的城市中，每一个周末都备感孤独；还因为完全感受不到来自同事们的支持——那些每天都和我在一起的姑娘依旧对让我心碎，甚至身体上承受巨大伤痛的男人非常友好。我痛哭着，因为我在戒断对药物的依赖，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第一次感受到了强烈的感情冲动。我还因为——谁知道还因为什么而哭？也许我就只是需要哭出来。

我放任着自己的悲伤，直到最后再无泪水可流，于是我用白色防护衣的袖子擦了擦脸，将怀抱泰迪熊的天使宝宝重新放回冷柜。我将他的脸遮盖起来并且拉上了运尸袋的拉链，这样他完美的脸颊就不会被冷柜里的低温冻伤了。这只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个举手之劳罢了，但对那一刻的我而言，这一小小的举动却仿佛一并包裹起了我的全部悲伤。然后，就像我曾经会做的那样——就像我们每个人都会做的那样——继续前行。

当时的我完全不敢去期待后面的生活会慢慢好转，更预料不到我职业生涯的随后几年会在病理学博物馆中度过。虽然在博物馆的每天都被破碎的身体残骸所包围，但我内心的感受却始终都是完整的。轨迹的改变完全不在我曾经的职业规划之中，但是冥冥之中，命运之神已然为我安排好了将会遇到的人、将要经历的事，而职业角色的转变也让我对死亡有了更多的思考和更深入的探索。

从那些已经保存了100年甚至200多年的身体残骸中能够学到的东西远比我以为的要更多，因为它们的制作方式与我之前解剖过的，或者为了进行组织学分析而截取的残肢完全不同。在巴斯病理学博物馆采用的标本制作程序，或者说“罐装”方法，是非常古老并且变化多样的，这也就意味着我能更多地专注于解剖技术及陈列方式的历史，而不仅仅是像一直以来那样严格按照“红宝书”中写到的或人体组织管理机构提出的指导方针那样做事。(www.xing528.com)

另外，我也没想到会不时去另一个校区的解剖室担任示教解剖员的职务。示教解剖与普通解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普通解剖的目的是对人体内部构造进行研究，在医学生的学习生涯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解剖为他们开启了探索未知知识的大门。而示教解剖则通常是由一位经验丰富的解剖学家将一具尸体或者尸体的某一部分切开，以向学生们展示某一特殊的解剖学结构。每个解剖室还会向学生提供一系列人体结构的示教解剖三维图谱，供他们在捐赠的遗体上实际解剖时参考。示教解剖的对象包括呼吸循环系统、头颈部以及四肢等不同部位。那些来自遗体捐赠者的货真价实的人体“雕像”清晰地展示出肌肉、肌腱、筋膜、血管以及其他组织结构的分层，它们被完好地保存在诸如福尔马林等防腐剂中，在未来多年的时间里持续不断地将知识传递给学生。对于未来的医生们而言，他们的学习对象并不一定要是“完整的”，局部的残骸可以起到与整体相同的作用。

对我来说更有意思的是，在习惯了不得不在充分防腐、灰暗且坚硬得如同煮过头的金枪鱼一般的尸体上进行解剖后，我终于在获赠的用于教学的遗体上见到了“软固定”的新型防腐技术。其中一种叫作“蒂尔法”，是以开创这套方法的奥地利解剖学家沃尔特·蒂尔的名字命名的。有一天，他去肉铺买东西，无意间想到比起他们在格拉茨大学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湿制的火腿在更大程度上保留了肉质的弹性，于是一个“灵光乍现”的瞬间降临了。几年后，他将自己发明的新技术进行了优化，将无色且几乎无味的盐溶液、防腐硼酸、乙二醇、防冻液以及相当低剂量的甲醛等混合使用，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出乎意料的逼真和柔软。新技术的应用令医学生们在学习解剖时获得了更为真实的体验，也让我产生了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验尸间——的错觉。

我第一次去巴斯病理学博物馆的解剖室是在一个暑假，那时大部分学生都已经放假回家，而另外一些家就在伦敦的学生则到解剖室担任实习示教解剖员，那里天赋与才干并重的解剖学老师卡罗尔问我是否愿意加入他们。由于我在解剖学上的学习和工作背景，她希望我能一起为新学期做一些示教解剖的准备，而我当然很乐意抓住这个机会。为了准确定位自己最擅长的领域，我想充分体验各种类型的身体残骸解剖。当我拿到只剩下躯干和头颅的解剖对象后，便从颈部的肌肉开始进行解剖，计划首先暴露出胸锁乳突肌——就是我们APT在做Y字切口时也会涉及的那块肌肉。

“别一上来就直奔SCM。”卡罗尔忽然说道，于是我手上的解剖刀停留在了半空，“先处理颈阔肌。”

“什么是颈阔肌啊？”我问她，感到十分困惑。我与人体打了10多年的交道，却从没听说过这个名词。

卡罗尔对我的反应倒是相当理解：“那是一种非常浅表层的肌肉，就重叠在SCM的上方。”她给我解说道，“你在停尸房中一般不会见到这个结构，它的作用就是给下嘴唇的肌肉一个向下的拉力，让嘴角形成表现出悲伤、惊喜或者恐惧等情绪的弧度。”她一边说一边指了指自己的下颌骨：“不过造成颈部细纹以及下巴皮肤松弛的罪魁祸首也是它。”

“也就是说，它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像《加冕街》^[7]中的迪尔德丽·巴罗了？”我问。

“哈哈哈，完全正确！”

随着卡罗尔开始进行的解剖，我概念里的人体拼图中最新的一片初现端倪。然后，她将解剖刀递给我，让我继续把后面的解剖完成。颈阔肌至多也就两毫米厚，颜色呈淡淡的橙黄色，与旁边的黄色脂肪组织在一起很难区分出来。但是我耐心细致地一点点处理着，最终还是成功将其完整地分离了出来。这时我的耳边忽然响起了卡罗尔赞许的声音：“我就知道你肯定擅长这个！”

我的脸上也堆叠起笑容。这种由工作生出的满足感相当难以言说，不过现在，我也为学生了解颈阔肌的位置和功能创造了一份教学标本，这样知识就能不断传递下去。

后来，我又参与了很多有趣的示教解剖。解剖室的氛围充满着尊严感，甚至还令人感到有些快乐。因为我们面对的死者都是出于自愿的遗体捐赠者，因而他们中多数的死因也都是自然死亡。即使从其他解剖员无伤大雅的玩笑之中，我也能学到APT时期并不了解的东西。比如有一天，加文走到我的推车前，指着我的捐赠者被移除胸骨后暴露出的肺部说：

“看，这个肺上有‘小舌头’。”

再一次，我为一个从没听过的解剖名词感到迷惑。

注意到我的表情后，他继而解释道：“那是一个很小的、舌头状的结构，有时候会从左肺上叶的下部伸出来。”说着，他用戴着手套的手指轻轻地弹了一下“小舌头”：“看到了吗？它看起来多像一只小狗吐出来的舌头。”

“嗯，确实。”我仔细观察了一番后附和道，并且猜测其命名（lingula）的拉丁词源是lingua。我又想了一下，然后说道：“但是我觉得比起‘舌’来，它真实的本质应该是‘唇’。”

我的话音刚落，他就发出一阵大笑：“你是在说阴唇吗？”

这时刚好卡罗尔从旁边经过，于是惊叫着加入我们：“是谁在讨论阴唇呀？”

我忍不住大笑起来：“是加文！是他先挑起的话题！”我指着加文回答道。随即，我们都陷入狂笑之中。

唇/舌。

阴唇/小舌头。

西红柿/番茄。

古老的拉丁文可真有意思。这也令我想起在上大学的时候，和我的微生物实验搭档宝拉一起按照拭子上的操作说明从对方的小舌上采集样本：“接下来，宝拉，躺到地板上，然后脱下你的裤子。”我说着，摆出一副将“小舌”（uvula）理解为“阴门”（vulva）的样子。当她看到我真的手持棉拭子靠近过去的时候，不由陷入了慌张。好在很快她便意识到我是在开玩笑，又重新放松下来。实际上，“小舌”是喉咙的后面垂下来的一小块水滴形的肉，经常会被误称为扁桃体，是一个能够采集到大量用于分析的微生物，并且毫无限制级色情意味的组织。不过，当时宝拉脸上的表情真的非常好笑。

哪怕只是取走了尸体上极其微小的一部分，死者的状态也会变得截然不同——这是我在从事全职APT工作的时候从没意识到的重要事实。又一次，我有幸参与录制一部关于尸检过程的教育纪录片。影片中，我会和一位著名的病理学家一起展示将获赠遗体的内脏取出来的过程。而在几天的录制里，我们进行的每一步都会有三台摄像机对着我们拍摄。在早期的制作会议上，我们便已经很明确地获悉在整个拍摄和播放的时间安排上，最大的困难来自在英格兰有限的范围内，很难找到合适的遗体捐献者。对于在拍摄中所需用到的设施，我们已经与美国的一家公司签订了供货合同——它主要经营供外科医生练习使用的四肢——因此，对于整个团队而言，在寻找遗体方面继续与这家公司合作显然更为明智。然而，这里面存在一个很大的障碍，那就是为了拍摄而从海外进口完整的尸体违反了英国的法律。对此，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将尸体的一部分摘除——比如一只手或者一只脚等。如此一来，遗体就会被海关分类为“人体的一部分”而得到放行。而在拍摄过程中，只要选对角度，这些遗体看起来仍和完整的尸体无异。于是，问题的难度就降低到摄影技术的层面上了。

然而，在距离拍摄仅剩一周的时候，一天早上，我接到了制作人打来的电话。“卡拉，”电话里她的声音听起来非常慌张，“尸体已经送来了，但是两条胳膊都被砍了下来，简直惨不忍睹——她看起来就像只火鸡！”

“他们究竟为什么要那么……”我还没有来得及问完就被她打断了：“但是他们把她的一条胳膊同时寄了过来。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将两条砍下来，然后再把其中一条寄过来。不过，你有什么办法吗？”

“你说的办法是，让我过去把她的胳膊重新缝上吗？”我问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没问题的。”

“真的吗？我的天啊！你简直就是我的救星！这样的问题我实在问不出口——我觉得这听起来太奇怪了。”

“我被问过的问题里有的是比它更奇怪的。”我虽然是在安慰她，但说的却也是事实。我经常会被问“你能不能帮我给死去的猫咪做个防腐处理”，或者“如果我的妻子死了，你能把她做成木乃伊吗”。如果她死了？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就是：“告诉你，在她活着的时候好好珍惜，比死了以后做什么都强。”

于是，几天后我出现在一个相当高端的外科手术及尸检套房中，准备给可怜的遗体捐赠者重新接上她那条实在无法理解为何会被砍下来的胳膊。

“你确定没问题吗？”制片人问道，“切口边缘全都是参差不齐的，他们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呀？”她显得异常焦虑不安。

“放心，”我镇定地答道，同时回想起所有经手过的碎尸重组案例，尤其是那名跳地铁自杀的男子，“我已经不止一次做这种事了。”

当胳膊被缝合回去以后，可以想象接口处的样子看上去肯定相当吓人，但是我又在上面包覆了一层肤色的绷带。如果你稍微眯起眼睛或者向后退上一两步，就基本上很难分辨出那已经不是她本身的皮肤了。紧绷着的空气明显缓和了下来，警报解除。

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对悼念祭祀的讲究和执念尤其强烈。其中，最出名的传统就是将死者身体中的某一部分用于珠宝的制作中——主要用的是头发，但有时候也会用到牙齿或者骨骼。不仅如此，他们还会用同样的方式向活着的人表达心中的爱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传统开始遭受冷遇，不过进入新世纪后似乎又有回暖的迹象。2015年，卢卡斯·昂格尔用一枚由自己的智齿打造的戒指向女友卡莉求婚。而在更早的2011年，根西岛的梅丽塔和马克·派利特走入了婚姻殿堂，据说马克用来求婚的戒指上除了钻石之外，还有来自他被截掉的腿上的一小块骨头。所以，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仍然保持着活力，而让我感到非常有趣的一点是，很多曾经一度被视为死亡祭奠物的古董物件，竟然是讴歌爱情的信物。

人们坠入爱河，进而在爱情中得到永生——因为从理论上讲，孩子是父母生命的延续。但是如果没有死亡的阴影作为背景，那么爱情的宝贵以及我们对它出自本能的渴望就会失色不少。

我还没有生过小孩，但是经历过一次流产后，我开始对此深有体会。我的生活完全被倾覆了，没有一件事在正确的轨道上，整个人都处于崩溃的状态：我就像是一个“空洞”（hole），而不再是一个“整体”（whole），曾经一度敏锐地感知到了生命的意义，现如今却变成了一无所有。那时候，在停尸房度过的所有时光里，无论我如何拼尽全力去尝试，始终难以摆脱负面情绪对我的控制。幸好后来我学生时代的一个好友，吉娜，给我带来了救赎：她邀请我到法国南部度假一周。那无疑是个绝好的机会，让我远离阴霾的英国和停尸房日益令我感到受困于其中、透不过气来的墙壁。并且由于住宿是免费的，我需要自己支付的只有机票，于是我立即答应了她。

事实证明，这次旅行正是我需要的。夜晚的海边有我从没见过的灿烂星空，我们就在漫天繁星下交换着心事。那些将我的心脏反复刺穿的尖锐的痛苦，在当地美味又便宜的红酒的安慰下舒缓了许多。随后的几天虽然每天阳光都很灿烂，但我却总是提不起精神，还喝了太多的酒——这次喝的是我们骑了5分钟自行车到当地的葡萄园挑选的两升装冰镇白葡萄酒。吉娜参加了一些远足活动，她的法语相当流利，同时又对冒险充满兴趣。和她相反，我却只想躺在阳台上，任自己被法国的太阳暴晒。我对阳光是否能把所受的屈辱全部烧成灰烬仍存有一丝侥幸的好奇，在此之前，为了对抗受辱的感受，我还做了诸如拼命洗澡之类的无用功。我觉得我喝得太醉了，感觉非常糟糕。

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去了游乐园，那里喧闹的人声、音乐以及灯光都令我感到眩晕。光影中我像是在做梦一般，没有半点真实感。在经过了相当长一段沉淀悲伤的忧郁时光后，那些噪声像暴风雨般席卷了我的脑海，不过也带给我一种迎接挑战般的兴奋。我渴望体验些新鲜的东西，想要从中获得与之前迥异的心情。因此，我恳求吉娜和我一起去玩那些游乐项目。我们时而水平旋转，时而又竖直升降，有时还会像个钟摆被甩动起来。在把这一切一一体验过之后，我告诉她我想坐过山车。或许一股汹涌而来的肾上腺素能够刺激内啡肽的分泌，让它们冲进我的大脑并填满它？东倒西歪就要散架似的游乐设施看上去一点都不安全，然而我却一点都不害怕。

随着过山车接连不断地转弯、上升、下降以及上上下下地俯冲，我做了一件之前从没做过的事情：在飞驰的过山车上，我松开了双手。

【注释】

[1]根据慈善机构“糖尿病英国”发布的数据，由于糖尿病并发症引起的截肢已经以每周135例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

[2]由托马斯·哈里斯创作的悬疑小说系列中的虚构人物，他沉着、冷静、知识渊博而又足智多谋。以该角色为主角的小说，多次被好莱坞拍成电影。——编者注

[3]萨德侯爵，法国情色作家。——编者注

[4]easier to swallow，容易被吞下。——译者注

[5]百忧解是一种抗抑郁症的药物。——编者注

[6]波提切利是15世纪末佛罗伦萨的著名画家。——编者注

[7]《加冕街》是20世纪60年代英国出品的电视剧。——编者注